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美国向来没有好感，这种情绪可以追溯到儿时。那一年我刚开始记事，夜里时常被刺耳的警报声惊醒。我瞪大了惊恐的眼睛，竖起耳朵竭力去捕捉任何一点响声，黑暗中就听见父亲母亲一边摸索着穿衣服，一边低声提醒哥哥姐姐加快速度。待哥哥姐姐跳下炕趿拉上鞋，父亲便生硬地把我从温暖的小被窝里揪出来，扯过小被子胡乱地在我身上卷几下，而后一把甩在后背。于是，父亲母亲拖着哥哥拽着姐姐，向村子后边的山洞跑去。 我像装满了的布袋一样悬吊在父亲的背上，费力地旋转着小脑袋，月亮底下，隐隐约约看到一撮撮幽灵一样的黑影，伴随着杂沓的脚步声，从四面汇聚而来。全村一百来号人，很短时间便集中到了这个狭小的山洞里。人们在黑暗中肃立着，压抑着呼吸，静静地等待警报的解除。
       类似这样的情景，隔三差五就要上演一次，几乎贯穿了那年的整个夏天。从那时起，我幼小的心底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不仅仅是它一次次地搅扰了我的好梦，三更半夜挤进阴冷污浊的山洞里受罪，而且还不能以孩子的方式来宣泄（哭是要被大人们捂嘴掐肉肉的——我尝试过）；也不仅仅是因为父母由于一整天的辛勤劳作，夜里也不得安宁，整个人变得暴躁而缺失了耐心，最终把非爱的东西转嫁到我身上；更要命的是父母有时忙中出错：没把我裹好就带进了山洞。你想，一个男人露着屁股现形于大庭广众之下，虽然周围黑漆一团，人们看不到什么，可我毕竟是男人——可恶的美国佬毁了我做男人的尊严！
       后来知道，当时正处于中美关系极度紧张时期，所谓的空袭，也不过是演习而已。美国人最终没在我们村投下炸弹，但我却无法阻止种下的种子生根发芽。
       而我们也在寻隙报复着。
       那段时间我们最热衷的游戏是玩蚂蚁打架。蚂蚁有个习性：不同种群的遇到一起就会咬个你死我活，非分出胜负不可。我们分成两伙，各自用小瓶子捉来代表中国和美国的蚂蚁（通常都是红的是中国，黑的是美国）。战场就是我家前边场院上那台废弃的碾子。我们把蚂蚁圈在碾子中央，“中美两国”相对着围成一圈，撅着屁股，双手使劲拍打碾子的边缘，扯直了嗓子喊：“咬！咬！咬——咬死他！”
       不管别人怎么说、说什么，我只要代表中国，而且我是只能赢不能输的。赢了，就用木头枪抵着举手投降的“美国鬼子”在场院里游街示众，还要命令他们嘴里不停说着：“我是美国佬，饶了我的狗命吧。”当然，没有常胜将军，我们也有输的时候。每次输了，我都是嗖地蹿上碾子，把对方的蚂蚁一个一个捏死，而后双手叉腰，气势汹汹地向对方示威：“你能把我怎么样？你个美国佬！”
       因为熟知我惯用的招数，再玩这个游戏便很难进行下去。要么谈条件，要么干脆把我排除出去。那段时间我仅有的小玩意和吃食几乎都进了他们的腰包和肚子里。我，痛苦地胜利着。
       后来中美关系缓和了，演习的事没有了，墙上那些醒目煽情的标语也该刷的刷，该铲的铲了。我也渐渐地长大了，虽然不会再去玩蚂蚁打架的游戏，虽然也感受到了中美友好带来的便利和变化，但总是感觉生活在美国的阴影里，让人浑身不舒服。仇恨不好说了，芥蒂总也不能释怀。
       经常听到美国这个那个的，这时就会萌生出原始的冲动：舒张的五指很自然地向掌心蜷曲、聚拢，形成野蛮的拳头。
       我不懂政治，但我有好恶；我不了解美国，更不想去了解它。就凭着从儿时起的那份情感，我憎恶美国，是美国的，我都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