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我在读河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文革后第一次全国闭卷考试统招函授面授站学生）时，曾经写过一篇作业《我的母亲》，当时的作文老师要求用描写的方法完成这次作业，我的这篇作文得了九十分。那时候是以一个学生作业的方式记述了母亲局部的人生。时隔十六年后，母亲辞世，享年79岁。母亲的一生灌注在我的生命里，刻骨铭心，至今可能我的文字水平难以全面刻画她的形象，万语千言难以表达我对她的怀念、对她的崇敬、对她撕心裂肺的追思！就让已是花甲年龄的我，借此和母亲再做一次心与心的交谈吧。

母亲张素贞，1922年腊月22日出生在河北省阜城县尤庄一户济世救人的民间针灸医生家里，姥爷张炳文娶姥姥尹氏是二婚（姥爷原配夫人青年早逝），母亲是他们的长女，乳名小翠。

母亲自幼秉承严父的教诲，恪守“三从四德”古训，淑德贤良，勤劳善良，知书达理，慈善广助，用她不与人争的一生，默默撑起赡老抚幼的使命，朴实完满的写下了善女的人生。

我是父母的长女，从我记事起，母亲教我的第一件事：女孩儿要乖巧勤快，从小要学会帮助大人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诸如扫地，擦桌子，给母亲做饭打下手……从我记事到六岁前，每天跟在母亲身边把堂屋、院子、犄角旮旯扫的干干净。三间屋子里的摆设擦的一尘不染。尤其是奶奶屋里的紫红大漆家具，每天擦得镜光发亮。橱上的黄铜摆器都能照出人脸模样。很小母亲就教会我自己梳辫子，不记得从几岁开始我学会的自己梳头，但是六岁上小学前我就能自己在头顶梳一个很圆的小辫儿，然后顺下来在左右梳两个长辫子。前邻后舍的婶子大娘们人见人夸：你看这孩子这小辫儿真好看。很小母亲就用三字经的经典句子教我接人待物，敬长辈，尊父母，和邻居，爱生命。可小时候我并不完全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是听话，照做而已。比如：早早起，敬双亲，勤打扫……出必面，返必告。尤其是“出必面，返必告”这句话一直影响了我的一生。从记住母亲这句话的时候起，无论是小时候出门上街找小朋友们玩耍，还是后来上学上班或者要出远门，我一直奉行着母亲的这一教导，父母健在时让父母放心，出门前告诉他们我的去向，目的地，与谁同行和几时回来，回来后除了向父母报平安外，父母最开心听的是我的外出见闻“报告”，母亲听着我的“图片”报告，时不时的露出满意的微笑。母女的心是相通的，知道了母亲的心灵需要，我也从小就养成了逢出必告的习惯，对于那些父母一辈子都没去过的地方，尽量把那里的名胜古迹和山水美景拍回来洗成照片捧给父母看。这在我们那个百余户人家的小村庄里，当时我们家可能是照片最多的人家了。不是因为我有钱，是我知道年迈的父母牵挂我，需要我这麽做。女儿的点滴汇报对年迈的父母都是一种期待，一种精神寄托，一种生活乐趣。母亲在世的时候，由于工作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不能承欢膝下，母亲总把对女儿的牵挂 和思念凝注在我在各地拍回来的照片上，没人的时候一个人在家里把照片翻出来一张张的看，一遍又一遍的看，一直看到女儿下一次回家。父母离世后，每逢出门我依然会告诉家人和孩子，让他们心里知道我的行踪。我觉得这也是家人之间相互尊重的生活本质之一吧。

