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娥是一九七八年嫁到我们村的。那时候，还是大干集体的人民公社时代。家里给她订的男人，在部队里当司号员，请了半个月假赶回来，办完婚礼后又匆匆地回部队了。新婚后，胡晓娥在家里呆了一个星期后，就随着婆婆下地劳动了。

　　每天早晨六点钟，每家每户还能下地劳动的社员就都到生产队队部集合了，由生产队长统一分配当天的工作。晚上六点，所有社员收工后，再到队部集合，由记工员把每家每户的劳动情况，以工分的形式记录下来。每天的劳动强度和工作不同，每天的工分也不同。到了年底，生产队再按照每家每户工分的多少，生产队的收入情况，按照比例分配粮油和钱。

　　那时，农药化肥在农村还没有大面积推广使用。地里的害虫主要用土办法诱捕，肥料则是要在山上砍来杂草、树根或者树枝灌木等等之类的东西，我们那里称为渣滓。把这些渣滓砍下来捆好，背到地边晾干后，码成垛，上面再盖上厚厚的一堆黄土。然后点燃渣滓，把盖在上面的黄土烧熟烧透后。每家每户再派出一个劳力，从各自的家里挑来人畜粪便，倒在上面，用钉耙搅匀后，堆成一堆，自然发酵。一个星期后，再挖开，把要播种的庄稼种子撒在上面，再次搅匀后，就可以背到地里去种了。这样种来的庄稼产量虽然不是很高，却是真正的纯绿色产品。

　　那天，到队部集合后，队长安排的工作是男人们割渣滓，女人们扯花生。胡晓娥的公公死得早，家里没有男劳力，挣得工分也就相应地少。由于扯花生每天只有八个工分，砍渣滓是按照渣滓的数量计算工分的。每个捆扎好的渣滓大约八十斤左右，算一个工分。于是，胡晓娥就主动要求上山去砍渣滓。

　　傍晚时分，记分员到了指定的地边统计渣滓数字。那天，每个男人都砍了十个到十二个左右的渣滓。队长砍得最多，十五个。记分员最后才统计胡晓娥的数字，发现她竟然砍下了十八个渣滓。记分员宣布数字后，男人们都红着脸说胡晓娥弄虚作假，围在她砍的渣滓旁边，比划着她捆的渣滓太小，异口同声地说不合格，只能算给她九个工分。胡晓娥不服气，大吵了起来。正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队长站了起来，吐掉嘴角的烟，说：“跟她一个娘们争，也不嫌丢了我们爷们的脸？给她记十六个工分。明天砍的渣滓称重量，每八十斤算一个工分。”

　　第二天傍晚，记分员去地边统计数字的时候，就带了一杆大秤。先在每个男人砍的渣滓中间，选出一个中等样子的渣滓过称，称出重量，再扣除三斤抬绳的重量，就是他今天所砍渣滓的平均重量了，由队长报给记分员登记。比如胡胜达砍了十个渣滓，称出的那个重八十六斤，扣掉绳子三斤。队长就高声报道：“胡胜达，十个，八十三斤没毛。”记分员一边登记，也一边复述道：“胡胜达，十个，八十三斤没毛，十个半工分。”统计到了最后，终于开始统计胡晓娥的工分了。队长高声报道：“胡晓娥，十八个，七十九斤没毛。”记分员照样复述道：“胡晓娥，十八个，七十九斤没毛，十八个工分。”

　　男人们都哄笑了起来，怪声怪气地喊道：“胡晓娥，你到底是有毛还是没毛？”

　　胡晓娥红着脸，骂道：“老娘有毛没毛，关你屁事！”

　　又有一个男人嬉笑着接着说：“没有毛那就是白虎捏！”

　　胡晓娥说：“老娘就是白虎又咋地？老娘已经有了男人，要你咸吃木个萝卜淡操木个心？”

　　队长转身过来，神色怪异地看了胡晓娥一眼，没有说话，径直回家了。

　　又过了两年，农村里实行了生产承包责任制。大队都改叫村了，生产队的地也以抓纸团的形式分到了每家每户。大家都在各自的地里劳动，不再像以前那样凑在一起出工抢工分了。胡晓娥的男人这年也复原回家了，两口人每天一起下地伺候着几亩庄稼。又一年，胡晓娥生小孩了。队长堂客是我们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是她去接生的。

　　晚上，队长堂客喜滋滋地揣着十二个红鸡蛋，一块二毛钱回到了家里。队长问道：“生了吗？”

　　“生了。”

　　“是带把的还是不带把的？”

　　“大胖小子捏。”队长堂客答道。停了一会儿，又说：“大家都说她是白虎，其实不是，今天我看仔细了，真的不是。”

　　队长转过身来，狐疑地看着自己的堂客。堂客说：“孩子生下来后，我喂她吃了一个红鸡蛋，半碗红糖水，又坐了好半天才回来。我悄悄地问过她。她说，刚来我们村的时候，由于男人不在家，很多男人都不安好心，老是对她动手动脚的。所以，那天，她就故意发飙，让大家都以为她是白虎。后来，也真的就没有人再对她动手动脚了。”

　　“哦。”队长漫不经心地应道。

　　“其实，同白虎女人睏觉了就多灾多病，不吉利，那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愚昧说法，不可信。你们这些色胆包天的老爷们儿倒还就真的信了。平时，你们看起来身大，力大，胆大，其实，骨子里也就是一群胆小如鼠的鼠辈罢了。”

　　队长没有理会堂客的讥笑，走出门，来到晒谷坪的一棵桂花树下，点燃了一根烟，吸了一口，又狠狠地丢在地上，用脚碾了半天，骂道：“这个臭娘们，泥鳅一样地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