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万家坊周围十来个村，知道王富贵爷爷名字叫王存银的人不多。王存银靠帮人赶木活为主，人好手艺也好，人们都喊他王木匠，有时连姓都省掉了，就叫他木匠。木匠赶工赚的钱全部都用在置买田产上，以为田地多了，王家后人就不用像自己和祖辈一样，一年到头在外替人赶活受累，靠着收取地租就能过上清福日子。
　　王富贵落地时，木匠正东家给的一捆柿子苗，高一脚浅一脚摸黑往回赶路。到大门口时已是掌灯时分，夜空里不知怎么响起了雁叫，读过半年私塾的王存银望了望天，又望望婆娘怀里的孙子道：大春天的，大雁回来了，伢子有福气啊！就叫富贵吧。
　　一九三八年二月初八，王富贵有了自己的名字。木匠就着心里的喜庆，在屋外空地上栽上了柿子苗，盼望借这几十根柿子苗的吉利，能让世代单传的王家从此人丁兴旺。
　　后半夜，亮在王富贵厢房的桐油灯引燃了床上挂着的蚊帐。等到木匠和婆娘发觉时，三间房子早燃成冲天大火，噼啪噼啪烧了足有一个时辰。
　　木匠抢出王富贵当口，屋轰的一声闷响倒塌了，王富贵的爹娘睡得太沉没能跑出来。天蒙亮时，乡亲们才从灰堆里扒出两具黑糊糊的人样的东西，用芦席絮裹在一起，埋在了后坟冈。一九三八年二月初九，出生不到一天的王富贵，并不知道爹娘烧死在火里。
　　人活着总得找个安身的地方，木匠请人用抢出的檩子在原地上又搭起了三间架子屋。上梁时分，王存银扯光了才栽上不到半月的柿子苗，只留下对正大门的一棵。王存银还拉上婆娘抱着孙子跪在地上，对着青天打起了哭腔：行行好吧，我家的独苗啊。
　　那时王富贵还不满月，不知道这一切，他是后来听奶奶说的。
　　到１９５１年土改，木匠已买下了后坟冈旁边的五十亩好地。不请长工不雇短工，乡亲们租田给多给少的田租木匠也不计较，赶上灾年欠收的年份，他就几乎不要田租。但因为占地太多，一夜之间他从手艺人变成了地主王存银。
　　木匠关押到县政府的第二天，人们推倒了王家的老屋，把富贵和奶奶赶进了村前的牛栏。等到木匠三年后从县上回来后，祖孙三人用地主、地主婆、地主孙子的名字，和牛群居住在一起，有一天过一天过了十六七年。
　　一晃，富贵已是奔三十岁的人，却没一户人家愿把闺女嫁给他。村里人心里都像松油灯一样亮堂，把自家闺女许配给王富贵的话，无异于做了一件比把鲜花插在牛粪上还傻的事。做为地主孙子，富贵整年与几十头母牛和公牛滚爬在一块，也懒得想媳妇这档子闹心事，但王富贵从爷爷奶奶的嘴里，却学会了张嘴说“好好活着吧”这句破口语。
　　　
　　（二）
　　当一九六七年的万家坊的田间地头，四叶苜蓿开出了紫色的花时，从拐向村里来的土路上的拖拉机里，也跑来了一队来自县城里的知识青年。那年的冬天奇冷无比，富贵还是头一次看到村子西边的河里的冰上能过马车。刚下放不久的知青们像一群出栏不久牛犊，高兴地整天在冰上撒欢、蹦跳、叫喊着，穿的厚厚棉衣的乡亲们，把双手藏在袖口里，躲在远处好奇地看着他们。
　　一天早晨，木匠醒来感觉到脖子不能动弹了。牛棚四面漏风，一家人冷得一夜不能安神。富贵一大早知道爷爷睡落了枕，他来不及多问，天麻麻亮就被队长叫到排洪河挖水沟去了。
