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加上1962年父亲从天津利和毛巾厂“下放”回家务农，有了男人当家，母亲必须做为家庭主要劳动力每天到生产队出工养家的角色渐渐退居次位，到我上初中（1964年）之后，母亲除了生产队长点名派到自己头上必须出工外，逐步转向料理家务。做为家庭主妇，张罗柴米油盐、养猪、养羊、养鸡、养兔，拔草拾柴，母亲样样需要亲力亲为，加上全家老小的缝补浆洗，母亲的操心劳作比单纯到生产队出工的父亲一点都不轻松。加上父亲独自在天津生活多年，回家的前两年，对农村的生存生活环境内心还没有认可，对生产队笨重的体力劳动“水土不服”，每天收工回来，进了家门他就是“皇帝”，母亲是他的侍臣。外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在生产队里干活不会撒滑、不会偷懒、不怕脏、不怕累、分配干啥就干好啥，从不随便往自家拿集体一草一木，对队干部唯命是从，对邻居总是满脸微笑的庆山叔，回家后从没让老婆孩子看见过他的笑脸，稍有不如意还大发脾气，所以我童年一直在心里叫他“暴君”，看见他进家，或者听到他回家的声音就赶紧躲起来，母亲的表现常常是很怕他。比如：夏天出大力劳动半天收工后会又渴又累，母亲在家必须提前给他备好一壶“凉白开”，随后母亲必须赶紧操持着给他放桌子开饭。那年月农村农业基本靠天吃饭 ，当时有一句让我至今倒背如流的口头禅：天种庄稼人做梦，胡思乱想没有用。当时农民虽然体力劳强度很大，但每年收成确是低的可怜。夏季一亩地麦子能收三斗（一斗15市斤）算是大丰收，一般年景亩产也就斗粮左右。收麦子全部是人工手持镰刀先原地割倒，再就地用割下的稍长些的麦秸打成“腰子”捆成捆，用小拉车（多数是人拉车）运回早已准备好的“场院”里晾晒，套上碌碡打轧。一个好的割麦能手，一把“剪子股”可以割出去几十米长的麦垄（可见麦苗稀疏程度），放地上，风刮不散，拿麦繇子（用割下的长麦秸拧成绳状）捆成一个个小麦个子。秋季大田里的主要农作物是玉米。高粱、大豆、绿豆一般都是和玉米间作，或者是种在地边、道沟一些边边沿沿的瘠薄土壤里，通常叫杂粮，收成多少没人算计。夏玉米大多都是种“小快（黄）棒子”，如果有春地（冬季没有种麦子的空地），一般多种“白八六”（一颗玉米长八行籽粒），这个品种玉米穗长，糊（核）细，主要是做出干粮来好吃。也是多年来人们一直沿袭的祖先留下来的种植传统。但产量都很低。一年下来，各家按劳分配的粮食一般能吃到来年麦熟前就算是好年景了。多数时候是要半粮半菜掺着吃。那时候家里的吃喝拉撒全部开销都靠劳动“分红”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母亲主理“家政”，每年都养一口猪，到年底卖了换成钱打点过年，平时养十来只鸡，用卖鸡蛋的钱换油盐酱醋生活日用品，再加上养几只小山羊，小家兔，夏秋天里起早贪黑拔些青草晒干，过冬时卖了，帮衬家用。尽管如此，家里的日子过得还是很紧巴。在母亲的生活里，她一辈子都是父亲的侍臣。因为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母亲心甘情愿做臣，保证父亲每天能吃上满意（净粮食面子做的）的饭菜，然后照顾孩子们吃饱，剩下的才慰劳自己的肚子。在我的记忆里，很多年母亲经常是给父亲在炕上放个小单桌，把饭菜盛到碗里，端到桌上，父亲在屋里吃完一碗，喊一声，母亲进屋拿碗出来盛好再送上一碗，直到我长大一些能替母亲端送时，这活才不是母亲一人的“专利”。