母亲不止一次和我讲她的“历史”：小时候，她随老爷行医到过小范镇,到过建桥街。有一次赶建桥集，姥爷给她买了一个很好看的帽子，她很喜欢，没戴多久，在又一次赶集的时候，因为人多，她不小心被挤倒了，等从地上爬起来，心爱的帽子不见了。老爷一边行医，业余时间自修“金光大道”（当年母亲这样告诉我），每年都会定时到集上买活鱼放生……小时候姥姥家住房南边的坑边上有好几尊泥塑的佛像，每年冬天怕他们被冻坏，老爷总是弄些秫秸给她们围起来，再用泥巴泥好，来年开春再给他们解开围泥，清理得干干净净，就像伺候自家的祖先祠堂一样认真恭敬。母亲是姥爷的爱女，从小姥爷就教她一些修炼的道理，母亲说：“从小你姥爷就教给我怎样手握”阴阳鱼，再指给你玄关一窍”。直到出嫁前，她在娘家除了跟姥姥学做女红，就是跟老爷认真“修道”。可这玄关一窍在哪里，母亲始终守口如瓶，我好奇问过多次，母亲都守约不告诉我。直到1992年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玄灵功”，此功当中有一段“金光咒”我讲给母亲听时，母亲竟然一字不差的把整个金光咒背的滚瓜烂熟。母亲虽然识字不多，但是记忆力很强，很多做人古训母亲未必能写出来，但是口传心授张口就来，而且驾轻就熟，通俗易懂。

十六岁，母亲经过媒妁之言过门嫁给了小她三岁的父亲。那年月女孩儿家的婚姻全由父母做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尽管不知道男方长相脾气人品，也只有默认服从的份，何况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早就是社会约定俗成的风俗，母亲没有任何个人意见可言。姥爷看的是刘家就父亲一个独子，没有仨亲俩厚的妯娌，把女儿嫁过来放心能过好日子。母亲过门后除了孝敬婆婆，还要恭敬两位大姑姐。父亲有两位姐姐，二姑比母亲大一岁，是淑女型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自己一生育有二男四女，，婚后随姑父在天津生活很少回家。大姑比母亲大三岁。因为爷爷英年早逝，大姑作为长女必然对家里的大事小情，尤其是奶奶的生活起居操心就多，加上她嫁给姑父没多久姑父就病逝了，独自守着丈夫前妻（早已病故，大姑嫁的是填房）留给她的两个儿子（据说大表哥国良仅比大姑小九岁，二表哥国振比大姑小十二岁）在婆家过日子，年轻寡居没有自己的孩子还要做比自己小十来岁的两个男孩儿的后娘，不管是解放前后，那角色的苦楚可想而知。现在想来大姑也是为封建礼教观念牺牲的可怜女子。因此大姑经常回娘家串亲散心是很正常的事情。婆家的日子过得比我们富裕，加上大姑精明能干，花钱处事能够自己做主，对娘家的事情自然主理的就比较多。在我的记忆里，直到1964年奶奶去世，我们家里很多事都是大姑说了算。虽然没有妯娌，受传统思想意识的影响，大姑子姐和弟媳和睦相处，在那年代也很艰难，况且大姑在我们家一贯主事霸道惯了，根本就不给母亲任何发言处事的权力，母亲只有听命和服从的份，只有忍让和委曲求全份，只有受气后暗自哭泣流泪的份。前面介绍过我的父亲十几岁出门学徒，结婚后父亲在天津当学徒，母亲在家里伺候奶奶，做家务，还要帮助种地和做一些杂活，这对于一个在娘家备受宠爱的16岁女孩儿来说，无疑就像掉进了苦难的深渊。但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理念在母亲心里从小就默认无余，两个陌生的男女孩子在大人的主持下拜过堂，成了亲后，媳妇就得服从婆家的管教，听从婆婆的使唤。虽然离娘家只有三里地，但是过了门，母亲要恪守妇道，不管在婆家顺不顺心，都不能随便回娘家。生是婆家的人，死是婆家的鬼，只有当不好的媳妇，没有有过错的婆婆。虽然母亲没有说过媳妇难当得一句怨言，但是母亲青年时期的劳累、苦闷和孤独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从我记事起母亲就经常提起她的眼睛，她的右眼在年轻时就哭瞎了（眼前半尺内才能看清大概的东西）。