　　活干至上午十点左右，富贵看到知情们才呵欠连天的出了工。可磨蹭到沟边，每个人都不肯动手，只是端把锹，站在冻地里闲扯狗肉、烧鸡和烧酒。他们的头儿刘溜还拎来小半桶冻实的柴油，放在避风坡下也不知做什么用。一伙人偷偷笑着，好像说到了牛肉。富贵没听仔细，可知青们好吃难缠的德性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上个月打霜那会儿，队长家里黑狗不明不白地丢失后，队长在知青点看到一堆吃剩的骨头，只对刘溜开了句讨要狗肉的玩笑，刘溜当天半夜就带上同伙，搬掉了队长家的两块大门，扔到牛栏边点上一把火烧了。到现在，队长家的大门也不敢安上。队长见到知青也要远远地躲开，生怕再闹出别的麻烦。
　　听到这伙人说到牛肉，富贵心里忍不住犯起了嘀咕：好好活着吧，他们会偷队上的牛？可他清楚，知青连队长都不放在眼里，把他这个地主孙子更不可能拿正眼提防了。他要是能阻止知青们偷牛，那简直是笑话，除非现在不是冬天而是春天，河里的厚冰马上融化掉。富贵不大清楚知青们怎么才能弄到牛，牛可不比狗，那得费多大力啊。
　　但活忙起来，他也就忘了知青说牛肉这事儿。知青也等不到中午收工，早就跑得没影了。
　　富贵回家后发现锅灶冷冰冰的，知道爷爷奶奶又去陪斗了。十三岁起，他就习惯了过这样的日子：台上的人高举话筒拉长喉咙喊打倒、批臭，台下的人竖起耳朵，挥动拳头一起张口应和着台上的人，似乎要把戴纸高帽子的、低头认罪的地主们活刮生嚼了才解恨。人们的叫喊像平地陡刮的北风，每次都吓得富贵闭上眼不住念叨：“好好活着吧，好好活着吧。”
　　　
　　“不是文化大革命了吗？”他想找出能煮的吃的食物，在牛棚里转着圈小声嘟囔。
　　这两天广播里说台湾反攻大陆又闹得凶了，富贵瞅瞅四周，伸伸舌头，余下的疑问吞进了肚子里不敢说出。一九六七年，富贵尽管理不清阶级斗争方向这团乱麻，但一个念头已在脑壳里根深蒂固：地主天生就挨批！地主不批又批谁？
　　可今天不同往常，富贵正揣摩怎么没听到高音喇叭的半点响动。一阵阵锣声却从河边传过来了。
　　“呃，今天只游街。”富贵拿着空木盆站在水缸边小声说。
　　爷爷的喊声隐隐约约传过来，声音越来越大，每喊一句，锣就“当”地敲一下。
　　“地主王存银”
　　“当”
　　“真的不是人”
　　“当”
　　“老是想台湾”
　　“当”
　　“昨夜太高兴”
　　“当”
　　“床上翻跟头”
　　“当”
　　“扭了脖颈子”
　　“当”
　　“该——死”
　　“当”
　　富贵走到门口想看个究竟，他弄不明白爷爷睡落枕与台湾反攻大陆的牵连。河沿上黑压压一大群人在移动，爷爷骑在牛背上，手提一面铜锣敲打着，奶奶牵根绳子走在牛前头，知青和村里的一些小孩紧落在牛尾。天太冷，人们只是缩拢着头，像一群怕冷的乌鸦，在地上起哄，笑着、闹着，没举起拳头。
　　两个知青半蹲在避风坡下，点燃了一堆杨树枝，正煎熬那小半桶柴油。
　　一阵说不出的不祥预兆围绕在富贵心头，但头一次看到爷爷骑上牛挨斗，他不由得靠着门槛笑道：“亏他们想出了这么个心思。”
　　富贵转身正要进屋时，刘溜拽停了走到柴油桶边的牛。
　　刘溜从怀里掏出一大团棉絮，放进柴油桶里沾了一小会儿，然后系到牛尾巴上，弯下腰拣起一根烧着的树枝，点燃了棉絮。
　　“哎呀！不好！”富贵惊得丢下盆子，撒腿就朝河边奔过去，边跑边喊：“烧不得啊！烧不得啊！”
　　火烧屁股的牛，发疯般向河心跑去。地主王存银勒紧牛绳也不能让狂奔的牛停下。地主婆吓得晕死过去，从河沿上一直滚下河面边上的雪里。
