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时期——苦难饥饿

     鄙人姓张，名士勤，乳名虎见，字介非，笔名力夫，又若愚，号眼镜先生。1954年1月8日（农历一九五三年腊月初四）出生于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城西部茹河南岸13公里处,开边镇张沟村庙嘴户族的一个普通农家。那时，四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处在公私合营、城市工商业改造、农村农业合作化时期。全国的政治运动为“三反五反”运动，为了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大西北边远僻壤山区的农村、农民落后贫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原始生活刚刚开始，我们家里更加贫穷如洗，一穷二白，家徒四壁。1949年7月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甘肃的镇原县全境解放，建立了人民政府和民主政权，封建落后的中国大西北——陇东黄土高原山区获得了新生，明媚的曙光露出了晨曦，劳苦大众政治上已经翻身解放，和平盛世年代已经到来。但是，苦命多病的奶奶于解放前夕的4月分英年早逝，时年38岁。同样命运的爷爷也于解放后的12月分去世，时年39岁。那年，大伯父19岁，父亲13岁，大姑10岁，岁姑7岁。爷爷奶奶抛下父辈兄妹四人，只有大伯父刚刚成家，以下都是三个遗孤。举目无亲，哭天抹泪，凄惨万分，满目疮痍，此情此景，可以想象的出来，是何等的恓惶！爷爷和奶奶都是因为患虚劳病去世的，因为看病吃药，太爷分给他们的一份并不算丰盛的土地家业，生产生活资料都逼迫变卖的所剩无几了，可是疾病仍然没能得到有效治疗和控制。大伯父说，爷爷去世后家里债台高筑，欠下人家药舖药费债务18石麦子。爷爷快要辞世的时候，大哥出生，还没有满月，爷爷想要见见孙子一面，家人满足了爷爷离世前仅有的一点不算怎么特别奢侈的天伦常情之愿望。为了纪念爷爷，大伯父给大哥起名为“见见”。后来，我们兄弟的乳名分别为虎见、访见、举见、录见、叩见、够见、平见、见芳等等。但是实际上我们谁也没有见过爷爷、奶奶是什么模样，就是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见过的。

    父亲成家后，大伯父和父亲分家，每人领一个不满十周岁的姑姑单独生活。每户居住一个半碱土破窑洞，两户合着饲养一头小花牛娃，不能套对，无法耕种，借别人家的牲畜，一次两次可以，时间长了，就不是个意思了。在没办法的时候，一边父亲和两个姑姑拽一根绳子，一边就是那头花牛娃，凑合着种庄稼。两户合着使唤一盒石磨子，一副犁杖。

   1955年到1956年母亲身患重病，眼看着大人都有生命危险，便将刚满一周岁的二弟送给本族堂伯父张仲机收养为嗣。多亏了长渠张成瑞老中医（人称张神仙）的精心救治才使母亲的疾病逐渐好转。

   1952年土地改革中，父亲被划分为贫农成分，得了分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不久又成为互助组、合作社、生产队的社员。1958年正值大跃进时期，实行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我依稀能记来事情了统购统销政策，生产队所有生产的粮食全部上缴国家，社员口粮定量标准为一斤。就连私人家过去所存的粮食都要统统交给国家。当时的干部们手提锤子头，满人家各个窑邦掂量测寻粮食地窖，私藏粮食是有罪过的，就等于“反革命”。我亲眼所见，在阴面洼洼海明叔家窑帮地窖内搜出了好多陈旧粮食，而且开了他的批斗会。

   有一次，跟随母亲去参加社员大会，大会会场设在在兰沟村子“对面子”张万寿门涧，人山人海，会议内容是“拔白旗对敌斗争大会”。主席台空地上放有两大捆细麻绳，所谓的“反社会主义”的坏人被主持会议的“公家人”宣布一个，捆绑一个，拉进去一个，再捆绑一个，一长串串。捆绑人的那些基干民兵，全副武装，两个人捆绑一个坏人，下手特别重，把那些犯法的人勒得像个鸡苟苟，衣服开花，纽扣飞奔，妈妈老子地惨烈嚎叫。令人毛骨悚然。我吓得浑身发抖，头扎在妈妈的怀抱里不敢继续目睹下去，尿淌了一滩子。有些人被同时宣布戴上了“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四类分子”帽子。被法办的人内中就有我们村子的张荣海。同时还有不少人宣布被戴上了“坏分子”的政治帽子。

