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刘庆山生于1925年？月，猝于1994年4月27（农历）。父亲三个月丧父，他的童年是在母亲含辛茹苦、孤儿寡母无人帮助的家境里长大的。因为没有近门当家，到父亲这辈刘家已是五代单传。为了看好刘家这棵独苗，接受爷爷有文化英年早逝的教训，所以小时候奶奶对父亲的读书识字并不重视，只想让他早日独立生活，将来能顶门户过日子就满足了。所以父亲仅在本村上过两年私塾（村里人联合请了春杨庄一位叫杨春茂的先生），不知道是文化水平有限还是教学方法有问题，杨先生经常拿戒尺打学生，父亲怕挨打，三天两头逃学，所以父亲上了两年私塾，除了扫地或者帮助老师做力所能及的劳动之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当时的繁体字笔画比较复杂）。记得小时候父亲和我们讲起他的上学经历时，总说：周化庄瞎胡闹，请了个私孩子杨春茂，不教识字光“打泡”（学生的手和头上经常被戒尺打的起泡）。父亲十三岁被奶奶送到邻居家在东光县城开的窝头铺里学手艺。十六岁又转到天津学制胰子（肥皂），后来转到“庆记”轴线厂学打线直到天津解放。父亲学徒期间是没有工钱的，只是到天津后除了吃饭，东家还提供住处。小时候奶奶告诉我：你父亲学徒的时候脚上的鞋常年露着脚趾头，身上的衣服一年四季一个样。因为那时候奶奶带着两个姑姑在家里种那十余亩薄地，收成也是很可怜，当时的农业纯粹靠天吃饭，一亩地收三斗粮（当时一斗是15市斤）是最好的年头，赶上旱涝灾害，颗粒无收也是很正常的。所以那时候的日子糠菜半年粮就是好年景了。父亲的学徒打工生涯一直持续到全国解放，从来没有往家里拿回过一块钱工钱。解放后，父亲所在的厂子很快实行了公私合营。父亲被国家分配到利和毛巾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因为不懂毛巾制作技术，又有蒸窝头的学徒经历，父亲就做了利和毛巾厂的炊事员一直到1962年下放回家（当时叫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农业。本来当时他不是下放对象，但他是工会小组长，他们组里的一个伯伯该走让他去做工作，人家反咬他：你怎么不走？他和人家赌气，有什么了不起，我走就走，就这样那伯伯留下了，他自己主动找组织要求回家了）。

    对于父亲的记忆，是从我三岁那年春节开始的。之前，父亲很少回家，从小我的生活里就只有奶奶，母亲和哥哥。我三岁那年春节前下了一场大雪，过年了，雪化成水又结成了冰，很多屋檐上都挂着一根根透亮的冰棍溜子。当时，吃雪蛋，打冰溜子吃冰棍，对于农村孩子是件很惬意的事。这天，哥哥在门前的磨棚檐下给我够了一个冰棍溜子，我正拿着在月台上大口大口地吃着，不巧被回家过春节的父亲看见了，父亲走到我面前，二话没说，一把夺过我的冰棍顺手扔出去老远，我吓哭了，跑进屋里藏在母亲的背后，父亲不依不饶追进屋里举手就打，幸亏母亲用胳膊挡住，我才没有被打到。这是我记事以来父亲第一次留给的记忆。

    父亲自幼学徒，没有种过地，62年回家后很长一段时间不适应，他习惯了天津的城市生活，所以刚回家前两年，他很讲卫生，但是农村没有自来水，吃水全靠扁担担，洗澡更是可想而不可及的事情。他天天郁闷，和一帮人在我们家下房西屋里推牌九，不愿下地劳动，一干农活就着急骂街。孩子和我母亲都是他的出气筒。那时我上小学，每天放学回家后，一听到父亲进家的声音就躲起来，生怕挨骂或者挨打。因为不是我们有错惹了他，是他受不习惯农村的脏累故意找茬在老婆孩子身上煞气。因为他脾气大，哥哥很小的时候大腿骨被他一脚踢坏了，后来在天津花了很多钱换了骨头，这事他自己后来也后悔莫及。由于父亲没有文化，旧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当时在父亲的眼里，娘们孩子不算人，在我们家，他除了对奶奶百依百顺之外，在我们面前，俨然是一位不讲道理的暴君，这是我直到1970年走出家门之前父亲给我留下的一贯印象。