　　牛跑出去二十来米，七十三岁的老地主重重摔倒在冰面上。人们站在河沿上，咧开嘴笑得前仰后合，东倒西歪，刘溜笑得差点背了气。
　　富贵赶到爷爷身边时，木匠王存银只有出气不见进气，手里还拽着那根锣绳。
　　铜锣摔破了。不远处的冰面上落满了碎块，牛跑到河中心，掉进了打鱼人凿出的冰窟窿里，淹死了。
　　木匠王存银黄昏时分死在了牛栏边。临死，木匠王存银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胡话：“火，火，火！”
　　地主王存银像那头牛一样死了，刘溜们吃上了牛肉，他们发酒疯，还打瘸了队长的脚。
　　木匠死的第二天一大早，富贵拿了一把铁锹在后坟冈，爹娘的坟旁边挖了个坑，返回家把爷爷背到坑里埋了。
　　富贵没有哭也没有怨。地主的孙子怎敢有怨，地主孙子更不敢在地主死后哭。
　　雪下得很大，村里人都没有出屋，知青们也被酒麻翻了，富贵住的牛栏距离村里人家也远，没人知道他和木匠的事。
　　富贵到晚上才见到奶奶，也没问这一天奶奶怎么连个人影都不见。两人不说话也不点灯，上床睡起了睁眼瞌睡。迷迷糊糊到后半夜，富贵被一阵唉吆唉吆的呻吟声弄醒了，他忙起身点亮了灯。
　　奶奶弓蜷在地上缩成一团，口吐白沫，鸡瘟临死般抽搐着。
　　他惊得从床上跳下地，嘴里一个劲地叫：“奶奶！奶奶！”
　　“富贵呐，”地主婆躺在地上喘息着：“我对不起你啊！”
　　富贵楼起奶奶哭喊着：“怎么了，奶奶？”
　　“我不拖累你。”地主婆眼角流出了混浊的老泪：“活世上长了，折你的寿啊！”
　　富贵放下奶奶，想给她找口水喝。可屋里没有水，他正要去外面的缸里舀水，地主婆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吐出一句话：“你别费劲了，我吃了灭鼠药。记住，好好活着！”
　　富贵这才清楚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抱起奶奶就往工作组隔壁的大队诊所跑。敲开诊所的门，赤脚医生大声埋怨：“贫下中农不给地主婆看病。”
　　一边说着，一边却麻利地戴上听诊器，翻开地主婆的眼皮，认真的检查着。过了一会儿，他压低声音说：“没救了，回吧。”然后又大声感道：“走吧，走吧！地主婆死了就死了。”
　　地主婆在地主死后的第二天晚上也死掉了。富贵转身又去了后坟冈，扒开新坟，放进了奶奶。一个人回家，睡觉，几天后才出门。
　　从一九六七年冬天开始，王富贵嘴上就常说“好好活着吧！好好活着吧！”
　　　
　　（三）
　　富贵用了整整一个春天的时间，在排洪河的滩地上独自打起了泥砖。他要在秋收时节，靠着王家老宅的那棵柿子树，亲手垒好三间土屋，了却老人们在世时的心事。刘溜们有时也过来帮帮忙，富贵只是低头做活，从不和他们吱声。一九六八年的三九天，富贵终于从牛棚搬进了自己的土屋。
　　他总算觉得自己不是地主孙子了，而是村里的一个人，一个叫王富贵的男人。
　　睡进新家的头一宿，鸡叫头遍时，刘溜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半疯半傻的女人，还扭来瘸脚的队长，当场写下结婚字据，盖上红戳，硬拉着富贵和疯女人在新房里成了亲。