我们家“家规”大（没有文字规定，只是潜移默化），奶奶健在时，母亲没有进里屋吃过饭。奶奶1964年去世后，里屋炕上的饭桌就成了父亲的独席。后来父母有了孙子，只有小孙子永新可以和父亲同桌吃饭，母亲依然和我们众多“臣民”在堂屋地上放张大桌子吃另样的饭菜。逢年过节和平常亲戚朋友来家，主陪都是父亲一人，母亲只管做，从来没有上主桌吃过饭 。每听到亲朋喊母亲“别忙活了，一起来吃吧”，母亲总说：不忙！或者是：我在外边吃着哩，都一样！长大后我渐渐明白了，母亲这样做，除了没道理的“家规”，还有就是那些年家里穷，能招待亲朋好友的东西是有数的，吃的人多了会“吃漏”了，怕人家笑话。每次招待客人的美味佳肴，剩下整齐的，好看的，母亲从来舍不得尝一口，赶紧收拾整齐，以备再次来人，能拿满足够招待客人的需要。

看麦熟（麦子收割季节给出嫁的女儿家送馍馍），当年在我们家乡是一种很重的民俗礼节。上一个世纪，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家里穷困，常年糠菜半年粮，我上初中（1964---1968年）每月住校要交三块钱的菜金家里都拿不出来，都是姥姥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挤给我。那时候我们家的日子就像民谣里说的：菠菜老吃（长老了便宜时一毛钱一背筐时才有机会吃一回，很多时候是一年也不吃一回），韭菜长（也是长长了便宜了）吃，一年到头吃饺子（每年年三十晚上吃一顿肉（菜馅里放几块小肉丁）饺子，初一早晨吃一顿素馅饺子）。大姑在世的时候，每年夏天给大姑送馍馍常常是母亲心中最犯愁的一件大事，因为那时候生产队里每年麦季收成后先要交够国家分派的公粮，留够集体秋季播种的种籽，多余的才能分配给“社员”（当时对农民的称呼）。当时的农业全部靠天吃饭，遇上干旱的年头，队里的收成常常是长不够公粮，留不够种子，社员劳动半年分不到几斤麦子是常有的事。有一年过完年，家里一春天都没舍得吃顿像样的面食，母亲留着几斤精心磨的白面准备给大姑送麦熟。这一年偏偏天不作美，就在送馍馍的“节日里”，天天下雨，好不容易几天没雨了，这一天晚上，母亲蒸好了一锅馍馍，嘱咐我第二天给大姑送去，没成想睡到半夜，外面噼里啪啦又下雨啦，天亮后依然阵雨连绵，时大时小，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母亲又急又愁，屋里屋外的来回走，坐不宁，立不安。大姑家离我们20多里地，冒雨送去不可能，因为那时候村与村之间都是自然踩出来的泥泞土路，走亲串友全靠两只脚，这老天爷下了大雨下小雨，我根本就没办法背着馍馍出门。看着母亲又愁又急，我真恨不得拿根长棍子把雨天给捅开！谁都知道六月连阴天，气温高又粘，馍馍两天就捂出了长丝，馊了。这下可把母亲愁坏了，不送怕大姑怪理，送吧，没有面了，怎么办？一连两个晚上母亲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雨停了，再晚恐怕就在大姑那里说不过去了，记得母亲又在一个晚上精心蒸了一锅净白面馍馍，好像面粉是借来的，这回一定得送出去！那时候农村没有通讯工具，没有气象预报，做什么事都是撞大点，听天由命，可母亲的命也太苦了，好像是老天一点都不眷顾我们，就在母亲把新馍馍用两块白布包起来放在我肩膀前后各一包让我试背的时候，院子里雨声又响了，这一夜母亲瞅着房梁，听着紧一阵慢一阵的浇心雨，眼泪默默地打湿了枕头……第二天，天依然黑沉沉的，大雨过后的乏云呼呼的在头顶上奔跑着，早饭后有“知了”开始叫了，我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天上跑乏云，树上“知了”叫就不下雨，看看跑着黑云的天，听着二门外老槐树上“知了”争先恐后的鸣叫，直觉告诉我：两小时内没有雨，我得马上出发，不能再让母亲犯愁了！