    父亲在公众场合是一位很和蔼可亲，有求必应，胆小怕事的人。

    慢慢的，生活的残酷使父亲认识到自己必须下田劳动才能维持家庭正常生活。六十年代初期，老家还是人民公社领导下的生产大队、小队建制。社员家家靠集体，人人吃饭靠劳动。当时的农村温饱问题是人们生存的主要威胁。因为没有粮食吃，有两年树皮草籽常常是最好的干粮。甚至用玉米苞做点心，救灾运来的苦菜籽，咬一口嘴里苦的流酸水，但是，为了填饱肚子，这些都得吃。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从学校到家门口至多有1500米的路程，我不知道要走走停停几次才能回到家，遇到春冬风大，常常是刮倒在地趴半天起来再走。现实生活教育父亲慢慢清醒地从天津工人的梦里回到周化庄社员的位置上。父亲开始伏下心来学着耕耩耙地，学着使车上场。因为有一手做饭的好手艺，每年春冬两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或者是根治海河，都有县乡领导点名请父亲去工地大食堂当主厨。那年代，在社员眼里当炊事员是个很肥的差事，每天挣十分工，还落个白吃不拿钱，甚至可以为家人粘点小便宜回家。但是父亲却不那么看，他觉得伺候人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当大师傅，一人难称百人心，常言说众口难调，尤其是伺候的不光是民工，还有指挥民工的各级长官，所以每次出工上任，父亲总是小心翼翼，除了任劳任怨做好厨师工作之外，从来没给我们带过一块窝头咸菜回来，更不用说白面馍馍了。而面对他的各级领导和全体民工，父亲从来都是满脸微笑，有求必应。所以，若干年后，一些当了县领导的老熟人依然亲切喊父亲为庆山哥，刘师傅。一提起周化庄刘师傅，人人都伸大拇指夸奖好人！因为父亲不识字，伙食帐都是靠心计的，有时候明明觉得不亏，但是管理员愣是说父亲的窝头分量超了，馒头大了等等，后来父亲才发现原来是管理员在做手脚为自己捞油水。为了证明自己无过错，有了一次被冤之后，父亲再被聘主厨，每次都做标准斤个留样，这样一来，即不亏众位食客，也在管事人面前给自己留个理不亏的证据。在公有制的人民公社时期，社员到公社或者县里工地出工都是一个通知就得去，上级是无偿调用的，工分却要回生产队记。有一年父亲被县里调去海河工地做饭，三个月回来后，队长愣是不给一分工，理由是你给县里干活你跟县里要工去，俺队里管不着。明明是队长给小鞋穿，父亲只能在家里生闷气，拖得当年都没有参加队里的年终分配。直到第二年乡里又要父亲出工做主厨，父亲要求乡领导给说法问题才得到解决。

    父亲很淳朴，经常教育我们诚实做人，再穷不偷盗，再累不耍滑。

    慢慢的，父亲成了生产队里最本分听话的好社员。谁不干的活，派到父亲二话不说，吃亏受累他都能忍着，他常说，大家都耍奸，庄稼不能不种吧？粮食不能不收回来吧？多出点力累不死，没关系。在那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下，生产队每年打下粮食都是先国家，后集体，剩下才是社员自己的。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我们队往往交完公粮，留下种籽，社员们就没有几斤粮食可分了。从我记事起，家里每年都很少有不为吃饭发愁的时候。年年靠吃国家返销粮度日，花钱靠拔草喂羊，挖菜养猪卖点钱，或者靠鸡屁股下蛋换钱买油盐酱醋。日子如此紧吧，我们队里的粮仓就在我们家东屋和北挎屋，父亲教育我们从来不能靠近两屋半步，不准捡拾仓库边入库掉在门外的粮食，永远记着天津老丁伯伯在垃圾堆捡了一个小破煤铲记大过的教训（1956年整风反右时父亲在天津经历过的一件小体大作无辜整人的实事），永远不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污点。父亲叫我们做的他首先做到，家里再穷，没有粮食下锅，他也不拣队里一颗玉米，一个谷穗回家。在生产队干活起早连晚，不加工分他从来不抱怨，遇到刮风下雨天气，常为自己练晚干活保护了队里的庄稼或者收成而知足，“亏得练晚干完了，要不这场风雨得糟践多少粮食啊！"

    父亲很简朴。一辈子自己就穿过两双皮鞋。一双是苏联三接头式单鞋，一双是皮棉靴。直到他去世前，他的这两双皮鞋保养得还很新。有谁知道这是他解放后在天津给自己置办的唯一奢侈品。父亲常说脚底下没鞋穷半截，确实，他穿皮鞋穿什么上衣长裤都显得很有气质，在农村劳动了后半生，闲下来赶集上店进城走亲戚，谁也看不出老爷子竟然是个地道的老农民。在天津工作时，大约是五六年左右，他给自己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也是父亲下放回家带回来的唯一大件东西，父亲爱护他的自行车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每骑必擦，始终保持着出厂时电镀的亮度和烤漆的新亮，不知情者谁也不信他的自行车骑了二十年还和新的一样。六七十年代，父亲四十多岁就当了爷爷，当时靠生产队挣分吃饭，全家祖孙三代九口人了，父亲作为一家之主，既为儿孙满堂笑的合不拢嘴，又常常为难以维持一大家子人得生活愁得睡不着觉。当时一毛钱也要算计好几天才决定怎么花。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二队有一年麦收九厘钱一个工（10分为一个工），麦子收下来交了国家公粮，留下秋季麦种，社员们什么也没分着。父亲愁得一宿宿睡不着觉。一大家子人接下来怎么活呀。那年代，我一个月三块钱的菜金父亲都拿不出来，我的四年初中生活费都是姥姥资助的。期间有多少次父亲不让我继续上学了，要让我回家挣工分养家吃饭。

    因为穷困，晚年的父亲实在馋了，到王集上花五毛钱买俩包子解解馋，从来不舍得吃一块钱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