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得那是一九七几年了，反正囤子里家家户户都在屋里安上了一个四方形的绿匣子，匣子里每天都按点播放国家大事和新闻。但最让人喜欢的就是每晚六点开始的评书联播，有王刚讲的《夜幕下的哈尔滨》，有单田芳讲的评书《三国演义》，有田连元讲的评书《杨家将》。但我们记忆最深的就是刘兰芳讲的评书《岳飞传》。那时哪家都是早早的吃完了饭，坐在炕上收听广播里的评书，那个绿匣子几乎成了每家每户的奢侈品，都特别注意它，都怕小孩子弄坏了都挂得高高的，不让我们这些小孩子碰到。生产队长要是有啥指示和动态，也是通过这个小绿匣子转达，后来竟然不在敲那个囤子里的大铁钟了。再后来，那个大铁钟哑了生了锈，被队长卖了废铁。 从此消失了。

    两个哥哥都已经长大，也能帮助父亲跳水劈柴干零活了。父亲就很少再去囤子里的那口老井挑水了。而父亲每次去挑水的时候我都会跟着，我喜欢和一些小伙伴们在井沿溜冰玩。而哥哥们是不带我去的，主要是我太累心，太疯，玩起来就不知道回家吃饭。而且我还要带着一个跟屁虫：妹妹。 

    我喜欢和父亲比个头，每次父亲挑水的时候我就钻在他的腋下，连跑带喘的撵着爸爸的脚步说，我长个了，都到爸爸的胳肢窝了。  爸爸不理我，脸红红的好像很累。可我那时就知道疯玩，那去考虑身体瘦弱的父亲跳水时的感受。

    后来有一天家里的小广播突然不响了，妈妈说可能是坏了，又没地方修，《岳飞传》正听到节骨眼上，也不知那个岳飞元帅咋样了？打了胜仗没有？我很好奇，心里惦记着，便有很多时候甚至不吃晚饭和妹妹一起去邻居家听。就是时间不到也要在哪里等着，生怕错过每一句。母亲看着我们这样，竟然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卖掉家里的一头猪，买了囤子里惟一的一台带着两个扭扭 开关的收音机。这下可好了，我们白天听，晚上也听，除了听评书我还喜欢听孙敬修爷爷讲的童话故事。那收音机母亲看的很贵重，每次都要她一个人亲自去拧开，生怕我们手没有轻重，给拧坏了。听完之后还要盖上一块新鲜的红布，在放进柜上边的厨子里。     

    不但我们好奇喜欢，连那些邻居们也都每天都听小绿匣子了，都没事时跑来我家听收音机。有时母亲会很烦，她说这样听下去太废电池。可我们还是照听不误。每当那里传来标准的普通话，这些人的心也跟着宁静了。“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开始了。”“现在是各地人民评书连续广播时间，今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岳飞传》。”“嗒嘀嗒，嗒嘀嗒，嗒嘀嗒嗒滴......小朋友，小喇叭节目现在开始广播了。”这是我最喜欢的节目《小喇叭》，我最喜欢孙敬修爷爷讲童话故事，他的声音充满了慈爱，模仿力也特别强，让我一直都会跟着他的故事情节心潮翻滚，酝酿紧张，直到最后小羊的妈妈用机智战胜了大灰狼，心方才落地，狼和七只小羊的故事和孙敬修爷爷捏着嗓子模仿大灰狼的声音至今难忘。 
    如果说那年我能上学最应该感谢的人不是父母，而是那个一直都让我怀念的刘春芳老师。