    我记得人民公社、生产队短时期内就有了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学校。幼儿园有许多玩具，我们这些同龄儿童都去幼儿园玩耍，幼儿园带娃娃的有个叫陈会珍的女人。食堂实行定级定量供给制度，口粮起初不定量，尽量尽饱吃，后来大人每天每人8两标准，小孩每天每人四两、二两不等。多数是高粱面系列，搅团、漠糊、糌糌、黄黄......还有高粱帽帽加工的“加工面粉”。榆树皮、“加工面”只能用来充饥为体内提供些许热能，没有丝毫营养可以吸收。只见大人娃娃个个面黄肌瘦，肚子胀大，疺困无力，摇摇欲坠。我吃了那些东西，常常因为肚肠干燥，大便梗塞而啼哭不止，母亲常常用手指为我往下挖，用小柴棍往外透。

    公家统购统销回来的粮食用麻袋码摞在村口，堆积如山。我们常常在那垜的缝隙中间捉迷藏，我从中发现了“新大陆”，麻袋里面的高粱生吃非常可口！于是收拾了一个铁制土钉子，拿去将麻袋捅破，让里面的高粱颗颗漏两衩口躲藏到没人的地方去吃，然后再用破棉花塞上，下次继续作案。有一次不留神被村干部刘文珍逮了个正着，他吓唬我说:“我把你岁逊法办了呢！”屁股被他踢了两脚，挨了两个耳光子。那家伙坏啊，他当场长，我去场里拾吃黄豆子，又被他发现，他用高粱杆抽打，将我的手背抽的血流不止，我记恨他一辈子。

    第一次公共食堂是在1958年，第二次是在1960年。在这期间，因为贯彻党的“总路线”精神，各行各业口号高调，“赶美国，超英国，放卫星！”插红旗，拔白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基层干部们吹牛皮，虚报浮夸风非常严重，“深翻一丈六，亩产超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村哄社，社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为了表现他们的政绩，上面检查观摩的时候，生产队的粮仓粮屯里面全部装的猪懿子，上面放一层粮食做样子。这样一来，上面按照底下所报产量核算统购统销任务，结果，苦害了社员群众，全靠野菜、高粱帽帽、榆树皮充饥。能吃的东西吃，不能吃的东西也吃，我们村子饿死了不少人。阴面长生、沟里根基、高山存金、里院员儿、阳洼济民叔兄弟俩、朱后庄朱进财母子两、后河朱家蛮儿、野狐湾朱老三等等。

    妹妹因为缺乏营养，都五岁了还不能站立起来，软骨病，不能走路。一直坐着向前崴动，屁股上磨了厚厚一层茧子，从石头瓦片上面崴过去都不碍事儿。1958年，父亲去土谷堆炼钢铁，母亲在生产队公共食堂做饭，有时候，母亲偷偷从食堂带回一半个蒸馍，给我和妹妹吃，看着我们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满眼泪花，喃喃自语“我娃多可怜啊，啥时候才能吃饱肚子呀？”饥饿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啊！但是饥饿可以使人增加记忆力，可以使人变得勤奋起来，聪明起来，人类本来就是个贱丕子，处在苦中不觉苦，身在福中不知福！正是童年的苦日子才使我变得非常低调、知足，非常容易满足。

    吃食堂那会儿，我们家窑洞被生产大队队部占用作为办公室，还有大队的缝纫部。我们则搬家蛰居在楼背后喜儿崖背上的一只破窑洞内。非常破旧，连肩子，没有窗子，又黑又暗。没有任何家俱，没有炕眼门板板，用蒿子、高粱叶子塞堵炕眼门，有时候就连相着火了。上下路也不好走，近邻的小伙伴都有喜儿、楼背后等贤、等花、岁儿。我和喜儿（学名张佑国）侄子同龄，关系最好，脾气合得来，经常在一起剜苜蓿芽、苦苦菜、玩耍，和平共处至今。小时候和等贤他们姊妹爱骂仗打架，和村子里其他同龄男女儿童动不动干仗，弄得头破血流。

    1958年因为在王凤沟修水库，东风渠道上马，要引茹河水上屯子原，全村所有的烂塌窑窑内全部住着屯子、上肖那里派来参加修水利大会战的民工，大多数都是些老汉、娃娃，还有一些年轻女人。只见他们自己烧火做饭，轰轰烈烈，忙忙碌碌。也有时常装病不去工地的民工。工伤事故不断。一天，我亲眼目睹了非常惨烈的一幕：上肖民工中一个十五六岁的娃娃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因为做饭烧开水要用柴火，他们去公路行道，爬上柳树，砍树梢子，娃娃上树砍，老汉在底下拾。不料树股踩断，那个孩子从十多米高的树上“倒栽葱”摔下来，头部着地，七窍流血，当即毙命。那老汉将死者抱在怀里嚎啕大哭：“老天爷啊，这叫我回去如何向他的父母、我的弟弟、弟妹交代呀！”惨不忍睹。后来那个娃娃的尸体就停放在村口坟圈洼的一个烂窑窑里。

