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五月出差南宁，住在招待所的一个三人间里。三个来自不同地方的陌生人被硬凑一室，互相都流露出对同伴的极大不信任。住在最里面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来得较早，占据了室内唯一的立柜，时刻用自备的锁把柜子锁得严严的，每次回来也总是用怀疑的目光冷冷地打量我们，然后就去开柜子门，查看里面的东西少了没有。在他眼里，我们都成了嫌疑犯。每次看到他一脸阶级斗争的样子，我就会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可笑的防范感到悲哀，心想人为什么不可以、多给别人（哪怕是陌生人）一点信任呢？为什么总是先把别人当成坏人呢？但想归想，悲哀归悲哀，我也一点没少怀疑和防范别人。

为了防盗，我将旅行包寄放在值班室，随身只带了洗漱工具和腰包。但就是这个装着证件和几千元钱的腰包却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和我邻铺的是一个黑瘦矮小模样很像越南人的青年。或许他的行李也寄放了，总之也只有个很小的塑料袋，随便扔在床头柜上，显得毫不在意的样子。但那两只藏在深深眼窝里的眼睛却在不停睃巡，有一次我忽然发现他正盯着我的腰包，我的神经立刻绷紧了，从此一刻也不敢大意，时刻将腰包拴在腰上，连睡觉都不敢取下。南宁气候炎热，五月份已经天天在三十度以上，赤膊躺在床上尚汗流不止，何况腰上还捆绑着这劳什子！每当天亮后，我取下汗湿的腰包让腰松活一下，都会看到腰围一圈深深印进肉里的凹凸不平的紫红“花纹”。三天中，这一圈“花纹”像烙在我身上一样从未消褪过，直到三天后那个黑瘦子走了，来了一个形象较端正的中年人，我晚上睡觉才取下腰包压在枕下。

有天早上，我肚子奇痛难忍，一急之下便冲向卫生间，蹲下后才想起腰包还压在枕下，就很着急，但肚子不听招呼，也只好听天由命了。匆匆方便完，跑回寝室，见邻床已空空如也，脑袋不由一轰，心想完了，肯定偷了我的包仓惶逃窜了。我连忙翻开枕头，谁知腰包还完好地放在那里；又拉开拉链数数包内的钱也没少一点。正在这时，邻床的那人又回来了，他似乎并没注意到这个，倒在床上便呼呼睡去了。听着他的鼾声，我不禁为刚才的怀疑内疚起来。我又一次想，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不能多一点信任呢？好人毕竟是绝大多数嘛。

到贵阳后我又住三人间，不过说三人间却只有两个人住，我的同伴是个五大三粗的四川人，一脸钢针似的络耳胡，鼾声惊天动地。我刚住进去时他还用一柄匕首样的短刀削苹果吃，见我进来便切下一半用刀尖插上递给我，我惊得目瞪口呆，立刻意识到这是个难对付的角色，夜里便怎么也睡不踏实，总觉得身旁的这个汉子随时可能跳起用那把削苹果的刀把我的脑袋切下来。这汉子住了两天便走了，临别时他大声武气地告诉我他南充的地址，拍着我的肩叫我去耍。目送着他那壮实宽厚的背影，我又内疚了，不断地自责把人想得太坏，其实好人总是多数，实在没有必要这样处处防范别人。

为了节约旅费，一路都住三人间，与身份低微、面目可疑的人相伴为伍、互相防范，实在觉得太累。到了昆明，我决定要住一下两人间，当几天体面旅客。昆明的旅游旺季还未到来，旅馆显得很松，二人间实际上成了我的单间，直到我临离开昆明的头一天晚上，我的房间才被安进了一个新客。

那晚，我揣着刚买的回成都的硬卧特快车票，从办事处来到旅馆，想早点休息。正要喊服务员开门，却见房间灯亮着，就估计来了新客，一敲门果然有了应声，门就被打开了。新客五十岁左右年纪，一口四川活，满脸堆笑，见面就给了我一个亲切的印象。他向我散烟，我说不会，他说不抽烟好，接着便侃侃而谈起来。从谈话中，我知道了他是四川泸州××厂昆明分厂的厂长，管了一百多号人，由于他治厂有方效益极好，每月给工人发的奖金不下千元。他出差只住单人间，因单人间没有了才屈尊住这二人间的。我自愧地位卑下，前几日因住上两人间萌生出的体面感蓦然间全无了。龙门阵摆到深夜十二点，我有些疲倦了，眼皮直打架，他才渐渐结束谈话，用领导关怀下属的口吻对我说：“你疲倦了就早点休息吧，我在厂里熬夜办公搞惯了，不到两点钟睡不着。”说着他就主动去关了电灯，又将电视的声音调得很小，一个人边抽烟边看电视。做领导的就是不一样，就是讲究公德。

我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半钟才醒来，见寝室的门隙着缝，对方的床上被子凌乱地堆着，显然这个厂长没有睡懒觉的习惯，已经早早地起床打太击拳去了。我懒懒地下了床，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便从沙发上拿起衬衣穿上，就在这一瞬间，我发现装在衬衣口袋里的火车票和一百多块钱不在了。我顿时紧张起来，又将衬衣口袋摸了一遍，除了一个小本子、几张名片和一点零钱什么也没有。但我仍不相信“厂长”会是小偷，人家收入这么高哪会看得上你这点小钱？就又把床底桌子枕下搜索了一遍，依然什么也没发现。我连忙报告了值班员，他说那人不到六点便提了个塑料袋匆匆走了。接着我去查登记本，这人原来没有身份证，只凭一张介绍信登记的。我傻了眼，这才确认被偷，而且是被个一路上我唯一没有怀疑和防范过的“厂长”偷的。

是的，我们的错误常常就在于怀疑了不该怀疑的人，而信任不该信任的人，交了点学费得个教训，我以为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