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已很多年了，就连我自己如今也步入了知天命之际。只是这些年来不时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父亲的音容笑貌仍在脑海里栩栩如生，仿佛精神上还在维系着彼此的世界。可是回忆越是持久和深入，对某些事情的理解却又越发困惑了，它们变成了一堆理不清的谜团。父亲到底信上帝吗？他临终前在想什么？还有，他那把心爱的小提琴究竟落在了谁的手里呢？

    出生在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会遇到什么？我承认这对我来说是不大能理解的。毕竟自始至终父亲都没有让我们兄弟俩去信仰任何宗教，在我的眼里，父亲似乎一直是一位正统的革命知识分子，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突然热衷于去教堂做礼拜是颇让我有些吃惊的。不过，小时候我对父亲还是很钦敬的，他是一位不错的医生，并且小提琴拉得很好。

    父亲从小就学拉小提琴，读中学时甚至还与他一位喜欢吹长笛的同学在外面合租了一套公寓，整天沉浸在音乐之中。广州解放时父亲一位同学的爸爸恰是当时军管会的成员，帮他找到了一位制作小提琴的名匠精心制作了一把小提琴，音质非常好。印象中那把小提琴看起来很精致，表面上呈红棕色，它躺在漂亮的琴盒里那古色古香的模样，对当年的我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小时候我能经常见到的一幕是：很多小提琴爱好者因为这把小提琴的缘故经常慕名登门拜访父亲，不少要在音乐会上表演的小提琴手登台前老是缠着父亲借这把小提琴。

    很多个夜晚，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父亲总是早早就打发我上床，自己则独自在房间里忘情地拉着他心爱的小提琴。他最喜欢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优美的琴声总能很快使我因过早上床而躁乱的心平静下来，我透过蚊帐望着父亲拉琴的身姿，一声不响地聆听着，也渐渐陶醉于音乐之中。那时候，舒伯特的《小夜曲》、马斯涅的《沉思》、舒曼的《梦幻曲》、马思聪的《思乡曲》等都因此成了我耳熟能详的曲目。

    那时候家里非常简陋，除了公家配发的一张床、一张书桌、一张饭桌、几张凳子以外，再没有什么其它像样的家具了。但因为父亲和这把小提琴的缘故，家里倒常常门庭若市，周围的人们总喜欢拥到家里来听父亲拉小提琴。当然，这个时候我也是表现得很神气活现的，不时和着父亲的琴声卖力地唱几首歌。可以想象得到，这把小提琴理所当然地成了全家最珍贵最爱惜的财产。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不小的恐慌，单位里如临大敌般地紧急部署着预防的措施，人们呆在家里都惶惶不安。一天晚上由于值班人员误判了情况，以为发生了地震，一时警锣大响。人们大惊失色，纷纷仓皇冲出家门，匆忙中许多人什么也没拿。当时父亲的反应是急忙叫母亲和我们兄弟俩先跑到操场上去，我们在那里等了一段时间才见到父亲匆匆赶来，结果他什么也没拿，只拿了他那把心爱的小提琴。

    不久，母亲病倒了，经济上渐渐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后来更是债台高筑。那段时间父亲整天愁眉苦脸，憔悴了许多，生活压力之大常导致他彻夜难眠。虽然我那时还小，家里经济之拮据也让我多少感到了生活状况的明显恶化，心理上也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了给母亲治病和维持生活，父亲常挨家挨户地去借钱，这对非常自尊的他一定是很难堪和痛苦的。那段时间他很少拉小提琴，即使偶尔拉拉，琴声里也掩盖不住一种哀伤的音调。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放在柜子上的那把小提琴不见了，连忙询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低着头，半晌没吭声，最后叹了一口气，嘶哑着声道：“卖了。”我不知道父亲当时是怎样下的这个决心，也不知道这把小提琴他究竟卖给了谁，只知道仅卖了九十元钱，可能当时为生活所迫，他也确实无奈吧，不过父亲却从此再也没拉过小提琴了。

    这件事成了全家人心中的一块伤疤，多年来我一直不大理解当初父亲卖掉心爱的小提琴时的那种决绝之情。直到父亲临终前那几年又重新上教堂做礼拜我才稍有所悟，父亲的一生其实是很坎坷的，有着不少难为人道的苦衷，但苦难临头时他却从来不退缩和逃避，而是勇敢地承受，使得家庭这艘小船在多次的惊涛骇浪中最终驶进了平静的港湾，他为人善良，有极强的责任感，当选择来临时，他毫不犹豫地抛开了其它，甚至心爱的艺术，这恐怕其中也有从小就受到熏染过的基督教精神对他的一些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