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起高贵的民主，必从人民谈起。谈到人民，面对的是不等值的人生，拥有的却是共赴黄泉的生命，不以精神或物质上的高贵与贫穷承认与否定生命，能公平地将时代的阳光热量分给每一个生命，想着生命的平等与幸福就是民主的奥义。

但千万年来，民主是短暂的，追寻民主的过程是永恒的。为了不让前行者在黑暗的道路中迷失，故而先驱们用伟大的思想努力地照亮前行的路。《明夷待访录》勾勒出中国最早的民主画卷，也展示了千万年来人民的自由幻梦，在之后的路上，继承者们走过黄宗羲的路，但并未坚持下去，这并不代表着历史要选择遗忘，毕竟这是中国最早的划过青天的声音！

人往往在失去后才能顿悟。黄宗羲与他的同行者们从旧王朝的覆灭进入一个崭新的王朝，在他们的人生后期则亲身历尽南明繁华即逝的悲惨命运，更在一次的失败中找寻不出人生的出路。对他们这类明朝遗民而言，什么都完了！黄宗羲关注的不仅仅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必然规律，而是在探索救国出路中隐藏更深刻因素。不知是潜伏着对清王朝的愤恨，还是真的对往昔的历史有澄明的看透，黄宗羲提出冒天下之不韪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时代宣言。朝代更迭对中国而言，几近寻常事，可唯独这次的更迭带来的不再那么肤浅。

“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论断摆明了君对人民是服从的关系，但是凡是有品格的人都不会拒绝客人，君要存在，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活着的人不是君王的私有财产，死去的人更不应是君王的鬼。自世界有了强弱的区别，强者统治弱者的秩序便形成了，而自秦始皇成为第一个皇帝开始，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服从的理念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里已深深扎入中国人心中，成为中华民族永远无法抹杀的特征。诚然，历史就是从野蛮一步步发展到文明社会的。奴隶社会无论怎样残酷，也比田园诗般的原始社会要进步。我们自不必苛责于古人。而且，事实上君与臣，杀人与被杀，与个人品质关系不大。“明君”与“昏君”都杀人，“忠臣”与“奸臣”都被杀。只因一个人的一句话，或一个表示，中国都要为之颤抖，这不是强大，而是一种高危。

《原君》是全书中对抗君权最有力度的一篇，总领着其余二十篇，而其余二十篇也都是为了这一篇服务的。利益这件事，是生命共同追逐的本能，而平衡利益所需承担的责任并不是一种必需品，衡量社会公平的标准是利益与责任之间的是否失衡。黄宗羲时代里的天下人只为皇帝一人而活，不是皇帝为天下百姓保全身体。而所谓的明君是努力地在寻找利益与责任的平衡点，所谓的昏君许是只要利益，不要责任。但无论如何，为利而活的本能是任何人都无法割舍的，可这事儿落到了皇帝头上，便是极尽全力地占有天下人之财富。每个人都有着不亚于皇帝的自私，可封建社会却非要强制所有人无私，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好事，故君主是为天下之大害。

成为君主的信徒，还是自此踏上叛逆与抗争的道路，黄宗羲向人民骨子里的服从与忍耐宣战。天下之大利为一己之私有，若想打破这种局面，以那个时代的发展状态，也只有和平妥协是最优化的结果。黄宗羲看清了独裁专制的本质，没有更进一步地让人民说话，也没有提出将“危害”彻底清除，在他的内心深处要的是君与民作为客人与主人都能在中国“大家”中共同生活下去。而其所谓限制君权的方式与明君寻找平衡的方式大同小异，不妥协就意味着抗争，《原君》所展示的思想是矛盾且复杂的。我们不必苛责黄宗羲这类人，他们能于人民进入一个更加黑暗的道路之前，点亮微弱的烛火，是一件值得历史敬重的事。然而，黄宗羲和我们不一样的，我们都是尝过民主味道的人，黄宗羲尝的是过往的历史，悟的往昔的繁荣。

黄宗羲是大地主，与君王是站在同一战线的强者。他反君主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反自己。他的确主张让人民的利益与幸福，也初步向这个社会不公正的因素宣战，仔细深究，他与明君的思维模式是一致的，他们比顽固者们都清楚明白妥协是换取生存的机遇，压榨人民只是自取灭亡。但正常人是不会反自己的，黄宗羲否定了一人之专制独裁，却并不排斥多人之民主统治。《原臣》表明作者心迹，他不信皇帝，但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和官僚身上，并这类人群重新认知，须站在人民的利益上，拒绝对君王的服从。《置相》重议宰相旧事，剖析了臣权弱、君权强的历史现状，宰相为制衡君权存在，但无形中，这样的官僚体制分配接近于西方民主议会制度，并有宰相代使国家权力。晚明士人的精神状态自此展现，他们从腐朽的明王朝而来，他们希冀政治主张能改变这个国家。而《原法》以“万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