鼠为媒
1958年元月至1959年10月,是我人生中最倒霉的日子,在这一年另10个月的时间里,首先是父亲心脏病突发不治猝死,5月份戴上了一顶“帽子”,接下来未婚妻跟了别人,不久母亲得了癌症。据当地医生说:“听说上海和北京能开刀”,治疗癌症还处于医生“听说”阶段,于是等到1959年的10月母亲弃我而去。
如果还有娘在,也许我对人间还有些留恋,在那种“孤立分化”的高压政策下,我如孤岛上的孤儿,无救无助,奄奄一息,何况我的老家又在远方,当年的实足年龄是23岁。
等死吧,再坚强不过的人!
这一年的年底,寝室里来了一个留高平头的人,20多岁,个头不高,人很精神,看去有点农村人摸样,据说是东山电站装机后调到供电所来的,武汉青山技校水机专业的毕业生,姓刘,名洋明,是我后来认下的异姓兄弟。
寝室很大,通条房子,住了十好几个人,一楼是工具仓库,二楼是医务室,洋明来了以后被安排在紧靠门口的一张床上,和我正好斜吊角。我算是比别人优惠,和床并排有一张黄色的长条桌与临床隔开。三天以后洋明和我隔壁的那个青年换了位置,我们只隔了那张长条桌子。
我的床上床下发生了变化,纯属一个烂猪窝看见了线条。
我在楼下仓库里修破烂,刘在电修车间修变压器。我的行动轨迹就是一楼仓库、二楼医务室、三楼寝室,然后直接下楼穿过篮球场到食堂买饭,还要等到人少的时候。等院子里没人,端着饭再穿过篮球场、再到三楼,吃完饭把碗一推蒙上头等死。
偏不死!你说怪不怪?本来想死相当容易,从三楼往下一跳,或是随便扯断一根电线用两只手往上面一捏,凭我这个高才生,要是想把自己电死,你们谁想救都救不活,可是我不能这样做,那会死得不明不白,再说我们家里也没有这个传统。
就在那些日子,饭不用我端了,洗脸水不用我打了,被子脏了不用我洗了,甚至早晨漱口的牙膏都不用我自己挤了。
我开始写小说,想把那些倒霉的日子记下来,他就扑在桌子上,一动也不动,眼珠子也不动,有时我瞅眼看看他的眼睛,瞳人里只有我,左眼里是我,右眼里还是我。
第二年的春上,由于同时增加了水、火两台机组发电,电量显得富裕,于是所里组织了一批人到外面去“发展用户”,我也算了一个,三个人一组给老百姓装电灯。我们这三个人中有一个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姓邱,一个是电修班的女工姓李。这一天装到了朱家巷,破破烂烂的巷子,房屋大小不一、参差不齐,特别是那些瓦屋顶,灰有半尺厚,钻进去比那下煤窑还龌龊。邱虽然个子大,但他刚来,又年轻,不懂得什么派不派的,就枪着干这苦差使,一下来像个黑煤猴,引的隔壁邻居都过来看。18号住着一个张婆婆,那天装到她家,让邱洗了脸大家就坐下来休息。张婆婆忽然问我:
“今年多大啦?”
“二十三。”
“家里都有什么人哪?”
“爹和娘。”
“他们都好吧?”
“死了。”
“啊?”
邱和李都笑了:“别听他的,他最爱逗。”“他是我们的技术员……”
他俩这么一说,张婆婆不往下问不就没事了吗?他偏要问:
“结婚了吗?”
“早结了。”
“爱人在哪呀?”
“和我一个单位。”
“那好呀,有孩子了吧?”
“有了。”
“几个呀?”
“一个。”
“是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
“今年几岁了”
“二十三。”
“啊?!”
“哈哈……”
我说的一点没错啊,大伙笑什么?这一笑笑出豁子来了。?xml:namespace>
要说我那个未婚妻呀,是个拼命三郎,她刚来厂拼命追我,出事以前拼命跟我,出事以后拼命蹬我,什么原因?没有介绍人。以后再找老婆一定要先找个可靠的介绍人。这个介绍人是谁?谁也猜不着,其实谁都认识——
耗子!
一家亲
转眼一年过去了,装灯结束了,小组散伙了,我还是到工具仓库里捡破烂,修也没什么好修的了,只有收收检检,没事喝茶吃西瓜,躲在角落里倒也自在。刘洋明仍然把我“顶在头上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看去一个粗人,心比针尖还细。
这一天我在街上走,碰见了张婆婆,隔多远就向我打招呼:
“喂,技术员!你这是去哪呀?”
“哦,张婆婆,您真是越老越威武了,看您走路多带劲。我去解放路买点东西,您这是去哪呀?”
“我正在找你。”
“啊!找我?”
“可不是吗,你们给我家装的三盏灯只亮了两盏。”
“找供电所维修班哪,何必耽误这么长时间?”
“我知道你总要打这条路上走。”
坏了,我被跟梢了。
我把在街上遇到张婆婆的事告诉了洋明,他说:
“去就去吧,谁知道这老太太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总是好事,没好事也混顿好饭吃。”
那天是五月初五,家家门口插艾蒿,至于吃粽子,那年没有计划糯米供应。
我到了张婆婆家,进门就要修灯,张婆婆一把将我摁在一把松木矮椅子上:
“你以为我真的让你来修灯啊?”
“那是做什么呢?”
“今天不是端午节吗?”