对我的直觉说法，母亲虽然不太相信，但是没面再蒸馍的残酷现实叫她只好硬着头皮答应我立刻上路。母亲把包好的两包馍馍一前一后搭在我的右肩上，嘱咐我快去快回。上路了，脚下的泥泞一步一滑我顾不上理会，一门心思全神贯注的时不时看看天上的跑云，听听路边知了还叫不叫。到大姑家的二十多里路，每四里洼地一个村庄，我半走半跑着很快过了两个村，走一半了，雨没下，我心中窃喜。坏啦，当我走到第三个村庄金马驹村南的小河底时，傻眼啦，以往的路被雨水冲断了，河底的水流很急，水面的宽度我迈不过去，河上面又没有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对着不足两米宽的水沟，蹦不过去，又没处去绕，老天还不知道哪会儿又“哭”一场。不行，直觉告诉我水沟不会太深，下水趟过去，我得赶时间。我下意识地挽起了两只裤腿，两只脚一前一后摸索着沟底往前趟，水比我预想的要深得多，左脚一下到水底，沟水就没过了腰，好在水流不算急，右脚坚定地往前趟，虽然打了两个趔趄，还好没倒下去，只是背后的馍馍沾水啦，顾不了那么多啦，先趟过去再说吧。上了对岸，穿着流水的裤子我一分钟都没敢停留，赶紧往前赶路。又一个村庄让我过去了，等到了大姑家，天没有晴，但雨也没有下，我胜利啦！虽然有一兜馍馍被水浸了，但是大姑很高兴，问长问短说个不停，说到过金马驹水沟，我下意识的摸了摸裤子，嘿，湿透的裤子竟然被八里地赶路的体温烤的半干了，由于心里急着赶路，裤子湿了又干的感觉竟然全被忽略啦，我无声的笑了，听着大姑的叨咕，想着母亲的辛苦，我用心告诉母亲：馍馍送到了。

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家中有了父亲每天出工参加生产队里劳动，母亲肩上的担子比前些年要少了一些。但是家务负担有增无减。加上当时生产队经济条件最差，社员劳动一年分不了多少东西，度日艰难依然如故。六五年有了我的小弟弟，六六年大哥有了大儿子，家里一下子添了叔侄两个男孩，父亲白天人前乐得合不上嘴（我们家总算打破五代单传的日子了，而且父亲除了是两个儿子的父亲之外，四十岁还当上了爷爷），晚上躺在炕上和母亲愁得合计明天吃什么，怎么能够活。母亲把净粮食面子保证父亲维护体力需要，保证两个幼小的孩子吃饱，自己从来舍不得和父亲吃一样的饭菜。以至于后来养成了母亲和父亲在经济和吃饭待遇上一生的不平等。母亲在这个家里默默奉献自己的生命所有，哪怕是用自己劳动所得挣来的钱为自己买一件衣服，奶奶在世时骂了半宿（母亲当时用自己劳动分红的钱自作主张买了一条绒裤）。奶奶离世后，家里人口多，需要花钱的地方比进钱的地方多，花一毛钱都要和父亲张口要，有时候嫂子回娘家走亲戚在橱里拿两块钱来不及和谁打招呼，父亲发现钱少了，总是大声呵责母亲，母亲从来不反驳，父亲知道是嫂子拿了，也就不做声了。在这个家里，母亲一辈子像臣民侍奉皇帝一样对父亲唯命是从，照顾的无微不至。不管大事小情，嫂子孩子们做了没事，唯有母亲不经过父亲允许做了什么事（哪怕是花他一块钱），父亲都会大发雷霆，不依不饶痛骂半天，母亲从来没有还过一句嘴，很多时候我在现场都替母亲不平，为母亲感到委屈和不公正。其实，长大了我才明白夫妻之间是没有什么公正可言的。况且母亲从小受老爷三从四德教育，出嫁从夫，认命。