解放前的事情我没有看到过，但是五六十年代我童年的记忆里，奶奶老了，傻了，家里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奶奶要让母亲给她吃好东西，母亲没处去弄，找娘家兄弟“走后门”买来几斤麸子和棉花籽皮就是好吃的，奶奶吃不下去就骂，晚上睡不着觉也骂，母亲从来不还一句嘴。擦屎擦尿，照顾奶奶吃喝拉撒，母亲做到了竭尽心力，但是奶奶还是张口就骂。刚解放那会儿我们家乡一带盛兴婆婆虐待媳妇，左邻右舍媳妇受姑、婆气的不止母亲一人，所以母亲甘心忍气吞声的活着。大姑很疼奶奶，每次来家都给奶奶带些好吃的东西（一两个高粱或棒子面窝头），但是大姑对母亲这个弟媳从来不放在眼里，不体谅疾苦，经常挑些鸡毛蒜皮的事在父亲回家时给母亲“上眼药”。父亲是孝子，且脾气暴躁，每次听了姐姐的告诉，怒气立刻就来，张口就骂，说打就打，母亲从不还口，只是静静地流泪承受着眼前的一切……每当此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除了害怕就是恨父亲，直到我上学懂得一些人生道理之后，常常为母亲抱不平，再后来长大些了，我甚至在父亲怒骂母亲的时候心里恨恨的想过：怎么不跟他离婚！因为我亲眼所见母亲为了这个家拼尽了她力所能及的一切，父亲挣的钱她一分都摸不着，她靠自己的劳动养活着我们兄弟姐妹，这时候人民公社了，每家都靠劳动工分吃饭，家里没有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奶奶说：这家我不当了，严娘（哥哥的乳名叫福严）你当吧。当家当什么？母亲当家之后第一责任就是没黑没白的参加大跃进、人民公社五连社、八联社的集体劳动，白天在本村生产队出工，晚上出村会战挖丰产坑……五八年大炼钢铁，各家各户的饭锅都被揭去炼了“小钢炉”，六零年前后村里成立集体食堂，三年自然灾害家家没有粮食吃，树皮树叶吃光了，返销粮返来的没有粮食，而是圆白菜、大萝卜、苦菜籽……就这些东西当时的村干部在分配时也是看人下菜碟，我家因为中农成分（那年头只有贫下中农才吃香不受气），家里又没有成年男人在村里顶事，所以经常不是没份就是领给别人分配剩下的，就这样，母亲还要满脸赔笑的领那些队干部的人情。为了一家老小活命，能分到正常的活命“粮”，母亲晚上在豆大的煤油灯下用一些过去的好料衣服改作成小孩衣服送给当时管事的干部，把过年时父亲从天津给我买回来的新书包舍不得让我用，也拿来送给当时“卡着我们脖颈”的干部家孩子用，当时我很纳闷，认为母亲对人家孩子比对我好不公平，长大了才知道居人之下的母亲活的多么不容易。由于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母亲患了严重的浮肿病，腿上身上摁个坑半天都缓不起来。有一天晚上，母亲从食堂里领回了一斤”点心“（玉米芯子做的），咬了一口尝尝好吃，就给我们吃了，自己喝了点凉水，扒拉了一碗马齿菜就算打发了自己的肚子。深夜，她给奶奶洗刷完了屎尿裤袜，安顿奶奶入睡后，坐在炕头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我们兄妹缝补衣服，因为困乏劳累，加上浮肿体弱不支，就在我刚刚入睡的时候，一声铿噔的重响把我惊醒，睁眼恍惚看见母亲已从炕上头冲下摔倒了地上，母亲爬起来，满脸的青伤，本来就浮肿的脸更让人惨不忍睹。第二天，带着满身的伤痛，母亲照常出工去了，因为那时候村里食堂的饭是送到田间地头吃的，母亲一天不出工，我们全家都要饿肚子。在父亲62年下放回家之前，一家老小大事小情都是母亲一人扛着，为了填饱一家老小的肚子，母亲一个人顶星戴月在自家闲院和家后小湾边开垦了两小片荒地，用瓦罐一罐一罐提水种了茄子、白菜、豆角。