    那水利工程巨大，全长80公里，全县上三万余劳动力。由于水源不足，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得不尚失，不到一年时间就逼迫下马了，现在那条渠道的遗迹犹存。上游王风沟至朱家后河原东风渠道的部分水渠现在还能利用发挥作用。

    那时候，除了吃饭时间，全村不见大人，很少见到男人，多数都是一些妇女，精壮劳力都被抽调到了别的地方搞了基础建设，父亲被派往土谷堆当工人炼钢铁。那些辅助劳力没黑没明地在庄稼地里做活。母亲晚上加班回家的时都已经半夜了，我和妹妹早已进入了梦乡。有时一觉醒来，屋里不见母亲，由于害怕，不敢睡觉，我常常从窗子钻出去，有时候月亮如昼，银光如泄，有时候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在夜色中我哭喊着跑到生产队的庄稼地里找妈妈。生产队放工以后，妈妈早已疲惫不堪，还要给妹妹喂奶，这个时候我就替妈妈到公共食堂打饭。食堂的高粱面杠节特别小，好像火柴盒，大人两个，小孩一个。“漠糊”稀的能照见人模样，大人两勺，小孩一勺。我喝过漠糊后，总要把那漠糊碗帮碗底舔得干干净净，额头、脸蛋上挂满了漠糊残羹。我的衣服襟子被漠糊淋得硬绑绑，明油油，垢痂厚厚一层，母亲骂我是个齉家伙。过年的时侯由于没有新衣服换洗换穿，母亲就用模布蘸上水为我擦洗多遍，方能看过眼，算是面貌一新，可以穿它走亲戚逛邻家了。

    1958年生产队的公共食堂设在二叔家院子，老屋仓叔当管理员，仓叔凶神恶煞，两眼圆睁，骂人时口带白沫：“嘚驴日的！......”孩子们都怕他。大人们哄孩子的时候：“你再哭，看老屋仓来了！”孩子马上止声，不再哭闹。有一次，我们一帮同龄儿童，录见、访见等等，我抱着妹妹去食堂院子玩耍。下午五六点时分，脱产干部们聚集在食堂院子崖根前吃饭，死面饼子鸡蛋汤，还有两个炒菜。院内一口大铁锅内为社员们熬了一锅漠糊。干部们正在吃得起劲，崖背上面——庙梁墙坍塌，牛身子大的一块胡圾恰巧砸在干部们吃饭的盘子中，砸伤了女脱产干部范秀梅的脸面和头部，她哭爹喊娘，号啕不止。六弟录见恰巧在干部们的饭盘子跟前顺莫企图他们赐舍馍馍，也被砸伤了脚脖子。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个场面。

    1958年水利工程食堂在朱彦杰家院子内，母亲在哪里做工，我去哪食堂为母亲打过饭。1960年公共食堂在里院赖赖叔家院子，管理员是张维学，海成哥为驮水打杂的。母亲在那个食堂做过炊事员。过元旦，社员们吃了一顿麦面馒头和面条，打饭的门口社员们拥挤争抢，人头攒动，水泄不通。母亲偷偷塞给我一个馒头，怕管理员看见，让我拿到外头去吃，还没有等我从大人们的腿缝隙钻出来，馒头早被别人叼去了，我挤出来一看，原来是守祥所为，那块馒头已经被全部填进嘴里，狼吞虎咽，脖子伸得老长，活脱脱一个长颈鹿，像鸭子一样吞咽着那块馒头，噎得没气一样，我干急没办法，只是无可奈何地踢了他几脚了事。守祥当时四五岁左右，由于饥饿，营养不良所致，脑袋特别大，可是脖子不及擀面棍粗。在里院食堂我目睹了这样一个场面，至今记忆犹新。守祥的父亲张荣海把几只死猪娃，用稀泥一糊，在食堂烧开水的灶膛内烧熟，一拍两拌，三下五除二，生吞活剥，吃得津津有味。人饿极了，根本没有什么讲究。