进入七十年代，姥姥八十多岁了，一个人在农村独立生活，越来越需要有人照顾，两个舅舅都在公家做事，大舅在县城五金公司当书记，二舅在枣强县当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二舅一家都在枣强常年不回家。大妗子虽然和姥姥在同一个村里，大舅不在家，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弟弟两个妹妹过日子也很不容易。照顾姥姥晚年的任务就落在了母亲和大姨肩上。我家离姥姥家三里地，开始母亲只是一早一晚到姥姥家帮助做做干粮，后来姥姥自己不能烧火做饭了，母亲就和大姨每人十天轮流照顾姥姥。为了照顾姥姥，母亲黑白两头跑，忙完了家里奔尤庄，安顿好姥姥忙回家，母亲很累，但是母亲从来都是微笑着，任劳任怨。

一九八零年七月我的儿子降生，当时只有五十六天产假，上班后不许自己带孩子，更不用说按时给孩子喂奶。上班前我回娘家看望母亲，母亲帮我给儿子做了几套小衣服，缝了两个土布袋，嘱咐我沙土要在炉火上炒开凉的和体温一样了在给孩子穿，我儿子半岁前是被捆在装沙土的土裤子里活过来的。那时候有工作的女性要闯三关：恋爱观（同传统婚恋观念决裂）、结婚关（不要彩礼，不大操大办）。生育观（晚婚晚育、不能自己带孩子）。一边是年老需要照顾的姥姥，一边是一个没人照看的不满俩月的婴儿，虽然女儿带走了，但是母亲知道，当时女儿工作的地区妇联会是不给女儿给孩子喂奶时间的，小生命怎么活？母女（母亲和姥姥）连心，母女（母亲和我）连心那！我一个人按照母亲的指教，回衡水在自己十几平米的宿舍里带着儿子工作生活了两个多月，每天按时上下班，出门时给儿子喂一次奶（单位没有硬让我把孩子送出去养我已经很知足了，因为我当时的工资是31.5元，雇不起保姆），下班回来后再喂下一次奶。孩子饿了哭，哭累了睡，每次下班回来看到的都是儿子带着满脸模糊的泪水睡着，或者是蹬光了所有遮盖，土裤子尿成了泥坨坨挂在孩子的小腿上，人光溜溜的晾着……我像一架机器黑白转啊转啊，入冬了，我实在转不动了，体重降到不足一百斤了，真有一种刮风就倒的感觉，不得已回家求母亲：娘啊，帮帮我，过年后我就找保姆，年前你帮我俩月，姥姥先让大姨照顾着，行吗？母亲知道我不是万不得已不会张口，所以经过和父亲协商，和大姨打过招呼后，答应当年春节前帮我带两个月孩子，我知道，母亲也难啊！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母亲随我来衡水不久，大姨家表嫂嚼情姥姥不能是她一家人管，硬逼着大姨回家，不然就永远不能在进家门，可怜的大姨，二十九岁守寡一辈子，守着一个半精不傻怕老婆的儿子，已经六十六岁的大姨为了生存，被表嫂硬关在家里不许出来。无奈，姥姥只好离开她一辈子都没有想过要离开的老家，跟二舅（大舅已在75年病逝，二舅此时是衡水人民银行行长）到衡水来生活。虽然姥姥和我来到了同一个城市，住的很近，母亲再给我看孩子的同时，早晚都可以看望姥姥，陪姥姥说说话，可是，住惯了农家小院的年已89岁的姥姥在舅家生活很不习惯，深冬，姥姥第一次得感冒，舅舅给请了当时医术最好的专家医生，姥姥还是没有扛过这次病魔的袭击，姥姥去了。因为我把母亲求到了衡水，因为大姨被表嫂硬关在家里，因为姥姥十余年过惯了两个女儿承欢膝下无微不至照顾的生活，一下子换了大环境，姥姥像是没了娘的“孩子”，虽然跟了做官的儿子，但是儿子整天忙工作不在家，姥姥像是走进了一个人封闭的“监狱”（这是后来母亲和修水管工人形容她在我家的感觉），没等到过年，姥姥就伤心无望的走了。是我破坏了姥姥安逸欢乐的晚年享受，是我为了儿子夺走了姥姥的女儿，我痛哭欲绝，姥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姥姥走了，母亲把后悔和眼泪藏在心里，春节回家过年后，没等我开口，主动回来帮我带孩子，除了麦熟和三秋母亲回家帮忙收秋种麦，其余时间母亲一直帮我到儿子七岁上小学。所以，父母晚年，不管需要什么，我都不遗余力，倾其所有，满足父母的需求，尽全力让父母活的松心、开心。