年景好些的时候，有个十斤二十斤的棒子或者谷子，家里没有牲口使唤，母亲带着我做帮手，求人问磨，人抱着棍子推磨把粮食磨成面子。在那常年牲口出没的磨道里，每推一次磨，我的胃里都是驴粪蛋子的味道，走出磨道就想吐，可母亲很本职做这些活，没皱过一次眉头，没出过一声怨言，没发过一次牢骚。她用一个淑德贤良女人的顽强毅力和吃苦耐劳的拼命劳作赡养着婆婆，抚育着我们兄妹几人。在我的记忆里，不管自己受多少气，吃多少苦，母亲从来不拿我们煞气，好不容易父亲回家了，可头两年过惯了城市生活的父亲乡土不服，整天在家聚一伙”朋友“推牌九，输了钱还要拿老婆孩子出气，母亲敢怒不敢言，她用默默无声的吃苦劳作为家庭、为儿女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的心血和精力，静静地等待着父亲”改邪归正“，直到父亲懂得一个农民男人应该恪守的本分，浪子回头，主动挑起举家生活的重担，母亲肩上的“套”才有了缓松的机会。

年轻时的母亲勤劳本分，心灵手巧，不仅做得一手好针线，还是垦荒种菜的能手。在我的记忆里有两件事永难忘怀：一件是大跃进以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村子里除了集体耕作之外，允许农民各自开荒种菜，以自救生命。那时候，母亲白天到生产队劳动，起早贪黑在自家的老宅片和旧场院边上开出了两块菜园子。春种秋收，满园紫的茄子，红的辣椒，绿的大葱白菜，还有胡萝卜，白萝卜，扁豆角，药丝瓜……小湾边上的菜园里有一年母亲还种了山芋，只是光爬蔓子没长山芋。每天放学后我都会到母亲的菜园里看看，有能吃的顺手摘回家。母亲种的最多最好的是茄子，所以我们家有好几个月的主食都是茄子。那时候社会生活物资匮乏，别说家里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国家控制供应的香油、猪肉之类的奢侈品。所以多数时候吃的是清水煮茄子，上锅蒸茄子，没有滋味，没有一滴油珠，以至于后来一闻到茄子味我就想吐，很多很多年以后，在外工作了，能吃饱饭了，可以选择菜肴时，我从来不选茄子。有一年母亲在我家二门外的旧宅片上种了一间屋子地方大小的爬蔓的花皮南瓜，当时还搭了一人多高的瓜架，从种到熟，母亲起早贪黑，用瓦罐从村前的水坑里一罐一罐提水回来浇灌，功夫不负辛勤人，眼看着一颗颗瓜秧开花啦，坐瓜啦，母亲一有空就给他们打疯杈，授粉，一个，两个，开花的瓜越结越多，越长越大，有倒桃型的，长圆形的，黄绿相兼花皮的，草绿花皮的……我最喜欢那个杏黄色有淡绿沟纹的倒桃型大瓜了。母亲每天劳动回来家不回先要到她的瓜架下看看她的“孩子们”。快到临近收获的季节，这些大瓜好看极了，我和母亲每天早晨不数晚上数，一个，两个，一共十三个，大的有十几斤重了，母亲用草绳做成圈套在大瓜的下部，再用绳子拴上系在周边瓜架木棍上，以防大瓜把瓜秧坠折。因为天气暖和，瓜秧旺盛，母亲总想让她的瓜长足，所以一个都舍不得摘。可恨的是在我们自己舍不得过早摘瓜的时候，母亲的瓜被贼看上了。当时父亲在天津上班，哥哥在中学住校一个月回一次家，家里只有我和奶奶妹妹几个小女人，贼人（母亲基本猜出是谁干的）欺侮我们弱无依仗，在我们全家熟睡后的一个晚上，把我们自己舍不得摘得十几个大瓜全部偷走了。看着空落落的瓜架，母亲气的脸色煞白，欲哭无泪，能找谁说去呢？气、闷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来年的春天，母亲赌气不再种瓜菜，三间房的旧宅片全部种了向日葵。说来也怪，母亲种啥都长得出奇的好，每颗向日葵的茎杆差不多有大人的一握拳粗，葵花头个个长的像圆盘，累累果实压的弯着头，金黄色的花片围在籽实周边，为了防备人们“顺手牵羊”，母亲用枣树枝子和一些秸秆掺着在向日葵外沿扎了一圈篱笆墙。