    还又一次，四弟访见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咱们饿得心里难受，可惜家里的面缸内有炒面，就是取不上，拽我去帮忙。我去了一看，缸底确实有一点白面，我也够不上。回头一看，案头有笊篱，我拿笊篱捞上来，一同四五个娃娃，大家争先恐后地舔起来，正在欢呼之际，大妈从地里劳动回来，每个人都挨了几苕子疙瘩。大妈气愤地说：“只积攒一碗麦面，留着等你外爷来了擀一碗片片，被你们这些不识抬举的东西祸搅光了！这是谁的主意？”我们知道犯了大错，面面相觑，互相推诿责任，因为我比他们大，自然成了主犯，深感扫兴，无地自容，落荒而逃。

    1960年前后的时候，饥饿灾荒，狼也特别多，成群结队。狼多数叼吃羊群，有时也吃娃娃。人们谈狼色变。后河合作社的朱来等，几乎被狼叼走，多亏他大妈扛灰耙追赶打老狼屁股，才被从狼口夺命，被狼咬伤毁容，至今他的脸面伤痕累累。全公社被“狼吃残”的娃娃就有几个。天刚一黑下来，就听得见野狼的嚎叫声此起彼伏“哞...哞...！”使人毛骨悚然。直至1962年我在兰沟小学上学的时候，狼群仍然出没在高岸沟沟——大方沟——蜂沟山——青天峁一带。公社武装部部长张治顺用步枪在大方沟打死了一只老母狼，又有人在青天峁顶的狼窝内捉到了三个狼崽。之后，狼群方才绝迹。

    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饿的滋味。苜蓿菜、苦苦菜、菜籽根、麦剌剌、鸽子扫扫、黄花苔苔、榆钱儿、生豆子、生玉米、生高粱等等。那些东西吃起来香得不得了。吃馍馍掉一个渣渣在地上，哪怕上面粘多少泥土也要捡起来吃到嘴里咽到肚里。见人家娃娃吃东西，自己眼睛就放绿光，直勾勾地盯着，看能不能赐舍一点。谁要是能给自己半块馍馍，就能感激零涕他半年！

因为饥饿，外爷外奶常常把我接到他们家渡生活。一年的三分之二时间我都基本在舅舅家——麻王柳树渠生活。舅舅家不缺粮食，我常常吃得饱饱的，因此我都不想回家，过年的时候多数都在舅舅家。李沟门的家家户户我都去过。常常和会生、社会表兄，黑黑表妹、臭臭表弟、女蛋、焕焕、岁点点姨娘他们一起玩，和等魁拌交，认识蛇明、喜魁、夺魁。知道国有、国耀、国榜、国标、外号“醋噜罐”等等老汉的名字和为人故事。和舅舅年龄相仿的都有超子、旺子、有子、让魁（岁姐夫）、天明等等。有个识文断字的“四类分子”远房七外爷，对现实不满，60年过年时节写了这样两幅对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额子为：“无一无十！”。“热热闹闹过年猫抓肚皮，冷冷清清守岁狗添鼻梁”。额子为：“没吃没喝！”虽属泄愤，但是形象生动，实话实说，当时的时势情形的真实写照！民以食为天嘛！

外爷、外奶、舅舅他们只有三口人。外爷外奶非常善良淳朴，仁爱爱人，人缘特别好，口碑德行和威望很高。方圆几十里地的乡党近邻都爱到他们家来做客，拉闲儿唠嗑，喝茶水抽旱烟。有时候在地里干活的人还留在他们家吃饭。那会儿正值年馑时期，山南海北素不相识的讨饭要吃的人特别多，只要到外爷家门上，外奶总是给他们管饭吃，临走时蒸馍、粮食给他们灌满褡裢。外爷外奶说：为了救人性命，积德行善。

外爷常常在山上挖一点荒地，种上洋芋、旱烟之类的东西，填补生活费用，增加收入补贴家用，境况比较好一点。外爷外奶对我和舅舅特别娇惯疼爱，每次赶集回来总有点心、饽饽、水果等等好吃的带回来让我们一饱口福。外爷还是个厨主，手艺特别棒。外奶的茶饭好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她的酸汤细面、浆水柳叶面条、浆水汤搅团、荞麦面鱼儿堪称一绝，至今回味起来还口水直流。外奶去世以后我再也没能吃到过那样的特色家常便饭了。每当送我回家的时候，外奶总要给我装些核桃、枣，外爷总要背几升粮食、还有洋芋干、萝卜干之类的东西。装这些的时候外爷总是气咻咻地咒骂我们县川的村干部：“狗日的不给社员吃饱肚子，缺德！”外奶也总是念叨：“女儿命苦啊，家道贫寒，缺吃少穿，何时是个头啊！”从外爷家离开的时候我也总是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不愿意离去。过了几个山头山湾还频频回头远望着外爷家的方向。生活困难时期，外爷外奶娇惯我一场，于我恩重如山，我按理说应该好好报答他们，在我参加工作不久的几年里，虽然孝敬过他们，但是报答的太少太少了，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就相继去世了。现在我保留着外奶的一张照片，就是没有为外爷拍一张照片，这都是我一时忽视，没有来及，深感遗憾，心中不是滋味。

