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回到办公室，我的心情并没因办公室的舒适环境而轻松下来，考前觉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觉得到了万无一失的考试铁律，在一封无端夹带在考试试卷中的信访材料前，变得那样的漏洞百出，不堪一击。原本自信满满的我，这时也懊恼万分。一年的努力，多少的辛苦，就这样因一封完全以教育界无关的信访材料，出现在高考的试卷中而泡汤。怎样面对上级，怎样把责任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怎样稳定本市教育系统的情绪，这都成了我当前必须马上面对和解决的大事，而且是重中之重的。这个暑期，看来就这样了，休假又变成了空想，出游也变成了纸上谈兵，难怪在我向老婆和女儿详说我今年的暑期安排时，女儿姗姗会露出讥诮的面容，老婆会轻描淡写不当一回事的说：“到时再说吧”。欠孩子和老婆的太多了，可遇到这样的事，我走得开么，我感到委屈，把气全出在这无端生事的考生身上。“撤销考试成绩”，我在心中恶恶地想，又觉得好像其中夹带着报复和泄愤的情绪，这不符合我一贯的工作作风。等着吧，还是等招生办拿出意见，等开党委会研究做出决定再说吧。这样想着我随手拿起丢在桌面上的信访材料漫不经心地翻起来。

两张信纸拓印的材料，看字迹好像是在考试前用拓蓝纸重新复写过的。内容并不多，重的是那一百二十三人的签名。说的是城市反右结束后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靠山屯五个生产队中这一百二十三人被糊里糊涂地打成右派，又因为是农民，戴右派帽子有些不伦不类，所以改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在村里接受管制改造。文化大革命结束，右派摘帽，地富反坏的名称也不用了，这一百二十三人也就又糊里糊涂地折掉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虽说在实际的生活和生产中，没人再把他们当另类看待，可他们还是想不通，二十多年的罪白受不说，还牵连了父母家人亲戚朋友。平反了，本来该是件高兴的事，可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上边没有一点说法，只说是文件规定的。他们不服，联名写了这份材料上诉，要求讨个说法。

我出生于解放初期，改革开放前所有的政治运动我都知道，也参加过不少。反右时我才七八岁，但我读书的学校中，今天这个老师被打成右派 ，明天那个主任是潜藏的反革命分子被挖了出来，这样的事我看到不少。我出生在城市，农村中是怎样开展政治运动，我并不知道，可运动中的扩大化，那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了的错误。面对这份可能真是冤情的材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按程序移交信访局，那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但又牵连考生本人。那绢秀的字迹，那清瘦单薄，带着淡淡忧伤神情的面孔，总是在我面前晃动。违反考试纪律，是重大的错误，取消考试成绩已经是不可逆转的结果。可我有些不甘心，总想知道这明知是不可为而为之的后面的真实原因。十年寒窗的苦读我是深深体会过的，何况是农村环境中出来的尖子生？一个草率的决定，葬送的不单是一个孩子一生光明前程，还连着一个饱受委屈和苦难的家庭的今后。气消了，让我下这样的决定，我怎么也做不出来，我想搞清楚这孩子这样不顾一切的背后是些什么，于是打电话给招生办把这个考生的档案调了过来。

   （五）

靠山屯远离市里三十多公里，镇的行政编制，下辖五个乡，二十七个村民组，这考生的家就住在一个名叫簸箕寨的小村子里。既然下了决心要把这事件的始末搞清楚，我就说干就干。放下了手中其他的工作，给秘书交代了几句，就单独驱车前往簸箕寨，在路过靠山屯时，我顺便叫上了镇教育行政办公室的张股长。

簸箕寨还真有点远，从靠山屯出来，都已经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了，簸箕寨还不知道在哪儿。路况越来越差，路面也越来越窄，越来越陡，我不免有点着急起来。问了副驾驶座上的张股长好几次，他每次都笑笑说快了，可每次过了好久还是见不到簸箕寨的影子。我知道从他嘴里是再也问不出什么来的，也懒得再问了。懂了他的心思，知道他这是在买关子，是有意想让我好好体会一下下面的艰辛。张股长在副驾驶座上打瞌睡，我也懒得说话，汽车在沉闷中行驶，发动机的负荷越来越大，发着巨大的轰鸣牵引着汽车在满是砂砾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行，速度越来越慢，汽车也越来越颠簸。翻过一个丫口，汽车终于走上了下坡的路，速度快了起来，山风也迎面而来，原本已经快打瞌睡的我，一下清醒过来。再行驶了两公里左右，转了一个差不多是直角的大弯，一个寨子就迎面扑了过来。我轻踩着刹车惊奇地问张股长：“这是哪儿啊”，张股长仍旧是一张笑脸，不紧不慢地回答我说：“这就是你要来的簸箕寨”，啊，我一脚急刹，汽车拖着长长的轮印，终于在寨子的路口停了下来。这突如其来的半山小寨与我想象中的寨子相差太大了，我不相信，可张股长是本地人，他的话不会有错。看多了城市近郊的乡村，那种平坦，那种山清水秀的乡村景色，成了我心中农村的固有模式，就是村后的远山，在我眼中，也都是那样的美好。可是现在，那些走近了的远山，那就在眼前的簸箕寨，与我心中的美好相距太远了，我惭愧地觉得自己眼光太短，社会阅历太少。下得车来，视觉范围内的远山近壑，全是光山秃岭。只在那半山腰处和一些深沟壑底能看到少量的，形状各异的片片地块外，漫山遍野全是风化了的碎石薄片，能耕种的土地极少，水源也极缺，这是一个条件极其恶劣的山寨。