    那年我快十岁了，还每天逢头垢面的赶鹅，放猪带妹妹。那年囤子里已经实行扫除文盲，消灭文盲的活动，口号标语满大街都是。以前满大街的标语都是批林批孔批左批右批判走资派的，现在换上了扫除文盲，争取下一代争做有文化的农民。父亲母亲都是文盲，他们不识字，也不想识字，只要每天能有活干，能挣工分养活家就行，那想过那么多？母亲总说，文盲咋了？不缺胳膊不少腿的，能干活就行呗。所以一直都不喜欢让女孩上学，总说女孩长大了是泼出去的水，嫁出去的女，借不上光。
    可是，那一年的春天，村里学校的校长刘老师来到了我家，和母亲做着思想工作，劝说让我去学校读书。当时我好高兴，连忙给刘老师倒水搬凳子让座。刘老师那天穿着黑色的呢子上衣，齐耳的短发干净利索。她那时已经有四十岁了，是个城里来的下放知青。因为她有文化，加上囤子里没有老师，生产队长便和社员们一致推举她做了小学校长兼老师。刘老师喜欢笑，一说话就有两个很深的酒窝露出来，让人感到特别亲切。我好喜欢上学，也渴望上学。这样不仅能学到文化，还能摆脱母亲干不完的指使。这多好啊？我就站在刘老师的身边不肯动，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而我那执拗的母亲就是不同意，虽然很尊敬刘老师，但还是说我太小，过一年再送我去学校。 刘老师看看劝说不了母亲就走了。我记得当时我还用手拽着刘老师的衣角，跟着走出了好远才被母亲喊回家。我以为刘老师不会再来了，伤心的滋味顿涌心头，我的眼泪都不听话的流出来，滴落衣襟湿了一大片。那时候我很渴望读书，邻居王大爷每次来我家串门，都会指着我家墙上糊的报纸给我念字听。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报纸上写的大大的标题叫“人民日报”。王大爷说我已经快认得二十个字了，很聪明。也劝说母亲让我上学去，可母亲因为这还和王大爷吵了一架，嫌他咸吃萝卜淡超心，多管闲事。王大爷被母亲噎了一顿再也没说过此事。
    我以为今年上学肯定没戏了，谁想到过了几天，刘老师和生产队长一起来到我家，又是劝告又是批评的把母亲教育了一顿 。生产队长还说母亲，不识当前的形式，现在正是扫盲阶段，如果不配合就扣除半年的工分。这下，母亲害怕了，赶紧承认了错误，并答应让我去上学。
    那天，我干活特卖力气，给母亲扫地，烧火还抢着喂大鹅。母亲没理我也没在骂我，到了晚上，母亲就翻箱倒柜的找碎布头，连夜给我拼凑了一个非常好看的花书包。第二天我就高高兴兴的走进了囤子里唯一的一所小学。这座小学在囤子东头，也是茅草房但很宽敞。里面的课桌板凳都是用土坯搭成的，上面糊着很厚的报纸。那时上学不要钱，不交学费的。我和囤子里的孩子们一起坐在教室里听刘老师讲课，心里既高兴又专心，生怕漏掉一个不懂的字 。当时的刘老师还手把手的教我写笔画，写拼音，直到把我教会为止。那些场景至今想起来都让我热泪盈眶，激动不已。
    我的学习由于比较认真，所以成绩还算不错，深得刘老师的喜欢。可是我不明白，上学后老师的登记表上为啥要问家庭成分？当她问我是啥成分时，我懵了，我都不知道我家是啥成分，是地主，是富农还是贫农？后来我回家问过父亲，父亲的反应很平淡，说让我报上富农的成分就行。但我知道，富农比地主好点，贫农比富农好点，为啥不写贫农呢？就在我满腹疑问的情况下像刘老师报上了富农的成分。刘老师说，这成分和班里选班长班干部也有关，我的成分算中农，是当不上班干部的。 我哭了，回家就问母亲咋回事？爸爸怎么可能是富农呢？咱家多穷啊？
    母亲听了叹口气，给我讲起了爸爸的酸涩家史。母亲说，爷爷当年在河北老家时自己在山上开了两亩多地，后来也曾雇人帮衬着干活，可就那一年实行土改，就把爷爷的土地给分了还不算，还把爷爷拉到大街上游行示威，头上戴上了高帽子，背后插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打倒一切压迫者，打倒地主某某某。就是从那时起，咱家的成分就是地主了。爷爷那时经常被批斗，只要一有运动，爷爷就是被批斗的对象。也就因为这， 才把大姑卖给了前来贩马的东北大姑父。到后来咱全家都搬来东北。爸爸说是富农已经很难过了，那是在为自己开脱呢。哦！原来如此，我说爸爸咋总是低着头走路呢。那天听完母亲的讲述我哭了，不是为自己当不上班长难过，而是为父亲这一辈子顶着爷爷是地主的帽子没抬起头来而难过。可是我却从心里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为给爸爸争光的女儿！
    尽管刘老师很喜欢我，也经常在班上表扬我，但我终究不是班干部。每次当我看见班长戴在胳膊上的三道杠心里就眼红，嫉妒无比。看见戴着两道杠的 学习委员也难受，他们还都没有我学习好呢，可我啥也不是，这个嫉妒的想法一直持续到上完小学，等到了初一的时候还讲究成分呢，初二那年就撤销了。
    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刘老师的另一种怪病，不能吃任何带糖的食品。每天只能吃一点大豆腐支撑着。那时对于糖尿病还是个疑难病，得了就看不好，也许是乡下太穷，也许是那时候对于糖尿病还没有过深的认识，老百姓都说那是看不好的绝症。眼看着刘老师一天比一天瘦弱，我和同学们好心疼。再后来刘老师就不去学校了，没有多少天，刘老师就去世了。去世那天学校里的老师及所有的学生和生产队的社员们都去给刘老师送行了，场面非常壮观。仅次于我刚入小学时毛主席逝世时囤子里在机耕队举办的祭奠仪式。记得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全村的人和全学校的人都去机耕队站排会和，搭建的大台子上方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所有人都佩戴小白花，所有的学校都停了课，为毛主席默哀，那一天场面非常寂静严肃，很多人都哭了，那是我此生记忆最深的一次追悼会。那年我还不到十岁。
    如今喜欢我的刘老师也走了，我和同学们哭得稀里哗啦，目送着刘老师的棺材走远，据说，埋在了肩靠水库怀里满坡常青树的东南山上。刘老师就一个儿子，后来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也回到了村里当了老师，后来又升任为了小学的校长。
   至今我还记得刘老师的模样，她那一笑就有两个小酒窝的脸蛋就停留在我的面前，穿着老式黑呢子上衣，齐耳的短发 很温柔很端庄。村里的很多小孩都和我一样是她亲自接到学校学习的，所以只要大家聚在一起，话题里总有想念刘老师的很多待人之好。刘老师虽然走了，但他却一直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