让刘说对了,接我吃饭。不一会左隔壁的王婆婆过来了,右隔壁的彭妈妈过来了,一人拉了一把松木椅子坐下陪我说话,张婆婆自然也不例外。这真是婆婆妈妈,张家长李家短地问这问那,我都不好说,又不能掉眼泪,只好跟她们打哈哈。
大约过了个巴钟头,从门外闯进来一位姑娘,大约二十来岁,高矮和刘差不多,有点胖,上身一件黑色灯心绒的旧春装,下身一条阴丹士林的裤子,脚上一双解放鞋。鞋上沾满了泥沙,裤腿和春装上也沾了不少泥点子,进了门把春装一脱拿在手里,向我瞟了一眼也不知道对谁说:
“稀客!”
那声音很响亮,说着就往里间屋子走,一派风风火火的样子。
王婆婆说:“这是张婆婆的孙姑娘,叫明秀,跟她爷爷姓鄢。”
“哦——”
张婆婆说:“刚从乡里回来,帮家里割麦子去了,带了点年货,所以接你来过节 。”
“哦——”
彭妈妈说:“这可是个好孩子。”
“哦——”
说话间姑娘又走出来,端了一簸箕沥好的大米饭,上面摆了一块煮熟的蜡肉和两根香肠,另一只手提了一串粽子,也像是煮熟的,走到灶边就通炉子。我们坐的这个地方是堂屋,这家子穷的叮当响,堂屋就兼了厨房。姑娘把饭和腊肉蒸上又去端青菜,也是洗干净的,操起菜板子就切,不一会饭好菜好桌子摆好筷子拿好这就吃饭。彭妈妈回去了,我和秀坐对席,两个婆婆坐陪席,俨然是个一家之主。秀一个劲地往我碗里拈菜,眼睛只跟着筷子尖走,不显得拘束也不显得放肆倒像我是她的什么人。起初我很拘谨,慢慢地随意起来,也用筷子往她碗里回菜,两个人相对笑一笑,这一笑显得是那么淳朴善良,一下子把我的心栓在了她家的门环上。
吃了饭洗了碗她又到河边“打起坡”(从船上往岸上挑菜),原来她是家里的半个劳动力。
我不能无功白受禄,坐了一会修电灯,原来是邱接的电线绝缘层被耗子啃了,这个耗子的命真大,电线都烧断了硬是没把它电死,要不怎么说是我们的“介绍人”呢,要是没有这只耗子啃了电线我会到陌生人家里去过节吗?打死我也不去!
刘对我们的事情非常高兴。他对我说:
“马上要搞‘社来社往’,我得走了,要是不把你交给个可靠的人我也不放心。你说不上是公子哥,也是娇生惯养的,社会上独立做人你还不会。”
这“社来社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从哪来的还回哪去,是指大跃进那些年,人人都想往工厂里跑,工厂里的又想往电力部门钻,一时间人浮于事。到那年大锅饭吃光了,锅也砸没了,还吃什么呢?回老家种田吧。
要说刘不属于“社来社往”的对象,他是个孤儿,跟着婶娘长大,在没有计划生育那些年谁家生孩子就是一大堆,假老大必定是长工。于是他到处流浪,混了一张小学文凭加上一点灵气考上了省电力厅的技术学校。他是被分配来的,我心里明白,领导上看不惯你让你走你敢说留着?往哪去呢?回老家继续当长工?
“不,”他对我说,“我也找个主‘上门’去!”
刘有个姐姐嫁到荆州,认识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有个亲戚在宜都,也是两老没儿没女,从姨妈家过继来一个女儿,既聪明又能干,长的又漂亮,初中毕业在小队兼会计,可以说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只是缺人心疼。刘的姐姐知道弟弟最会心疼人,两处一拍即合。
说起这人哪,要是倒了霉祸不单行,要是有了福也不单降,我的一顶“帽子”戴得好不得,偏偏到了冬天给我取了,害的我得了偏头疼。
我和秀偷偷地谈了快一年了,她家的门环栓有一根橡皮筋,别人看不见我感得到,一头拴着她家的门,一头拴着我的心。那天我把喜讯告诉她,她一点也不为我高兴。
“我从来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我只要你这个人,刘不是把你救活了吗?看我把你暖不暖得大!”
这话怎么告诉刘呢?我是两边都瞒不住话。在刘要走的前几天他陪我到秀的家里去了一趟,给我们各买了一双袜子和一条手绢。见了秀对她说:
“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妹子,现在我就把这个人交给你了,将来要是有个什么好歹,你看我怎么找你算帐。”
“算就算呗,未必我怕了你了?”
“他跟你那个妹子一样,都需要人心疼,我们是一根藤上的四个苦瓜,谁都不能丢下谁。”
“听你这话倒像是我把他怎么样了,你不就是照顾了他几天吗?隔着两张床,中间还夹了一张长条桌子,将来他在我的心口窝上,你的那点心疼还不够我撒胡椒面的。”
第二年的三月我和秀结了婚,六月刘他们结了婚,各生下了一儿一女,排下来他的儿子倒是老大,我的女儿是老二,他的女儿是老三,我的儿子是老幺,两家人就像一家人,从来没断过走动。只可惜,我们的两个妹子都没能把我们陪到底,大妹子十八年前撒手而去,老妹子十年前离开了我们。十年前当我接到了噩耗的那天赶下去为老妹子守了一天一夜的灵,“五七”那天我为她写了一副挽联:
生也苦,病也苦,死也苦,苦度苦海苦修行
情亦真,义亦真,仁亦真,真读真经真菩萨
现在只留下我和洋明两个孤老,肯定不会同年同月同日死,留下的最后一个将是这个家的一家之长。
(初稿于2005年,2013年7月13日对年份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