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先后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等重要胜利的明朝抗清名将袁崇焕，最终却被崇祯皇帝以通敌叛国罪处凌迟处死，怎不令人为之扼腕叹息。西方有句名言叫“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与个人的性格息息相关，读《明史·袁崇焕传》使我更加确信了这一点，毋庸置疑，袁崇焕的悲剧命运与狐疑多变、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我以为其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袁崇焕本身的性格所招致的。

《明史·袁崇焕传》开篇第一句在简单介绍了袁崇焕之后，接下来第二句便这样写到：“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阨塞情形，以边才自许”。这一句至少说明了两点：一、袁崇焕有雄才大略，他经常谈论有关边塞的事情，期望自己能有所作为，有机会建功立业。二、“以边才自许”，自许就是自己评价自己如何如何，而袁崇焕以有处理边防事务的才能自许。这句我以为至关重要，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它预示着袁崇焕作为边关名将将有一番不同凡响的大作为，而“自许”也预示着袁崇焕悲剧性结局的必然性，具体表现如下：

一、   说得太绝，缺少深思熟虑

早在天启二年袁崇焕任兵部职方主事，一次他“单骑出阅关内外……还朝，具言关上形势”时，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这句话印证了开篇袁崇焕“为人慷慨负胆略”的个性，不可谓不慷慨激昂，不可谓不胆识过人，但是不是给袁崇焕足够的“军马钱谷”，就可以凭一人之力守住边塞要地呢？答案是不难得出的，袁崇焕虽然先后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等令朝廷上下极为振奋的胜利，但这些胜利的取得绝不仅仅是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上下齐心协力、同仇敌忾的结果。明朝到了末年早已是内忧外患，形势错综复杂，后金对辽东发起的攻势更是咄咄逼人，抗击后金如果一味总以个人为中心，不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能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注定是悲剧的结局。

随着崇祯皇帝登上历史舞台，一心想有一番作为，朝廷总算有了一些新的改变，魏忠贤被诛后，“廷臣争请召崇焕，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祯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所司敦促上道”，袁崇焕可谓是青云直上，职位一路飙升，“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崇祯皇帝听了袁崇焕的话倍受鼓舞，而当事后给事中许誉卿叩以五年之略时，崇焕却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袁崇焕在根本没有什么把握的情况下轻易夸下五年复辽的海口，他之所以这样说只是想安慰一下崇祯而已，而崇祯却信以为真，当许誉卿提醒袁崇焕到时候皇帝可是要“按期责效”的，此时袁崇焕才感到话说大了，这至少不是一位思想成熟的军事家所为，这也为袁崇焕的悲剧埋下了最早的祸根。

袁崇焕选拔推举人才时，他偏执的个性再次暴露无遗：“后定设二人，以梅镇宁远，大寿仍驻锦州，至是梅将解任，崇焕请合宁、锦为一镇，（祖）大寿仍驻锦州，加中军副将何可刚都督佥事，代梅驻宁远，而移蓟镇（赵）率教于关门，关内外止设二大将。因极称三人之才，谓：“臣自期五年，专藉此三人，当与臣相终始。届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归死于司败。”袁崇焕拍着胸脯向崇祯皇帝承若五年之内“全辽可复”后，极力称赞祖、何、赵的大才，为了让崇祯皇帝答应重用他们，袁崇焕强调要实现“全辽可复”，他必要专靠这三人，如果要真正实现“全辽可复”的宏伟愿望，仅仅靠这三人的力量怎够？如果没有实现，袁崇焕又要不惜杀死三人，然后自己宁愿以举之失察之罪领死。或许连袁崇焕本人也没有想到的是，他最终未能因失察而领死，而却死在祖大寿、何可刚之前，他更没有想到的是，祖、何二人会自相残杀，祖大寿最后降清，而何可纲因不愿降清而被祖所杀。古往今来有很多推举人才的佳话，可像袁崇焕这样偏执的，动不动就要杀被推荐人，推荐人的，话说得如此决绝的实属罕见。

