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总能随时随地走进我的梦里，以至于在将近三十年后想起她时，也毫无模糊的迹象。但无论她的形象怎么清晰，我也看不见她的牙，任凭费尽脑筋也回想不起；黑的白的？或者和这里大多数人 一样，噙一口金黄的苞谷粒？如果说在我没有记忆以前它已经脱落了，也该留下牙床，但是连牙床也不曾扑捉到，如果说在吃饭的时候总会露出一丝儿痕迹给人看到，但是在那样的被动的日子谁又会闲着研究那个，何况在那么一双严厉的眼睛扫视下，何况夹杂厉声的训斥：

   “各吃各的，不说话又没人把你当哑巴！“或者：不要敲桌子--不要吧唧嘴--不要把筷子插到碗里--不要在盘子里捡菜吃！

    祖母有时也去门前同村子的婆婆们闲话，她一般都是找一块干净的大石头，或坐在高脚凳上（我们惯称一沟子板凳），然后把双手撑在拐杖上，她很少参与话题，只是很安静的听着，她也从不拿那些婆婆的碎话去传，即使在家中也从不提起，只是在她们说到伤心处，才絮叨几句安慰的话语，并用深深的叹息表示对这样的生活和命运的认同。说到特别有乐子的事情她也会跟着笑，但从不见发出声响，只是在那一双沉重而沧桑的大眼里划过那么一瞬的，很浅很浅的一个表示笑的意思。

    她不善笑，也不许我们放声，大概畅怀的笑在她的心里是一种很糟糕，很晦气的东西，要是谁不小心刺中了她的耳洞，她定会说：“不准笑！”若再敢继续，便是：“男笑痴、女笑瓜，媳妇一下失了天下。”

    大概因为是这样，我才不能在她严实的嘴巴里回想到细节。而她所指的天下就是男人，女人不过是来这天下讨一点生活罢了。根据她仙逝后的碑文推断，我的祖父在她不到四十就撒手了，我们的三爸那时在外地工作，她的天也就是我父亲，所以父亲永远都是对的，除了被四邻八舍看好的才干、手艺，孝心，连同他邋遢的个性都被她全部包容。所以父亲是可以大笑的，但是父亲和祖母一样都是不善笑的，他的脾气很火，肠胃却保持良性，他是个大胖子，吃饭的时候总有些过剩的干响在屁股下面按耐不住，他一抬屁股就放走一个，一抬屁股就放走一个......他放的及其大方和自然，即使来客也照样，边聊边放，毫不改色。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笑，或者习惯了，忘记了笑，像他忘记了正在吃饭。

    除了毫不顾忌的排出肠胃里多余的臭氧，父亲睡觉的时候喜欢把脚很舒展从破了的窗洞里伸出来，横到院庭的人行道上，如果他不小心放长了，我们也只能弯着走。他的脚上除了每日上班路上的征尘，厂子里各种机器油的味道，还有多余脂肪和汗的合成剂。每当这时，我就很气馁，很担心，怕我的某个同学不小心闯进来，给当笑话宣传出去。但是被一直保持着洁净嗜好的祖母看见了从来不带一个字的批评，好像那是一棵早就成了型的歪脖子树，没有必要纠正它。

    所以，祖母总是忙，忙完一家人的饭菜，儿孙的穿戴，几乎每个星期都就带着我在院子的太阳底大洗大涮。那时我们插队住在乡下，吃水需到村子外面很远的井里去挑，很不容易，为此，我曾和比我大一岁的大哥举起扁担干过一仗——当然，我用的是烧炕拐拐。而婆对这些毫不体察，每次先入水的衣服都是父亲的，那些劳动布，又脏又沉，放在水里洗过，需放在桌子上打上肥皂洗衣粉，再狠劲用毛刷刷，完了继续一次次的漂洗，到头来也不见得洗的干净。但若是我偷偷先洗了自己的，或不太脏的，她肯定大为光火，骂我少调失教，说这样我父亲在外面会背气，当然，如果先洗了他孙子的，她也不会太在意，因为他们都是男人。大概女人的晦气是天生的，而男人的晦气都来之女人，也未必可知。

    但即使这样防备，父亲在外面混的还是不好，今天挨了人整，明天挨了批，父亲混得不好，她也就更不拘言笑了。后来总算取消了成分制，家里的日子渐渐好了，先是做糕点，再后来回了城，父亲开了两个电器修理店，经济慢慢宽松起来，家里的其他成员不敢说，祖母每早的一碗羊肉泡，只要她想吃，就没问题。

    那时祖母已经七十多了，没了脾气，没有力量干活，也没有力量再要求晚辈按着祖辈的行为举止去为人处事，因为此前两年又被精神上患了毛病的母亲追了几步，跌倒送进医院拍片又被医生看走了眼，此后便一直拄着那个高脚凳挪着走，而城里从前的老熟人这时不是变陌生了，就是已经作古了。我记得她总是孤独的坐在公路畔，来回地望着行人，若是遇上来看望的亲戚或从前村子里进城采购东西的老者，说起话来，眼角总是湿亮湿亮的。但那不是相逢的欢喜，而是悲于命运的无常。

    唯一看到她舒心的笑，是在我已经结婚并生育了我大儿子后，那次的笑也只是一个意外。那是88年，才过了春节，春寒料峭，大街上行人寥落，太阳惨淡的光线已经走到修理店对面的瓦房顶上，我抱着孩子去看她时，她的眼睛也落在光线的位置。

    父亲和弟弟都在另一个门店里忙乎。她穿着她那一代人特有的大襟袄，永远的一身黑灰，那天她的裤子上没有打绑腿。微寒的风掠过她稀疏的头发，有几根飘动起来，像冬日土埝顶的毛毛草。她的目光里有一些凄凉，又像是临睡时的空洞和麻木。

    我叫婆，她转过身，眼睛活泛了一些，我解开包裹让她看孩子，她说她想抱娃， 不知道娃要不要她。——按迷信的话讲，被小孩拒绝的老者或病人，都是不久于人世的。那时候想必她是存有这个心事的，但我只管带着初为人母的快乐而快乐着，并不曾留意。

    听了她的话，我说，这么碎（小）一点点，哪会认生？把孩子放到她怀中，大概因为孩子没有哭闹，她看起来高兴了一些，目光里露出了少有的温和慈爱，“哦哦”的哄了孩子几句，临了，捏住孩子的耳朵，很有些意味地说：“这娃的耳朵，是福相。”

    那孩子的耳朵是公认的大，像个小佛，拉着长长的耳轮。我不止一次听到过这样的赞美，听她这么一说，我却想起此前发生的一件事，说：“这倒是真的，那天我们从产院回去，我阿家（婆婆）把这碎东西包的严实的，跟个粽子一样，走到村里，人家要看娃，打开一看，只有脚，没有脸。你说，成十里的路，他咋就不哭不闹？”

    也就是这段话，她笑起来，不知是笑我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的傻样，还是笑孩子的婆待孩子的粗心。她笑的肩膀肚子也突突的抖，但那愉快的声音到底也没有从嘴里跑出来......

    第二年新历四月，祖母就害病走了。有好多天，我悲不自己。我想，她应该是从生以来就被灌输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思想，只怕这一辈子也没有笑出过声，而人生快乐的时光又是多么的短暂，她都没来得及开怀一次，就那么匆匆的去了......

     写于2015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