才进得寨子里没几步，游走在寨子里各处的和躺卧在各家门口的狗们，听到陌生的脚步，就很不友好地围了上来，冲着我俩恶恶地狂吠起来。我俩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被围在狗们的中间，提心吊胆地乞望着人们的解救。可能是听到狗们叫声异常吧，簸箕寨的寨民们才慢慢地从自家破烂乌黑矮小的门里探出头来，吼住自家狂吠着的狗，我两才得以长长地喘了口气，放下了提着的心，也才得以走近老乡们，询问考生家的住处。

考生叫梁幺妹，是这个寨子里今年唯一的一个参加高考的考生，所以问起来，大家都知道，也很热情地带领我们寻到了梁幺妹的家。梁幺妹的家是一间石块磊墙，石板盖顶的陋屋。看着是两层，其实上面一层只是用秸秆胡乱的围了一圈，缝隙处能看到一串串的玉米和红辣椒。这可能就是这家人的储藏室吧。下层的石墙中间开着一扇门。门边一个一米五左右的女孩正在用一只木瓢搅拌着手中的猪食桶，见到我们走来，她抬起头害羞地对我们笑笑，算是向我们打了招呼。因为是看过相片的，我一眼认出眼前的女孩就是我要找的考生，便上前问道：“你就是梁幺妹吧”，见得我的询问，她很惊奇，稍后才说：“你们……”，张股长从后面走上来笑着介绍说：“这是市里教育局的刘局长，是专程来看你的”，可能听说我是教育局局长，也可能马上明白了我的来意，梁幺妹紧张和不安起来。她看了看敞开着的门，好像是不想让我们的对话叫屋里的人听到一样，用手指了指远处，意思是让我们到路边去等着。也就是在这时候，一个苍老无力的声音从没有亮光的屋里传出来：“幺妹，你和谁说话啊”，梁幺妹看看我不知怎么回答，我小声问：“你妈吧”，梁幺妹轻轻地点点头，我抬高声音说：“大妈吧，我们是市里来的，来看看你们”，“哦，那就请进吧”。我答应着准备进屋去，梁幺妹却急急地拉着我小声说：“梁局长，你是为那封信访材料来的吧”，我点点头，她有急急地说：“千万别让我妈知道啊，她身体不好，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我诧异了，低声问道：“你妈不知道”？她点点头，眼中一片哀求的神色。看着她这样，我也不忍了，点点头算是答应了。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事，临进门时我对身旁的张股长说：“你先回车里去吧，我和她们聊聊就来”，张股长没说什么，仍旧一张笑脸的离去，看着他的背影，我心想，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总是乐嗬嗬的。