二、   率性而为，缺少容人之量

天启三年，当时担任督师的孙承宗决定采用袁崇焕守住宁远的主张，不顾朝廷一些官员的反对，决定“命满桂偕崇焕往”，“桂，良将，而崇焕勤职，又善抚，将士乐为尽力”，满桂与袁崇焕两人齐心协力，加强防备，使得宁远“遂为关外重镇”，“六年正月，举大军西渡辽河。二十三日，抵宁远。崇焕闻，即偕大将桂副将左辅、朱海，参将大寿、守备何可刚等集将士誓死守。崇焕更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明日，大军进攻，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焕令闽卒罗立发西洋巨炮，伤城外军。明日，再攻，复被却，围遂解”，当努尔哈赤的率领至少十倍的兵力围住宁远时，袁崇焕刺血为书，偕同满桂等诸多将领率领守军拼死抵抗，众志成城，将士们用自己的热血乃至生命，凭借固若金汤的宁远重镇，又频频借助红衣大炮的神力，击退了后金一次又一次猛烈的进攻，最终取得了宁远保卫战的胜利。宁远大捷大一改万历后期以来节节败退的战争颓势，震动了朝野上下，“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可以说袁崇焕的出现对于抗击后金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袁崇焕成了明末最善于与后金作战的将领。

可惜的是在胜利后不久，“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袁崇焕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又渐渐暴露出来，与满桂合不来，他请求朝廷把满桂移到别处去，“崇焕以之臣奏留桂，又与不协”，而王之臣仅仅因为上奏请求朝廷留下满桂，袁崇焕就不高兴 ，与之臣又闹矛盾，“乃召桂还”，满桂走了，但两人之间的恩怨非但没有从此就划上句号，而且还埋下了祸根。在后来的京师保卫战中，满桂负责守德胜门，不幸中箭，竟然怀疑是袁崇焕射的，于是满状告袁崇通敌。袁崇焕虽然很有个性，但决不至于是非不分，不顾国家大义，背地里干如此龌蹉不堪的事情，但试想想：如果袁崇焕与满桂能像宁远保卫战时那样一直保持精诚团结，满桂怎能生出这样的怀疑？即使是别人造谣，如果连满桂本人都不信的话，那些别有用心之人的阴谋又怎能得逞？

“皮岛亦谓之东江，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显而易见，皮岛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毛文龙任皮岛总兵后，“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犄角计”，皮岛又与登州相互照应，对于牵制后金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大清国东偏，为守将击败，众尽歼。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大清守将觉，潜师袭击，斩五百余级，岛中粮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败归”，尽管毛文龙在抗击后金的战役中屡战屡败，然又屡败屡战，在其不断的骚扰下，搅得后金不得安宁，甚为头痛。

然而对于抗击后金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皮岛总兵毛文龙，袁崇焕却应性格合不来，处处看不顺眼，必欲除之而后快，“二年闰四月，叙春秋两防功，加太子太保，赐蟒衣、银币，荫锦衣千户”，“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在袁崇焕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后，袁崇焕就急着想对毛文龙动手了，崇焕曰：“尔有十二斩罪，知之乎？”袁崇焕一口气列举了毛文龙的十二条罪状，但大多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嫌，最可笑的是第十条：“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魏忠贤得势之时号称“九千岁”，权倾朝野，文臣武将纷纷巴结，有的是主动卖身投靠，有的是怕惹祸上身而不得已奉承，“中外方争颂忠贤，崇焕不得已，亦请建祠”，连袁崇焕自己也不得已为魏忠贤建了祠庙，他又怎能以此作为毛文龙的一条罪证呢？

在毛文龙死后虽然袁崇焕增加了军饷，“然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毛文龙在皮岛苦心经营了八年，手下基本上都是他的亲信，毛文龙一死，岂能再指望皮岛将士齐心协力，同心同德？“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毛文龙死后才刚刚过了三个月，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后金便亟不可待地大举进犯，造成的后果是无法挽回的。“帝骤闻，意殊骇”，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对于崇祯皇帝心里的震撼是极大的，虽然崇祯皇帝赐予了袁崇焕以尚方宝剑，有先斩后奏之权，但尚方宝剑的权利并不是无限的，在明代杀一个老百姓都需要皇帝的复核，何况是手握重兵、关系着国家安危的一品总兵，更何况毛文龙在天启年间也被明熹宗（崇祯之兄）赐予过尚方宝剑，毛总兵在帝王心目中的的地位可想而知。毋庸置疑，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对于袁崇焕后来的悲剧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   固执己见，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

“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毛文龙死后才三个月，狡猾的皇太极却不走固若金汤的山海关，而是绕道蒙古，对大明大举进犯，直达明朝重镇遵化，得知消息的袁崇焕并没有亲自来遵化抵御，而是让派手下赵率教去遵化迎敌，“以十一月十日抵蓟州”，自己守在蓟州等着皇太极。而这一次判断失误了，“俄闻率教战殁，遵化、三屯营皆破”，结果赵率教战死，后金在攻破遵化后，又“越蓟州而西”，绕道蓟州向西直扑京城，此时“崇蝗惧怕，急忙领兵开入护卫京师，在广渠门外设营”，直到此时袁崇焕才回过神来，急忙领兵从蓟州赶往京师，在北京的广渠门外设营。

