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弟兄五个里排行第二。那个年代的农村，读书的人少，像父亲这样能读完初中的更是少之又少。父亲走出一个校门就进入了另一个校门——做起了老师。那一年，父亲十七岁。

　　后来，父亲与他的那些老哥们儿聚在一起怀旧，还时常有人慨叹父亲当年的远见。据父亲讲，他们那时当老师有两种选择——当公办的或者民办的。民办老师工资高，秋收后还可以像农民一样分得一份口粮，但不敢保证长久;公办老师工资低，与生产队没有关系，吃供应粮，但是能干长久。那时大家都穷，一年到头手里难得几次攥钱的机会，大多选择了做民办老师，只有少数就包括父亲在内的一部分选择了公办。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有较高学历的人员补充到教师队伍，选择了民办的那些老师们最终回归本质，先后做回了农民。而父亲他们则得以继续留在三尺讲台。

　　在过去的农村，能端上铁饭碗哪怕是最没有社会地位的教师，也让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羡慕不已。每当说起这件事来，父亲虽然谦逊着不肯过多演绎，但我从怡然的神情上能感受到父亲自得的心理。是啊，人生能有几次大的选择，更何况老实巴交的农村人!

　　父亲二十九块半的工资挣了整整十一年。母亲是公社社员，并没有因为父亲而改变什么，农忙时节也像其他社员一样春播秋收，挣一家五口的口粮。六口人，又没有壮劳力，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虽经母亲里里外外没日没夜地操劳，我们也只够得上温饱。我都上四五年级了还穿着一条女式裤子(女式裤子是右面开口)，是姐姐传给哥哥，哥哥再传给我的。那时的我在穿戴方面最奢望的，就是能拥有一条属于自己性别的裤子。那个时期人们都穷，我家也就是农村的一个缩影吧。

　　我五六岁时候，父亲在二十几里外的学校教书，平时住校，周六下午回来住一宿，周日再返回去。一般都是步行来步行去。有一年冬天，公社给父亲配了一匹马，来回代步。那个冬天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姐姐长我五岁，帮着母亲操持家务照看妹妹;哥哥大我三年，上学之余便挎个筐，拎着粪叉子走街串巷捡拾猪粪马粪。每逢周六，约莫时间差不多了，我便跑到村口，寒风里雪地上一个人站在路边，双臂拢在胸前，双手插进对方棉袄袖筒里，不停地跺着脚，向远方张望。远远的，一匹青白色老马驮着父亲来了，斜斜的冬阳把父亲和老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在旷野凹凸的雪地上奇怪地跳跃着。这时的父亲在我心中是那样高大，我的小心脏剧烈地跳动着，激动得就像一个小兵在迎候他的最高统帅!我使劲地跺着脚，表达我的崇敬。父亲看到我便抖一下缰绳，老白马知趣地加快了脚步，黑黢黢的怪影瞬间吞没了我。接着就是父亲跳下马，抱起我放在马鞍上。我俯下身子，一双冻得通红的小手紧紧抱住马鞍的前缘，侧着耳朵，得意地倾听马蹄发出的踏踏声，父亲的大毡疙瘩踩进雪里的嚓嚓声，在夕阳羡慕的目光里一起走回去。

　　父亲三十余年的教书生涯里，工作地点变更了四次，我们的家也随着经历了几次搬迁。父亲虽然只是一个老初中生，但在那些知识缺乏的年代里，也算是知识分子了：高中、初中、小学的语文课几乎教了个遍。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每到过年，或有嫁娶之事，总有人登门求写春联、喜联。父亲裁纸、研磨、挥毫，从早到晚，乐此不疲。

　　父亲有过很多荣誉：优秀党员，劳动模范，教学能手……在他们那个圈子里也算是“名人”。但父亲却没有官缘，比父亲年龄小的资历差的都做到了学区的校长主任，甚至局长书记，父亲最官运亨通时只做了两年我们村的小学校长。用母亲的话说父亲的校长当得很“蓝边”(方言)：不但没有捞到实惠，还得三更半夜去学校“视察”，一家人跟着担惊受怕。这可能与父亲的处世态度有关。我记得有一年教育局选局长，中心校的校长和父亲的一位同事来我家找父亲投票。候选人一共是三个，其中的两个是父亲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原副局长，另一个就是这位中心校长。父亲拿着笔细细考量，同事提醒他就选校长一票吧。父亲却犹豫再三，最后放下笔，一脸的无奈：“我还是弃权吧!”来人走后，母亲包括我们都埋怨父亲的做法，父亲却一瞪眼，理直气壮地说：“他不够条件，选也是白选!”

