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中国人的饭碗，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形式。一种是城市人的饭碗，里面装的是靠国家提供的商品粮；一种是农村人的饭碗，里面装的是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种植出来的粮食。这两种饭碗，前者旱涝保收，风吹不到，雨淋不着；后者听天由命，土地里求财，收多少吃多少，实在收得少了，有条件的地方就种瓜吃瓜，种豆吃豆。没条件的农村，就挖野菜，补种青菜白萝度春荒。
 说到春荒，很多人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中国的农村几千年的单干耕种模式，并没有产生抵抗粮食不足的机制，正常年景，一年的收获只能维持十个月左右，还剩下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日子，就靠平常节约省一点粮食，来维持春节以后，冬小麦没收割以前的粮食缺口期，历史文化上叫做度“春荒”。可想而知，度“春荒”的这个期间有多艰难，对于缺少粮食，人们已默认了必须忍受之常态，但没有粮食的窘境很难让人心平气静。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用集体的力量来抵御那种缺吃少穿的生存环境，因为人们都曾经历过旧社会的粮食短缺，认为只有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才有解决闹“春荒”的办法。事实上解放以后的集体化确实部分地缓解了粮食短缺的现象，但由于当时生产力的局限性，再加上每亩产量偏低，始终没有彻底地解决粮食欠缺的现象。当然，这些现象大多数只是发生在中国的人口稠密区域，中国国库中的粮食储备，建国后的几十年库存依然充实，依靠的是大型国有农场与几大平原的丰产区，那些都属于战备物资，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开仓放粮。
中国的城市与乡村，这两个社会最基本群体的经济状况与生存环境，一直就存在明显的差异，曾被国家承认为短时间无法改变的城乡差别。我们暂不说思想观念与生活意识上的距离，单就吃饭这个日常生活，两者之间就存在许多不同。
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人口以大多数为商品粮户口，当然也有部分排除在这种福利以外的劳动者被称之为边缘人口，这些边缘人包括一些农村嫁入城市的女性和其它因素迁进城市人口。其食物来源依靠政府发放的购粮证，或粮食供应票获得粮食。由于政府的政策始终向城市倾斜，城市人口从心理上就有了某种优越感，包括穿衣吃饭，包括社交习惯与文化层次，都显示出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的隔膜。
曾经有朋友给我们描述了与城市亲戚之间的过往，一副城市人可怜农村人的典型。朋友的姑妈在城市，住的房子是单位分配的福利房，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在那种时代还算过得可以的家庭。朋友那时候刚进入农电部门上班，已不算纯脆的农民，但朋友姑妈在吃饭的时候用了一个很大的饭碗盛了一碗满满的饭端给朋友吃，本来朋友的姑妈是出于疼爱，担心吃不饱不好意思再添饭。朋友说那个饭碗也太大了，心里除了尴尬还是尴尬。那一碗饭根本就吃不完，但姑妈一家人一个劲地劝朋友，一定要把那一碗饭吃完了，再添一碗饭，弄得朋友以后好多年都不敢去姑妈家做客。这就是城乡差别典型的例子，城市人看农民的眼光与态度，就源自于城市的优越性。
其实那就是事实存在的差异，乡村生活的实质就是种粮食，最大的产出价值也是去除口粮以后的粮食的剩余部分的市场价值。其实农民的粮食余剩并没多少，土地宽扩的乡村粮食产出的剩余价值还可以勉强维持开支，内地人口稠密区域因为人均土地量少，粮食几乎没有剩余，生活就有点捉襟见肘了。
 生产粮食有其季节性的忙与闲，农忙的场面可以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其艰辛：“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其劳动生产的过程，我们可以重温白居易的《观刈麦》里“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白居易不是农民，但他始终关注着农民群体，也间接地关注着饭碗这个民生问题。比较起许多颓废“文人”们所谓的矫情文风，更值得人尊重。
城市人口有饭吃，得益于城市健全的生活保障体系，得益于政府对于城市的常年投入。我们从唐代的诗中就可以看出，乡村劳动生产中的吃饭，并无规律可言。农忙时吃的饭菜可以简单随意，或者可以送到田间地头去吃。闲了可以一觉睡到日上三竿没人管你。单干的闲散与集体的组织纪律也是造成城乡差别的另一种因素，中国农村人的国家意识就源自于曾经的集体化道路对于农民的约束所产生的积极效应。
首先是农民的觉悟，组织起来的农民除了保证生产粮食，保证饭碗里有食物，更大的改变就是国家提倡的扫盲识字。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的农村，文盲率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能写出来自己名字的人并不多。我的上一辈人中父母亲都曾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个伟大的运动中，在夜校教扫盲班，上课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扫盲人员，比教小孩子还费劲。自费办识字班，目的就是力图让更多人学到知识。让普通的农民们了解，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那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没有现代人心中的唯利是图成分，并且深深地知道要想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需要所有人的付出，认为自己的付对于国家的进步与繁荣富强来说微不足道。