　　人们走后，富贵隔着油灯的光晕，盯住半疯半傻的女人，却不知道怎么叫她，也能跟着她傻笑。鸡叫三遍了，富贵实在睁不开眼了，一个人上床倒头就睡。可疯女人一直蹲在床边，嘴里不知胡乱嘟囔什么。从出生到现在，富贵在床上见到的女人只有奶奶和疯女人。在睡意朦胧中，他总把半疯半傻的女人想成一头母牛和奶奶，不知如何下手才叫结婚。富贵躺在新屋的黑夜里，忽儿记起母牛发情时的亲热劲、忽儿又记起奶奶睡觉的样子，身上忽冷忽热的，难受得就像得了一场大病。
　　天快亮了，富贵总算弄清了一个理，连队长都已承认这疯女人是他的婆娘了，结婚就应该和自己的婆娘睡一张床上。
　　富贵一把掀开破棉絮，拽住了蹲在地上的婆娘的手，要把她拉上床？可疯女人根本不吃这一套，呲牙咧嘴地叫唤着，像一只受惊的刺猬，揪破了富贵的脸皮。富贵痛得连忙撒开手，犹如一头受伤的猪，捂在被子里直哼哼。
　　躲在窗外的刘溜们听到屋里的动静，“轰”地一声，笑着跑开了，一边跑一边大喊：“弄啊！全力弄啊！”
　　那会儿，富贵实在不知道怎么弄这个女人，他也不敢轻易拨弄这个疯女人了。
　　第二天大清早，不等富贵起床，刘溜们就把他从被窝里拎出来，绑到排洪河边上，掏问起昨夜的婚事。富贵迷迷糊糊地跪在河滩上，一五一十地交代牵过手、傻笑、抓过脸的事。可等不到富贵把话说完，知青们就不耐烦地把他扔到了河里。临走，刘溜站在河沿上，望着水里扑腾的富贵，愤愤地骂了一句：“＊＊＊地主孙子，要脱裤子。”
　　从此，富贵每晚照着刘溜说的，扒光婆娘和自己的裤子才上床。起先，疯女人死活不肯让他动自己一个手指头，但刘溜没少教他对付女人的办法，日子一长，疯女人也习惯了脱裤子的夜晚，随便富贵怎么拨弄，她再也没有揪打过他的脸。
　　第二年冬天，疯女人在柿子树下生下了一个男孩。女人因流血过多，生下孩子三天后死了。富贵在后坟冈祖坟旁边埋下了第三个人，到现在也不知道姓名的婆娘、疯女人，也是孩子从没有见过面的娘。
　　孩子取名叫树根。这是孩子还没有出生时富贵就想好的。从老爷爷那辈算起，起得名字不是富就是贵，不是金就是银，结果呢？除了父亲那辈还算富裕点，还被批斗、丧命。所以他想了很久，终于明白，名字起得太好不行，不如起个普通的名字安稳，只有把根扎实了，扎稳了，就平安了。富贵真的怕了被批斗的那些记忆。
　　树根没有随疯女人那样傻，很聪明。日子虽苦，但富贵看着聪明懂事的儿子一天天长大，心里很幸福。
　　打从树根出生了，富贵就到处托人给儿子找媳妇。可人家姑娘家不是嫌树根自小死了娘，就是嫌富贵家只有三间土砖屋。富贵知道，凭他家的出身和家底，想要找个愿意进屋的模样周正点的丫头，莫过于青石山的石头里长出谷子了。但石头上长不出谷子，还长不出歪头斜脑的野草么。富贵怀着这股子找媳妇的倔劲，总算没让树根走自己的老路，三十出头才成亲。儿子不到二十岁，就娶媳妇了。姑娘是南部山区的，虽说口齿不大伶俐，却也不傻不疯。而且在第二年还给他王家续了香火，生下了仔，取名黎明。

（四）
　　日子过的真快，转眼小黎明已经四岁了，在看着孙子长大的过程中，富贵是幸福的，他从来没有觉得生活这样好过，一家人靠着那几亩地，精耕细作，也不愁吃喝。看着儿子、媳妇能吃苦又能干，孙子在膝前跑来跑去的喊着爷爷，富贵心里比蜜甜。
　　正月初六黄昏时，村里和树根一起长大的梁子来叫他，说几个伙伴去石头家开个碰头会，合计跟着石头去打工。石头头几年出去挣回了大钱，紧挨着富贵的土屋盖起了二层气派的小洋楼，成了村里的名人。
