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古来就有“皇粮国税”之说，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古称“田赋”，至今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是封建国家最主要的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体。即使到了新中国，农业税也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基石。几千年来，农民朋友们为国家作出了很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多种税赋改革，但由于吏治的腐败，负担最终还是转嫁到农民的头上，有的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四处逃荒，苦不堪言。

新中国成立后，颁布了新的《农业税条例》，农民朋友们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精神，用小车载粮食，“推出”了新中国，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记得六七十年代，交公粮的时间一年为两次，夏收、秋收之时，主要是上交小麦、稻谷。农民们对交公粮的意识很强，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将脱粒下来的稻谷（麦子），选择颗粒饱满、“个头大”的、无干瘪、无破壳的摊在地上晒，用“翻耙”不断翻动，这样稻谷干的才快，要不上面的晒干了，下面还是湿的。“翻耙”是用来翻晒稻谷麦子的一种农具，底部是块长方形的木条，长约80公分，宽约15公分，厚约2公分，长的上边中间凿一小洞，增上圆木柄，长约1.2—1.5米，直径约3公分，便于手握，长的下边，也就是着地的一边，削成斜面，约3公分宽，家乡人叫“披掀头子”，翻晒时，人稍弯腰，保证斜面与地平行，这样才能着地翻稻，翻麦也一样，将下面的翻到上面去，经过几个太阳，反复翻晒。记得我父亲抓上一把稻谷，放在手巴掌心上，双手用手心反复摩擦碾稻谷，代替“舂臼”，稻壳掉下来表明已晒干，小麦则嘴嚼几粒，脆，表明晒干，这虽是土办法，很管用。然后将稻谷堆积起来，成圆锥体，自然形成底角为53°左右，用“飘掀”迎着风扬，去掉稻谷里的瘪稻，杂稻须、小茅草，“褐琐儿”等，风越大，扬得越干净，如此扬上几遍，然后再翻晒一下，堆积入仓，准备按上面通知交公粮。

家乡是水网地区，交公粮必须用船运，六七十年代都到时堰粮库交公粮。生产队晚上就将公粮装上船、盖好油布，以防下雨。第二天天不亮，就要出发，因为10多里的水路，靠人力撑船，到时堰已是七八点钟的太阳了。到了粮库，都是粮库工作人员直接到粮船上，因为当时没有先进仪器，凭目测，比如检查含杂质，抓几把稻谷看看检查水份，拿几粒稻谷搁嘴里嚼嚼等，当场决定稻谷的等级，等级对应着价格，农民形象地说，这些人牛哄哄的，像皇帝一样，金口玉言，说一不二。因为是集体化时期，群众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反正吃苦吃甜都是集体的。送公粮都是身强力壮的男劳力，用箩筐担着沿跳板上岸过磅（称斤两，拿筹码）后，倒进粮垛。开始倒稻谷，是挑平路，省力，越往后，堆积的稻谷越多，谷垛越高，这时就得用跳板担着，出现“斜坡”，挑斜坡比挑平路吃力的多，且交得越晚，斜坡越陡，越吃力，所以大家都争着起早送公粮。到了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由集体交公粮变成了每户交公粮，家乡所在地溱东镇，也有了粮库，有水上用船运的，有架子车、脚踏三轮车，后来有了电动三轮车陆地运的……河面上是“门泊东吴万里船”，河岸上“车水马龙”，阻塞了交通道路，满地是袋袋粮食，人潮如涌，乱哄哄的，挤不上档，人们争着排队交公粮，唯恐丢散粮食，专门用绳系连着自家的粮袋，大人排队，叫小孩看着，轮到交公粮时，肩挑背驼，来来往往，上气不接下气，哪还顾得上斤两、等级，能交了就算“阿弥菩萨”了。试想一下，当时溱东镇只有一个粮库，20多个村，一个村有近千户人家，全镇所有农户都要集中在短短几天内交完公粮，所以经常有天不亮就去交公粮，回到家已是伸手不见五指了。开始几年，就这么乱哄哄的，且短斤少两，等级偏低，人们怨声载道，有的干脆不去交公粮，干部找上门来，“粮食就在家里，反正斤两称好了，随你们吧！”后来又以生产小组集中收集，袋子上写上各户名字，斤两过称后装上船送往粮站。如果短斤缺两，干部又招来一声臭骂，只能集体补上，加之集体又要负担搬运费，生产小组又不干了，还是你们自己去交吧！由于当时种田利润不大，“两上缴”任务过重，有的就干脆不交公粮，所以出现了干部到户扒粮的现象。

直至2006年1月1日起，国家废止了《农业税务条例》，这意味着在中国沿袭两千多年之久的这项传统税收的终结，作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停止征收农业税不仅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公民权利，体现了现代税收的“公平”原则，同时还符合“工业反哺农业”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