1996年秋天，母亲在老家突然得了失控症，拉尿自己不知道，说哭就哭，说笑就笑，对着很熟悉的东西叫不出名字，我把母亲接来衡水，到地区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确定为小脑萎缩、冠心病。一时没有很好的有效药物治疗，只可慢慢调整。此时我接触了气功，她们把“治病救人”当做修炼的宗旨之一，我有幸请了北京的一位老师为母亲遥治，当时家里还没有装固定电话，好在我的住处离办公室只是一胡同南北百余米的距离，记得第一次治疗那个晚上，因为母亲自己走路不给力，我和儿子驾着她从楼上下来一直架到办公室，接通北京老师的电话，母亲开始接受治疗。我在旁边感觉：北京老师不停地问话，母亲嗯、啊随问随答，大约有十五分钟左右，第一次治疗结束，以后陆续治疗两个疗程（当时设定七天一疗程）母亲一切奇迹般的恢复了正常。最明显的第一次治疗，放下北京老师的电话，母亲竟然和我们一路有说有笑的自己走回了家。要知道来时她还是我和儿子架着走的哪。为了母亲的健康长寿，次年春天，我带母亲去石家庄参加了北京老师在石家庄的授功。用母亲自己的话说，只要按照老师的传授进入功态，两条腿和下半身周围都是热乎乎的暖气围着。事有凑巧，当我陪母亲学完功法准备乘火车返衡时，正遇彭佩云副总理到石家庄视察，全城道路戒严，握着有点的火车票，领着年近八十的母亲，怎么办？情急之下我拨通了省人大一位功友领导的电话：“现在全城戒严，不知道什么时候解禁，火车就要检票了，能帮忙想想办法吗？”“等一下，我看看”。不久，一辆带着特别通行证的黑色小轿车来到了我们授功的中山宾馆门前，我的手机响了，“你是……”“对！”“请上车吧”。我高兴极了！有生以来，在国家领导人访问戒严的情况下，我能带着母亲乘坐特别通行轿车，直达返程火车车厢门口直接上车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最高待遇！我们找到座位没几分钟，火车开动了。我的心好感动！感谢领导朋友及时帮我，感谢气功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次履历。这也是母亲有生以来觉得自己最享受、最风光的一次！

尽管通过锻炼母亲没有了明显的失控状况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的自动活动越来越少，家里没人时经常一个人打瞌睡。我因为上班不能随时陪护母亲左右，所以母亲很寂寞。每次有外出任务或者接待任务，我都要先回家给母亲做好饭菜，嘱咐母亲自己吃，公事完了我马上就回来，越是这样，母亲越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迫于工作的压力，当年我常常为此和母亲着急。母亲不管这些，每天下午太阳西下，楼前面工友宿舍的灯一亮，母亲就会站在阳台上对着窗外喊：XXX，你快回来！母亲让我深深体会了老小孩儿的情状。为了让母亲多一些活动和快乐，每逢周末，我都带母亲到人民公园踏青登高，到红旗商场盘点货物，有一次从红旗商场楼上下来，母亲走不动了，我背着她下楼，母亲趴在我的背上哭了“也就是闺女啊，别人谁有这莫好的耐心啊！”我心酸了，多好满足的老人啊！