中国社会里的其它群体，由于历史的原因，城市人口的规模并不足以满足社会需求，其人力资源全都派生于乡村，或者说士农工商都来自于农村这个社会单元。农村人口基数大，农业生产的收入无法满足生存的需求，自解放初期开始，农业人口中有一定知识的人口流向城市就成为了发展的必然。所以，当年的人们都知道教育与扫盲的重要性，接受知识才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只有接受教育的人口达到了一定程度，利用工业新技术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实现。
岁月跨过几十年，农村除了粮食基本满足了温饱，饭碗终于有了一定的保障，但城市的吸引力依然存在，农业人口流向城市的步伐就驰入了快车道；与几十年相比较，现代农村进入城市谋生的人口大多数为青壮年，留下来的中老年等弱势群体，就只能依靠有限的土地里种点粮食维持生计。是以人们认为发展大农业就需要有知识有能力人回流到农村，才有可能担当起农业发展的重任。
 中国农村土地的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刚成立时的土改，那是彻底的打破旧中国土地资源分配不公的一次大革命。分田到户让广大的农村农民们真正的翻身解放，那是一次惊天动地的运动。我的父辈曾是土地改革时参与其中的干部群里的一员，曾有幸听过一些农民分到了土地的讲述，那些动人故事对于我们认识那一段历史很有教益。后来父辈们参与到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过程，更多的信息源自于我们从那些超过了保存期的资料与文件中略窥到一二，才了解那些变革带给中国农业农村具有多么大的影响与促进作用。
第二次土地改革，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家庭联产责任制，由大集体改革为包干制的单干。吃了几十年大锅饭的农民，突然觉得自己拥有了土地使用权，自己的土地自己耕种，自己产出的粮食自己支配，似乎觉得生产劳动是为自己谋福利，所以，干劲十足，对于耕种土地的投入也有了自主权，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确实给调动起来了。
这个第三阶段的土地流转，目前还是试行中，能否让人我国的农业腾飞还有待继续观察。现行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从粮食安全的角度看，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包含着三大优点：一是利于发挥村民集体优势，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二是可以有利发挥家庭经营优势，增加土地单位面积产出，并且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家庭粮食自给份额较大；其三是有利于发展合作农业和集体农业，在不减少农产品产量的同时把更多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最近30年，劳动力不断从农业和农村流出，而粮食等农产品产量在不断增长，充分证明了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对于保障粮食等农产品安全和促进城市化建设，促进工业化都收到了实效。
未来，坚持这个基本经济制度，对增加粮食等农产品产量和促进城市化、工业化依然有重要意义。我们截取一则报道，展望未来农村的发展趋势，让粮食生产摆脱国有模式，依旧走曾经被父亲了集体主义道路。2008年3月河北东光县古树于村成立了资金互助社，每户出资500元入社。互助社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集中团购农资，一亩地（两季）肥料便宜150元/年。互助社做的第二件事是帮助农户承包地向互助社流转，将村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互助社成立前，部分农户之间相互都有零星的土地流转，350元/亩。现在流转给互助社，底价500元/亩，若年底付钱，按“500元/亩＋利息或分红”的价格结算。不到两年时间，全村165户、760亩耕地入社，在村委会的支持下，经过互助社重建水利和土地整理，耕地变成了890亩，增加了130亩。互助社还购置了大型农机具，全村85％的劳动力离开土地经商办厂或外出打工。不仅粮食产量增长了25％，全村人均纯收入也由4000多元增长到了9000多元，此外，互助社两年积累40多万元。全国农村只要坚持“经济经济制度”不变，走东光古树于村互助合作之路（不考虑其他因素），我国粮食产量在5－10年内再增长10－20％，应该不是问题。
现在很多人讨论粮食安全问题，还局限在粮食够不够吃的层面。其实，未来中国的粮食危机并非粮食增产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所致。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和潜力，足够养活16亿人，甚至更多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增长了两倍多，粮食产量也增长了2倍多。除极少年份外，中国一直是粮食净进出口国。未来的数十年，中国人口峰值不会超过15.5亿，但中国通过农业技术进步、土地整理、土地改良、装备农业等等措施，再增加3亿人的粮食应该不成问题。如果按照16亿人，人均800斤算，8亿亩“吨粮田”就足够中国人吃饭了。
现在的中国农业，未来粮食核心危机，一是现存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被人为地瓦解；总趋势是虚化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制度。现在各级政府一直在鼓励资本下乡整合农村资源，发展资本集团主导的现代农业。
 资本集团兼并农民土地，主导农业现代化，会打破以粮为纲这个界限，有可能资本控制的农业并不愿意生产粮食。即使愿意生产粮食，大资本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也会大大低于现行保持的单位面积产量。
对于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资本主导的农业食物安全充满更深层次的危机。（续其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