　　说父亲当校长期间一点好处没有也不完全对，父亲收过一次“礼”。有一年夏天，一位民办老师给我家拿来一书包豆角，两酒瓶子麻油。来人是诚心要留，父亲是真心要拒，推让拉扯之间碰倒了一个，还撒了半瓶油。这是我知道的父亲收的惟一一次礼——一书包豆角，一酒瓶子半麻油。

　　父亲天生的好脾气，我认识父亲的几十年里，从未看到或听说过父亲与人吵架拌嘴的事。从小长到大，父亲没有动过我们一个手指头，甚至都记不起是否骂过我们。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震怒过一次，还流了泪，却是因为我的野蛮和冷酷。

　　88年我师范毕业，由于受到几本书的影响，性情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同学老师异样的目光里，在分配志愿上，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个众人闻之色变的近乎流放之地。等我回到家，父亲从同学那里先知道了我的去向。见到我，父亲的面孔一下子扭曲变形。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有这样的表情，一时不知所从，呆呆地立在父亲面前，等待着暴风雨的洗礼。

　　“你——你——”父亲指着我的鼻子，表情更加狰狞，结结巴巴地吼道，“气死老子啦……”而后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双手掩面伏在桌角，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母亲告诉我，之前父亲已经为我找好了学校，就是我们乡里的中学，我的母校。守家在地的，什么都方便。“你呀——”母亲也抹起了眼泪，“这么大了，一点不懂事……你说你选了个什么地方?你爸都快气死了……”

　　我承认那时的我已经鬼迷心窍了，父亲的眼泪居然没有撼动我的铁石心肠，还是由着性子，在亲人的伤痛里踏上了自己所谓的征程。十七年，由于通讯、交通都极不便利，除了极少数的几次回家探亲，小小的家书维系起了我们父子之间的感情。父亲把我的来信按时间前后装订成册，夹在一个蓝色的公文夹里。我能想象到：在寂静的长夜里，在幽暗的灯光下，父亲戴着老花镜，一遍一遍地读着我的那些信们;母亲坐在旁边，一遍一遍地抹着眼泪……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有严重的胃病，几十年里没有中断过寻医问诊。97年赶上好政策便提前退休了。让我们做儿女的感到欣慰的是父亲退休后，不知是药对症了还是享上了难得的清闲，老胃病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虽年逾古稀，却红光满面、走路生风。平时帮母亲买买菜，找老哥们儿聊聊天、下下棋，再不就是摆弄他的那些老古董：三字经、百家姓之类，那记忆力，我是不敢去比。

　　今年年初父亲经常肚子痛，有时还便中带血，自己更是疑神疑鬼，情绪也低落起来。母亲打电话告诉我，我火速赶回家，并成功说服父亲，十五一过便陪着去张家口检查。还好，只不过有一点轻微的肠炎，并无大碍，虚惊了一场。看着医生开出的处方，父亲犹豫了。他两眼看着我，像征询我的意见又像是自言自语：“拿还是不拿呢?”父亲退休早，工资一直不高，四个孩子的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好，经常是给这个一点，接济那个一下，自己手里几乎没有积蓄。我鼻子一酸，这就是我的老父亲——几千几万地给儿女时连眉头也不皱一下，可轮到给自己时，几百元药费竟让他这样难以决断!

　　在我的坚持下，药还是拿了。回家的路上，父亲一会儿会儿举起那包药看看，一会儿会儿摇头叹惋……

　　我努力克制着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