进得屋里，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好半天我才慢慢适应过来。屋里很黑，只有开着的门透进少许亮光，给这屋内提供了些许的光线，让我看清了躺在床上的老妇人。她很瘦弱，急急地喘着气，见我进来，她艰难地抬起上身，用颤抖的手指了指床前的板凳。我明白她的意思，也没说什么就在那张黑黑的板凳上坐下，梁幺妹则赶紧走到床边把母亲搂着，再从身后把枕头拉过来给母亲垫上，我说：“大妈，你就躺着吧，不用起来的”平静了一会，我问梁幺妹：“你妈得的什么病啊”，梁幺妹低声说：“肺气肿”，我说：“没去医院看看”，梁幺妹痛苦地摇摇头，眼泪刷刷地淌。看着这场景，我也好心痛，都说农村里还很苦很穷，我要不亲眼看到眼前的场景，这苦、这穷哪会这样的真实，这样的具体。幺妹妈喘着粗气断断续续的说：“我这烂命，还看什么啊，挨一天是一天，只是苦了我这苦命的孩子”幺妹妈说着艰难地把梁幺妹的手揽在手心中抚摸着说：“同志啊，我也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我这孩子命苦哇，我求求你们，能帮帮就帮帮吧……”她喘着，后面的话还没说完，脸就憋得铁青，梁幺妹在一边急得大声地哭起来，可也没忘给母亲垂着背。看着这对可怜的母女，我鼻子酸酸地，好半天我才说：“大妈，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尽力，也会想办法送你去医院的”。夸这样的口，我心中没底，只是不忍拂这妇人的意。我说完这话，屋里就静了下来，剩下的就是梁幺妹母亲急促的喘息声。知道再这样坐着，已经没什么意义，等着幺妹妈喘得稍微好点，我就向梁幺妹做了个手势，站起来对躺在床上的幺妹妈说：“你歇着吧，不打搅了”，说着我站起来走了出去，在离门边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等了好一会，梁幺妹才从屋里出来，她眼睛红红的，还带着泪花。看着她这样，我真不想再问及信访材料的事，可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再残忍我也得把该办的事做完。走出一段路我才问道：“你爸爸呢”，可能是我的问话有些突兀，也可能是触及了她内心的伤痛，梁幺妹又哭起来。好半天她才说：“没了”，我有些突然，也有些过意不去，但我还是问道：“哪年的事啊”，“都五年多了”，我算算那就是九十年代初期，离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十多年了。我说：“信访材料中说的事，你父亲生前和老乡们没找过政府吗”，“怎么没有”梁幺妹大声地不满地回道：“乡里、镇里、区里、市里，甚至省里、北京，那里没去过，可是就是没人管，没人问。找到上边，就说材料转到你们市里了，下去等着吧，就这样等了十多年时间，我爸和一百二十三个村民跑了不知多少冤枉路，家家把所有的精力全用在了这件事上，钱用光了，家里能卖的卖光了，却什么结果也没有”。我说：“这批人现在还剩多少啊”梁幺妹想了想说：“大概还有五六十个吧，不过年纪都很大了，跑不动了”。我嗯了一声，想想该转入正题了，拖着不是办法，回避也不可能，残忍就残忍吧，我这样想着开口严肃地说：“你在考试试卷中夹带信访材料，想过后果吗”，我态度的突然变化，让梁幺妹不安起来，她低下头，但仍旧肯定地点点头。我说：“你这样做严重地违反考试纪律，你的考试分数会被取消，这个你不知道吗”，她说：“知道”，“既然知道后果严重，你为什么还这样做，你就不怕因为这事影响你考试的结果，影响你一辈子的前途吗？草率！”，我说着不知不觉地严肃起来，可能是恨铁不成钢吧，我恨她大好的前程被她自己轻率的举动给毁了。梁幺妹却一改刚才胆怯的样子，大声而桀骜地说：“我不后悔”。我听了有些哑然，抬眼看了看眼前的考生，好像不认识似的，她的顶撞让我感到我的尊严被伤害，不加思考地说：“你就真不怕我取消你的考试成绩”？“不怕”她仍坚定地说，“为什么”我大声地问，“为了父亲的遗言，为了一百二十三个家庭的乞望”梁幺妹这样说，心中没一点的后悔，没有一丝丝的不安，我却突然地不安起来，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平静了一下心情，我放缓了口气说：“为什么不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呢，比如考上大学工作以后”，梁幺妹见我改变了态度，也就没再高声大气，苦笑地说：“你没看到我家的情况吗？我还有机会么”，我说：“怎么了”，她看看我缓缓地说：“我家的情况你看到了，我父亲去世后，母亲因为气愤和伤心，没多久就患上肺气肿，我们家也因此丧失了劳动力，环境也变得更加恶劣，原本初中毕业后我是准备辍学回家务农的，准备从此担起养家的担子，母亲开始不同意，可家中的情况如此，母亲也就不再坚持。这消息传到乡亲们耳里，和我父亲一道讨说法的一百二十三家的乡亲们说什么也不同意，一起汇聚到我家，他们知道我成绩好，希望我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工作后继续为他们讨说法。就这样他们大家凑学费给我读高中，还轮换着照顾我母亲，买药、带我母亲到医院看病。我去了后顾之忧，也就安心地读书去了，也因为如此，我更加的勤奋，我不敢辜负大家的希望，更不敢忘记父亲的遗言。我父亲生前就是寨子里的老师，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对我说，我们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读书，只有考上大学，所以我从小就有了大学梦。我知道我能考上大学，也想实现我从小就有的大学梦，可是你也知道这几年大学的学费上涨得如此的可怕，我没勇气再去接受乡亲们的支助，他们中的很多人家都很苦，有的老乡连自己的孩子都顾不上，我哪能再拖累他们。我知道信访和教育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系统，可我再没机会，我得搏一搏，我想通过这样的形式引起媒体的关注，搏得社会的同情”。听了她这一番话，我突然找到了答案，那一手好字，那优秀的成绩得来的后边那巨大的支撑，我好惋惜，不安地说：“成绩是肯定没有了，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做呢”说完这话我都觉得自己好残忍，好没人性。她淡淡地平静地说：“我妈妈的病越来越严重了，我想在家多陪陪她，以后怎样，再说吧”。她这样说，我也好伤心，面对一个这样的尖子生，面对这样一个家庭，我虽是教育局的局长，我却什么也做不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好软弱，好无能，原来光芒四射的教育局局长的光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变得黯淡无光。回忆起几年前的激情洋溢，我觉得自己好无知，好不知高矮，改革哪会这样容易，老百姓不富起来，国家不富起来，什么都是白说。临走了，我拿出我身上仅有的三百元钱给了梁幺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