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故乡下柴市的油菜花铺天盖地，原野像涂抹了金子的黄色，让阳光一照，分外惹眼、刺眼和养眼。穿过村庄的小路，那些油菜花的芬芳直扑鼻孔。

我喜欢在阳光普照的日子带着小黄狗，走在油菜地里，看蜜蜂在花间飞舞，它们偶尔掠过我的前额，让我惊慌失措。那时的下柴市太穷，大人小孩都是饥肠辘辘，但是，田野里那金色的油菜花，总是给大人们一种希望的感觉。油菜花开得越盛，乡亲们脸上的笑容就越多。人们从那黄橙橙的油菜花中，仿佛嗅到了菜籽油的香味，那浓浓的花香，仿佛都带着丝丝的甜意。

那时候，吃“国家粮”是城里人的事，但是，自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国家粮”便成了我们这些农家子的追求——几乎每个人都盼着上大学，离开油菜地，离开田埂，离开乡村。我也如此。我时常躺在铺满油菜花的田埂上，一个劲地胡思乱想。阳光落在花上，折射在叶上，打在我的脸上，让我觉得迷迷糊糊的。为什么如此贫瘠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庄稼竟然如此金黄？于是，我为自己生活在乡村悲哀，更为自己的学业不精而自卑。但是，没有谁会在意我的失落，油菜花一年年照旧谢，紫云英一年年照旧开。我只是伴着田野——打草、扯草、拔草。

那时，四哥的希望尽在田野里，尽在庄稼上。他的目光飞不过田野，像油菜花上的蜜蜂，只在意那“一亩三分地”。而我，虽然也在田野里，却总是在斑驳的阳光下，幻想着出现奇迹，跳农门，走进城市，吃上“国家粮”。

城里人偶尔路过我的村子，让我在田野里踮起脚尖张望，看到那些人穿着光鲜的衣服，在阳光与黄色的田野中晃眼，于是，我又开始自卑，头便慢慢低下去，看自己的脚尖。那时我还光着脚呢，小黄狗从我脚边冲出去，对我不屑一顾，连叫的欲望都没有。

我用力咬紧草根，我们把它叫作丝毛草——根甜甜的——我坐在油菜田里，看着金黄色的花把我覆盖，一边幻想未来的时光：娶一个白胖白胖的城市女孩，钱可以随性地花，饭可以随意地吃……但我知道，这纯属胡思乱想，这些幻想，如果蹿出了油菜地，让我四哥知道，多半要挨他的耳光。一切不合实际的言行，在四哥那里的收获只有一种：耳光。

我不喜欢待在乡村。那时乡下的人真多，人们在田间劳作，锄草、施肥、播种。沟渠边、池塘畔、田埂上都是满满的庄稼。村庄里没有一块闲地，也没有一个闲人。

 放学后，我们不是被大人赶去地里打猪草，就是拉去扯田里的杂草。我多半是打猪草，我家的猪要靠我找粮食呢。那时，我认识各种各样猪喜欢吃的野草，因此，我们家总是把猪喂得又肥又胖。猪对我也有感情，它喜欢跟在我身前身后转悠，哼哼唧唧的，友情不亚于小黄狗。我也喜欢它，以至于它出栏时，我都要撕心裂肺地哭。

 那时候，大人的脾气非常暴躁，我四哥尤甚。他对我一不满意，耳光便飞过来。在我的童年时期，他的眼里对我全是敌意，似乎他找不到老婆也是我的错。只要我偷一会儿懒，或者在油菜地里胡思乱想一会，被他发现了便有耳光飞来。吓得我像油菜地里惊飞的鸟一般逃窜，委屈的泪水只有对着小黄狗流。我羡慕树上的小鸟，它们可以飞过田野爬上树梢随意歌唱，而我，却始终看不到丝毫飞出田野的希望。

在油菜地里待的时间长了，我也喜欢上了金黄色。金色的梦和黄色的希望漫无边际地生长在我的心头。我曾对四哥夸下海口：“总有一天我会走的！”四哥不信，骂我说梦话，而母亲总是护着我。父亲死的早，家里的条件又不好，母亲的眼里总是盛满了忧伤。这让我觉得偶尔路过村庄的风，也带有悲凉的气息。

故乡的小孩子一拨拨地像油菜一样疯长，一茬茬地长大成人。金黄色的田野，便成了村庄的希望。收成的好坏取决于天气，而大人脸上的阴晴取决于脾气。四哥喜欢动手不动口，所以我得在油菜地里多消磨一些童年时光。有时候，我和伙伴们在油菜地里疯玩，在田埂上嬉闹追逐，这时，我才有机会自我陶醉，无限地放松，抑或干脆躺在田埂上睡觉。直到母亲将饭煮熟，站在门口呼喊我的乳名，我才从黄梁美梦中醒来，回到无比饥饿的现实当中。

经过多年连滚带爬的努力，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终于挣扎着离开了田野，来到曾经无限憧憬的城市，但是，城市除了金色的饰物，看不到一点活生生的金黄色。我离开乡村的梦彻底地实现了，但也丢掉了许多金子般宝贵的东西。远离了故乡的油菜地，我的生命成了一条断流的河，一块荒芜的地。只有油菜花，以及村庄里那些与油菜站在一起的风物，才能让我的生命保持长久的幸福和丰盈。

后来，那些与我一同在油菜地里玩耍的小伙伴们，也都四散于八方，每个城市都有他们的足迹，我们不再在故乡遇到过。我好几次回到故乡，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闻着油菜的花香，看着蜜蜂仍在花间飞舞，看着老黄狗不离左右，突然落下泪来。我问自己：为什么有的时候，人类还不能像狗那样忠诚，不能像蜜蜂那样执着地去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