“崇蝗惧怕，急忙领兵开入护卫京师，在广渠门外设营”，其实细读此处，不难看出其中的端倪来。袁崇焕为何从蓟州直奔京师，怎么没有在离京城远一些的阻击后金呢？读了其它史料的记载，方知道《明史》省略了极为关键性的过程。按照当时总督京城防卫的大学士孙承宗的意见，袁崇焕应当立即率部赶到京郊昌平、三河一带布防，阻击皇太极，但袁崇焕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诱敌深入，直达京城的广渠门外设营。袁崇焕这样做遭致了种种非议，他这样做自然有他的考虑，自然不是勾结皇太极，袁崇焕始终对后金追而不击，只是想发挥自己善于守城的长处，保存实力，在京城大破后金。袁崇焕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并没有仔细考虑孙承宗的意见，他完全忽略了局势的变化，完全忽略了这不是在宁远，而是天子脚下的京城，一个王朝的心脏地带，除非迫不得已，哪一位皇帝愿意拿京城去冒险？万一京城被攻破了，结局很可能就面临着国破家亡的灭顶之灾！

而根据明朝的规定，边防军队未经皇帝的允许，不得驻扎于北京城下，而袁崇焕却在未经崇祯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广渠门外设营”。袁崇焕“五年复辽”意犹在耳，可几年下来寸土未复，皇太极却可以轻易绕过山海关，直逼京城，而袁崇焕一路只追不击，更此前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不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诸如此类，此时的崇祯对袁崇焕的积怨越来越深，而更要命的是，此时袁崇焕竟然提出“请入休城中”，崇祯皇帝自然“不许”，崇祯皇帝本来就对袁崇焕的信任渐渐动摇，袁崇焕此举无疑是进一步加剧了崇祯对他的不满与怀疑，将他自己推向了悲剧的边缘。

“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此时再加上朝廷别有用心的大臣的污蔑与挑唆，不知真相的百姓的非议，更加进一步加剧了崇祯的疑虑，“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后金设离间计，说与崇焕秘密订有条约，让被抓获的宦官知道，暗地放他逃走。那个人奔回告诉崇祯皇帝，崇祯毫不怀疑地相信了。类似的反间计早在三国时代的周瑜就使用过，《三国演义》当中蒋干中计一节对此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皇太极使用这样的反间计可以说是毫无新意，毫无高明之处，但崇祯偏偏就信了。崇祯皇帝虽然性情刚愎自用、多疑善变，但其聪明才智却非常人可比，从他登基后不动声色地铲除魏忠贤及其奸党一事就不难看出，有人因此认为这段故事是清朝为了达到诋毁崇祯的目的而编撰出来的，我却认为有一定的可信度。如果在崇祯皇帝完全信任袁崇焕的情况下自然不会中计，而当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信任渐渐垮塌，以至于荡然无存时，后金使出的哪怕是十分拙劣的离间计也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袁崇焕“家亦无余赀”，袁崇焕不怕死，不爱钱，一心报国却被处以极刑，明末最善于与后金作战的将领就此黯淡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使得辽东防卫几近崩溃，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也因此加快了灭亡的速度，怎不令人扼腕长叹！

探究袁崇焕的悲剧命运，其原因虽然与崇祯皇帝狐疑多变、刚愎自用的性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更与袁崇焕本身的性格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袁崇焕虽然满怀一腔爱国热情，也有着不同凡响的军事头脑，在对后金的作战中取得过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京师保卫战等重大胜利，但令人惋惜的是其自身有着许多不足之处，甚至存在着致命的缺点，尤其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个人英雄主义膨胀，率性而为，不善于团结与其并肩作战的将领，使得彼此间的嫌隙渐渐上升，又固执己见，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与忠告，加上崇祯皇帝的偏听偏信，急于求功，对袁崇焕由极度信任逐渐转为极度生疑，最终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结局。

以上只是自己主要读《明史·袁崇焕传》而得出的一点拙见，《明史》是明朝灭亡后清朝组织编撰的，一些地方根据当朝统治者的需要进行了删改，如在袁崇焕千里驰援京城的过程中，袁崇焕对孙承宗提出的布防意见置若罔闻，这直接关系到袁崇焕命运的关键之处《明史》却只字未提，在此不妄加推测，留待读者思考。仅凭一本书是很难得出全面的而准确结论的，何况自己对历史知识知之甚少，不妥之处敬请指正，希望和朋友们一起交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