2000年八月，哥哥从宣化钢铁公司退休回家了。父亲去世后因病一直和我一起住的母亲，这时很想回家和儿子安度晚年。我理解母亲，她不禁想和儿子团聚，更想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她想她生活了一辈子的故土，她不得已住在我家里，白天几乎是一个人在家，虽然我为母亲买了29寸彩电，但是母亲背后和外人拉呱说：我跟着闺女好是好，就是憋闷的慌，天天一个人在家里，就差一副“手捧子”（手铐）了。母亲执意回家跟哥哥生活一段时间，我没有理由阻拦，加上这一年单位要在枣强县筹备现场会，我的工作很忙。我按着母亲的要求，送她回了阔别几年的老家。起初母亲身体状况还很好。由于哥哥刚退休到农村，还有很多不适应，所以经常和乡里乡亲们打麻将，嫂子没事也出门到邻居家玩麻将，母亲还是白天一个人在家，晚上一个人睡觉。快入冬了，哥哥在家里装暖气，堂屋和哥哥的住屋都装上了，唯独母亲屋里没有装，也许哥哥以为母亲过冬会回衡水，也许……哥哥太粗心大意了。母亲虽然没有和儿子说什么，但是心里不痛快，慢慢的，母亲说话越来越少，又是一个人躺在炕上犯困，不怎么出门走动了。没多久，母亲病了，乡村医生根据症状认为是得了轻微脑血栓，而且输液后很受治。接到母亲患病的电话，我立刻赶回了老家，守在母亲身边输液到了第五天，母亲的精神恢复了正常，自己下地走路吃饭已经和正常人一样了，期间，单位催我回衡准备会议的电话每天不下七八次，主任还不让打电话的同事说是他催的，我知道现场会的主要文件起草在等着我，看看母亲病情稳定，我和母亲商量，在家里输完一个疗程，等我开完了会马上回来接她回衡水，母亲欣然答应了。我懂得母亲此时的心情，恨不得马上跟我走，可是我不能带着母亲去枣强啊，母亲忍着眼泪答应我先回去完成工作再来接她。临行我再三叮嘱哥哥，母亲虽然看起来好了，但这次输液一定要输完一个疗程，最少不能低于十天。我离家后母亲又输了两天液，感觉没事了就把药停了，停药三天后，病又犯了。我再次接到母亲犯病的电话，直接回家把母亲接来衡水住进哈励逊医院，经全面检查，母亲复犯大面积脑血栓，虽然没有严重堵塞血管，但是栓塞分布很广，母亲不能很好地语言表达意愿了，这次母亲住院总共一个月，病情一天天加重，农历十月二十七日母亲终因医治无效撒手人寰，永远离开了我们。因为忙工作，我弃害了母亲。因为家人医疗常识的无知，半路停药害死了母亲，让我后悔终生！母亲，对不起！假如……我不会再离开你一步！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孤独的呆在家里！我不会再和你因养家活命为理由大声的发脾气！我不会……母亲走后的一年，我如失如空，除了工作，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户外活动，我深深地体会到父母是我生命的根，纵然有病，人在根基在。纵然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儿女照顾，人在儿女的根基在！父亲走后还有母亲，母亲走后女儿空了许久许久……

母亲，女儿写这篇文章犹如和您当面对话，或喜或忧，请宽恕女儿当年的种种过失，假如有来生，女儿一定千百倍的补偿您对女儿的付出和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