眼看着秋天收获的时候就快到了，母亲天天念叨着收了向日葵，留一点给我们过年炒炒吃，大部分可以卖些钱，买些过冬的煤砟取暖。有了瓜被贼偷的经历，这次母亲晚上睡觉特别留意门外的动静。经常咳几声已示家里有人盯着门外东西呢。没想到有一天傍晚，就在我们全家点灯在屋子里吃晚饭的时候，向日葵照常被“人”全部收走了，又是一颗不留。事后西邻的常赞姐来家告诉母亲：昨晚我记工分回来走到你家大门洞时，正碰上某某爷俩抬着一大笸箩东西往家里走。清早起来母亲跟着满地掉落的碎花瓣已经明白了是谁干的，但是母亲既没有上房骂街，也没有去找这户邻居。母亲说：你没有抓住现场，就算到他家里看到满笸箩的向日葵，人家不承认偷你的，你有什么办法？况且那人常年偷鸡摸狗谁都拿他没办法，谁让咱没人没力啊，母亲辛苦一年的成果又给贼人抢收了。老百姓有句口头禅叫祸不单行，那些年，因为家里没有男劳力，到父亲刘家五辈单传，没有进门当家，娘们孩子过日子被小人欺负成了我家的家常便饭。冬天太冷了，母亲买了三百斤砟子，准备给奶奶点炉子取暖。在一个太阳高照的午后，善良的母亲筛出大砟块弄回家，把细煤面掺上碱土和成了煤泥，在二门外的墙头底下摊成十几个大煤饼，因为这里阳光直晒，可以干得快一些。那是个星期天，没去上学的我给母亲帮忙，母亲摊大煤饼，我用当时吃饭的小勺剋小煤球，我们娘俩满头大汗干了一下午，第二天早上开门一看，母亲摊的大煤饼一个没剩，都被贼人（母亲依然知道是谁干的）搬走了（当时母亲没想到煤饼晚上会上冻，很好整个搬动），只剩下我用勺剋得二十几个小煤球。那年头老百姓丢了东西时兴到房顶上  骂大街，找不回东西也解解心头恨！可母亲从来没有骂过一次，尽管心知肚明是谁总祸害我们，母亲总是生顿气默默地忍了。 因为母亲认为偷我们的“贼” 也是穷的没路走，硬的不敢惹，才冲我们下手，母亲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多行不义必自毙！ 事实证明了这些人家孩子长大后都没有我们家孩子有出息 ，他们家后来的日子都没有我们家日子过得好。 

我的记忆里除了60年挨饿活不下去了到天津找父亲吃了两个月的饱饭（当时父亲在天津利和毛巾厂当炊事员，靠朋友们省下一些棒子面接济我们），父亲破天荒买了几尺花布，让母亲给我縫了一件碎花袄之外，因为家里穷，母亲几乎没有再直接给我买过新衣服。但是母亲不管用谁的旧衣服给我收拾着穿，总是让我穿的很得体，我最喜欢的一套衣服是母亲用小姨出嫁时的（小姨当时随姨夫在北京生活，临走把她的许多衣物装了一皮箱放在我家让娘给保管）一件浅粉缎子嫁衣给我改做的裤子，和一件搭配相宜的淡绿色半袖小褂，虽然是改作的，但在我的心里觉得非常珍贵，非常好看，非常喜欢。只是母亲平时舍不得让我穿，只有走亲戚或者家里有什么重要人要来才拿出来让我穿上，很多时候我放学回家，只要母亲不在家，我就悄悄地从箱子里找出那套衣服，穿在身上，站在镜子面前打着圈的照，心里那个高兴啊，过会儿穿瘾，脱下来在悄悄地放回去。母亲回家后我装的和没事人一样。不光是对我，家里所有人拿的出手去的衣服都是走亲办事才穿一回，母亲自己也不例外，所以，这件事我并不恨母亲。只是心里一直惦记着那套好看的衣服有好几年。那时候国家每年每人发给一丈七尺三布票，平时穿衣大部分靠自家织布纺线解决。母亲在当块是一把纺线织布的好手，从上小学，到初中毕业，到印刷厂上班，到1975年调进衡水地区妇联会工作，我的被褥和棉衣棉裤全是母亲自己纺线织成的粗布做的。母亲会织几种颜色穿插的花布，一般都是晚上熬夜纺线，春冬两闲和左邻右舍婶子大娘们一块在西过道里联合抻线劈线，按着每家参加的数量合伙织好了再分布，好像粗布是论个的，每年我们家都要织三两个布，不是够用了，好像就有那么多的棉花纺成的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