　　富贵打十二三岁起就害怕开会的场合。活了一辈子，富贵明晓一个道理，对会场的恐惧就像印在肚皮上的胎记，无论日子的剃刀片怎么刨刮，也不能挖掉这块青疤。而且这块疤不管他愿不愿意，总要留在身体里，不缩小也不消除，年数越久它还越长越大。
　　富贵晕晕乎乎煨了半天的灶堂余温，树根才满面红光撞进大门，和媳妇聊起石头家里多么多么的气派，多么多么的好，说正月初七就动身去广州，赚回的钱要修一幢像石头家那样的小洋楼。
　　　
　　富贵从灶棠的枯棉柴梗梗里挪了挪身子，双手揣进蓝布对襟棉袄里迷糊着。三间土屋真的要改了，刮风下雨天老担心它倒塌，再说了，和石头家楼房并在一起，也实在寒酸了点，好像这么多年来，王家是白忙活了一般。可两家家境的高低，那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富贵被儿子大声喊出的“楼房”两个字吵醒了，楼房仿佛是一个怪物，从灶棠口推了他一把。
　　他半踏拉着棉鞋，穿过侧门，急匆匆跑到儿子房门口，不小心被松木门上的锈铁环挂破了右肘。
　　“树根你说啥事啊？楼房？”来不及心疼棉袄，富贵隔着房门短促地问。
　　树根双腿间夹着黎明，双手吊着儿子的下巴，一跛一跛地蹭出房门：“是啊，楼房。”
　　树根一脸的兴奋，望着富贵傻笑着，大声说：“在石头家说好了，他负责联系好打工的地方，一个月能挣一千来块呢。”
　　树根说话的神态和那头牛发疯的样子差不多少。
　　“啥时走？去哪里？”富贵把破棉絮塞入袖口，满脸不解地问。
　　儿子在树根腿下调皮地挣脱，跑远了。树根打个趔趄，后背顶在房门上，站稳了说：“广州。”
　　“活着吧，广州比县城远吧？”富贵听别人说过这地，但他不知广州到底在哪。
　　“嘿嘿。”树根笑了两声，走出房门，用脚摆了下堂屋的长凳：“爹，坐这。”
　　“广州比咱们省城还远呢。”儿子伸出手挠了挠脸，停住了笑。
　　但富贵还是不知道广州在哪。不要说省城在哪，就是县城，富贵也是只去过两回。头次是１９５２年地改时随奶奶看望地主爷爷、再次上县城还是去年秋天的事，石头搬新家时，开了辆大客车把村里的帮忙的人，接进城里吃了馆子。富贵也算跟着进城逛了大半天。除掉这两回离开村子外，富贵一辈子都没有走出万家坊。最远也只去过排洪河对岸。省城、广州，富贵不能想象得出它们距离村子多远的路程和方向。
　　“爹。”儿子从蓝咔叽布褂子的左兜里掏出烟点上了：“不出去打工不行啊！”
　　“你不是不抽烟的，怎么……”富贵更加不解地问起来了。
　　还不等富贵说完，儿子忙插上一句：“这不是过年吗？两块钱一包，不贵，买了两包装身上也能装人。”
　　“呃。”富贵知道树根铁了心要走了，买烟是到石头家讨口信。
　　富贵缩了缩脖子，不吭气了。树根也不吱声了，挨着他坐下，吧嗒吧嗒闷头吸起烟来。父子俩在长凳上坐好，齐望着门口，仿佛等着老柿子树说似的。屋檐下等着上笼的鸡挤成了一团，也不做声。偶尔，村里的孩子们点放鞭炮的零零落落的炸响，吓得鸡们短暂骚动两下后，却又挤得更紧了。
　　过了约莫一根烟的功夫，树根忍着烟熏带来的呛咳，脸涨得更红，细声细气说：“爹，我知道您不愿我走。”
　　树根首先打破了父子间的沉默。
　　富贵还是不说话，朝长凳上的儿子挤了挤，头埋在胸口，手揣进袖笼里想起了心事。家里只有几亩地，一季麦子，一季玉米，还有一亩旱田种了棉花。全年的收入顶多也不过一千多块钱，去除一家老小的吃穿花销，再交上村里公粮提留款，哪里还有节余呢？房子要修，人情世故，里里外外的事也够儿子心头熬磨了。
