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银号，我的出生地。从小到大虽然远远近近曾几度离开，却从始至终都被冠以“家”的概念。岁末年尾，寻着各种理由也会从千里之外将脚步颠簸在回家的路上。
　　顶着腊月十六黄堂堂的圆月，在驱车行驶二十九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又回来了。
　　一年一见的乡亲们仿佛三年如一日般地不变。杨二爷的脸还是那么清瘦，在商店里捧着一包粉条走出的表情和某一年的某一次一样一样的。当我用同样没变的乡音远远地喊他“二爷”的时候，他的眼神里却没有和我一样兴奋的目光。我知道，对于如今村子里大多数和他一样的老人来说，每到这个时候，他们都会看到大批陆续从外地赶回来的年轻人，所以已经习惯。而我的归来，对于杨二爷来说，除了不会像我一样兴奋之外，也许还会让他在瞬间想起两个字——“病”和“死”。三年之前的十年之中，我是官银号村里的“肖大夫”，是全村大人孩子每日呼来唤去的“小雅珍”。相信在全村每个家庭有关病痛的记忆里一定都还留有我的影子。就像杨二爷一样——在两个儿子相继因车祸丧命的致命打击中、在老人惨不忍睹的余生里、在那么多次去诊所哭诉他们所有因这一场悲剧而患上的各种病痛时。在他们的记忆里，除了治疗，也许还会记得那时候我没法抑制地和他们一次次失声地痛哭。
　　街面上，我开了十年诊所的老房还在那里。只是三年间的七修八改后已经摇身变成了一家便民超市。走进去，也已是人是物非。环顾四周，十年的记忆在脑际里晃了一下后又瞬间模糊了起来。弹指一挥的青春时光都在这里，就在这里起飞，就在这里跨越，也在这里执着，更在这里抉择。从而立走到不惑，时光的片段在不经意间被剪辑成永远无法复制的经典。如果，人生以“十年”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度量单位，那么，我这样一个女人留在官银号这样一个百年古村里的“十年”意义何在？
　　今年的雪据说来得很早，很大。被车辆和行人压实的路面像打过蜡的平面，雾凇装扮过的树木和柴草都静谧地依如三年前的某一场雪后小景。红瓦白雪的屋顶，琼洁素净的白杨枝桠，随风漫游的炊烟，或单个或三五成行的乡亲从营子的任何一条街上走来，说着唠着咳嗽着、叼着烟，一歪脖子爽快地吐一口吐沫。在车窗背后的我不去与他们招呼，拿出相机连按几张，记录下这最熟悉的画面。如果，将来在渐行渐远的他乡路上，我不能年复一年地回来，那么，一定让捧在手心里在的相纸永远散发着官银号的味道。
　　从车旁慢慢滑行而过的摩托车背影，让我的心不自觉地揪了起来，并且下意识地用手摸摸还在隐痛的膝关节。就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就在这样冻滑的路上，我曾不分昼夜地坐在老公驾驶的摩托车上，顶着东北刺骨的寒风穿行在官银号这个有着四百多户、两千多口人的村子里，为着自己的生计和梦想，也为着乡亲们的接纳和认同，凭着青春里暗流涌动的激情，乡医的路上留下了一串串唯有自己明了的甘苦和辛酸。对于因小儿麻痹很小就深知生存意义的我来说，被他人肯定和信赖所带来的快乐让我在这条路上做到了无怨无悔，就算摸爬滚打中仍要付出健康的代价也一直引以为豪。每一个行业中，都会有一座属于它的险峰，在攀登的路上，唯有怀着必胜信念的人才能坚强走过，也唯有走过的人才会无愧于自己的青春和人生。
　　如果说病痛的腿并没有使我自卑过，那么在从医的路上，乡亲们的认可和信赖则让我有时甚至有点感恩命运的安排。当我带着无比健康和阳光的笑脸去解除乡亲们的病痛时，他们也以上帝一样公正的态度为我开启了人生第一扇明亮的窗。
　　坐上热炕头，炖上一锅小鸡炖蘑菇，就上一碗高梁米饭，一家老小围在炕上吃个热火朝天。几杯白酒下肚后，儿子的太爷爷就又说起了当年生产队里赶大车时，他是何等的威风，红润光彩的脸上根本找到不到八十岁老人的沧桑；三叔醉得趴在炕头儿上就睡，三婶儿马上揪着他耳朵喊“死老头子，炕头儿太热，咱换个地儿睡。快快挪挪……”，四岁的小孙女上去帮忙，吃力的抱起爷爷的脑袋又摇又晃，嘴里也奶声奶气地学奶奶口气大喊“死老头子……死老头子……”。外面不时传来孩子们放响的鞭炮声，惊得院子里的小狗儿和大鹅又叫又跳。而对面邻家屋顶和墙头的雪还是静静地盖满了整个视野……
　 “雅珍，你在外面过得好吗？”，这是每次回来都要听上若干次的问候，也是每次都要回答给别人、也更像回答给自己的一个问题。今年我的回答是：爽朗地笑上几声，然后明快地说“听说挺好！”，听着这样的答案，他们都会挠着脑袋似懂非懂地跟着我一笑而过。
　　接下来的日子，走出去的同学和朋友一定会相继回来，也一定又会组织在一起聚会畅谈，说起我们各自在外面的日子，谈起官银号在各自世界里的感受。这会儿，我准备预备这样一段感慨送给他们，也送给自己——
　　老家，当别人传说我们在外面混得不错的时候，我，就是你的传奇；故乡，当我们自己说自己过得还好的时候，你，却是我们从未走出过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