　　富贵又一次想到了楼房，头在胸口埋得更深了。靠田里的收成修房，不知等到啥时候呢？去年秋天，孙子患上了一场感冒后，欠下诊所的一百六十多块钱，还是到了腊月年底，杀了猪才还上的。
　　“房子，儿子。”富贵心里不由得一阵阵发凉，小声嘀咕了一句。
　　富贵不愿儿子离开自己、离开媳妇、离开黎明，跑到自己挖空心思也想不出的地方打工。儿子是命根，在身边转悠了二十六年了，疯婆娘在柿子树下生下树根就死了，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儿子，富贵从没想到过儿子会离开自己。
　　富贵重重咳了一口喉咙的痰，轻声对儿子说：“不外出打工还不一样啊。你看后庄孬子他爹，前面上县城捡破烂，去年不照样盖上了楼房啊？”
　　“那哪里是沈叔挣的啊！”树根又点上一根烟，声音更细了：“您今年想做什么事？”
　　“我和孬子爹说一声，过完十五一起去县城……”
　　儿子又不等他把话说完，粗口粗嗓地打断道：“孬子家的楼房不是他爹弄起来的。您忘了，孬子在青岛打工三年多了，靠他爹一人捡破烂，也就混个油盐钱，哪能修盖楼房啊！”
　　树根被烟呛得又一顿咳嗦，接着说道：“再说您六十好几的人了，身子哪比人家五十挂零的沈叔呢？”
　　富贵是知道儿子很孝顺的，更知道在楼房和儿子之间，他不能同时占住两个。富贵现在只能选择楼房这个怪物。想到这，富贵从袖笼抽出手，抠了抠脑门：“几时走？”
　　　
　　“明天五点坐拖拉机到县城，坐客车去省城济南。石头给我们联系好了火车票。”儿子把烟把丢地上，用脚尖踩灭了又说：“石头不简单，过年后的火车票不好买，他打了个电话就搞到了十五张。”
　　“咹！”富贵知道石头本事大。
　　“到那，我就给家打电话，您到小卖部运动家里听电话吧。”儿子笑眯眯站起来，又点了一根烟：“旱田我给了大庆，那几亩好田您们好歹地种种，弄个口粮就行，千万别累坏了。到了那里我就给家寄钱。”树根深吸一口烟，接着说：“农忙时请几个人帮忙。工钱也不贵，一天也就二十块钱左右，连种带收也就七八天，两三百块左右，我十天的工资就够了。”
　　“您就在家歇着吧。”儿子吐出大口烟后，还是笑眯眯地说：“带带孙子享享福，让芝兰招呼那块菜地，应付黎明的学费。”
　　“算了吧！还是我们自己鼓捣那地吧，可不能再雇人帮忙了，免得再留下口实。”富贵又想起了爷爷挨斗惨死的往事。
　　两人正说着话，黎明从外面跑进来了，吓得鸡群咯咯咯乱叫好一会。黎明扯起树根的手摇晃着：“我要鞭炮，爸爸，我要鞭炮！”
　　“好好活着吧，闹啥事？你爸明早就去广州了！”富贵不知怎么就对孙子发起火来，拉下脸，大声吼了一句。走出屋，上运动家看电视去了。
　　正月初六的晚上，富贵逮着去运动家看电视的机会，学会了怎么对着电话说话。
　　那一夜，富贵在老柿子树下站了很久。第二天大早树根出门时，看爹的屋里还黑着灯，就没有叫爹。富贵其实醒在床上，儿媳和孙子送树根出门回来，他也装作没有听见。只是自言自语地说：“好好活着吧，十五也不在家过就走了。”
　　树根坐上了南下的列车。窗外，暖暖的阳光撒了下来，照到远处的山丘上，并不刺眼，很温柔。树根想起了爹的那句开口言“好好活着吧”，是啊爹一辈子不容易，那个社会让他活得憋屈，现在，真的要“好好活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