苦难的童年生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过去，永远不会忘记苦难，永远不会忘记关爱我、教育我、培养我成长的外爷外奶，父亲、母亲，还有大姑、二姑、大爸，棉姐、栓姐以及他们的恩情。我的童年生活虽然苦难，家庭清贫，但是身边的这些人，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品宽厚善良。苦难生活的磨练造就了我积极向上不怕困难的志向；身边的亲人们的潜移默化，言传身教又使我明白了不少道理。与纨绔子弟相比，相对而言，穷人家的孩子我成早熟、懂道理是个规律。研究古籍历史，看戏比世，一般来讲，穷家出贵子，穷家出孝子，这是真理。自己的切身体会是：穷则思变，自强不息。

五六岁的时候，我的主要任务是当保姆，看护妹妹。因为我们家没有爷爷奶奶来照顾孙子，母亲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自然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比如看护妹妹、照看门户、喂鸡扫院、揽柴煨炕、寻觅猪草等等，尽力为母亲分忧解愁。母亲为了自己的子女，为了我们的家庭，吃的苦受的罪说不完道不尽。母亲怀着三弟、四弟身体虚弱，肚子挺大，走路都非常困难的时候，仍然要去生产队做担粪、收麦等等重体力活路。下工回家里，满目疮痍，家徒四壁，没有吃的，没有烧的，没有穿的。担着瓦罐到沟里打泉水，没有面做饭，挺着大肚子还要一个人推石磨。只见她满头满脸的汗水不止的流淌，浑身上下衣服湿透，气喘嘘嘘，推一圈歇三歇......有一次，母亲下工回家已经半夜了，伸手不见五指，电闪雷鸣，天下着大雨，母亲把饭做到锅里，仅有的几把湿蒿子柴火已经用完了，山穷水尽，差一点点煮在锅里的高粱面削片就要熟了，只欠一把柴火，母亲着急把原来用来蒸馍馍的高粱杆杆“禁底”都拆着烧了。没有粮吃断了顿，母亲派我端上碗到邻家四处借面。借回来的一碗面，饭做出来后，母亲只是舀给自己的几个孩子吃，自己只喝一点点清汤而已。没有盐吃了，我又端着盅盅去人家借盐；没有火柴生火，我常常拿一把高粱叶子到邻家去巻火种子，这个活不好做，有时候走到半路上风一吹就着火了，有时候跑到家时又灭了，小心翼翼需跑几个趟子。做饭没有风箱，母亲一口一口地在灶膛用嘴去吹。我最怕帮母亲烧锅，湿蒿子、湿高粱杆，死烟直冒，熏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要下力气憋足底气去吹，试想，靠一个人的肺活量要发挥出鼓风机的能量谈何容易？我吹得面红耳赤，灶膛不见火苗，眼前倒是金星四溅，几乎晕倒。小时候，我家看不到桌子、板凳之类的基本生活用品和家具，上小学念书的时候，写字做作业我只能爬在炕上、炕头边、耍台、窗台上面当桌子用。没有洗脸工具，几个人洗脸的时候，只舀一粗老碗水将就。没有火柴，用山里的白蒿搓一捆火绳子续火种。没有钱买墨，用锅底的烟墨子凑合，一个作业本子，起初用铅笔写，再用毛笔小楷，后来毛笔大楷。没有担水桶，母亲用瓦罐担水。后来父亲自己箍了一担木桶，到了春天，西北风一吹，缝隙张得老大，用胶泥去糊，我跑那么快，从沟里水泉到家里，两桶水剩不到几碗了。吃饭锅还是1961年公共食堂撒伙时母亲从食堂抢回来的一口破铁锅，上面的裂缝纵横交错，每次做饭要先用面糊锅底的缝子。我帮母亲烧锅的时候，常常被锅底漏出的水把灶膛柴火击灭，真正的水火难以相容。碱土窑窑是连肩子的，土炕上一张破席，一床破被子，没有毛毡和其他铺盖。

十岁以前，我还精屁股跑，夏季有一件单布衫，冬季有一件棉袄就可以的了不起了，常年四季精脚片子，冬季脚板、脚后根冻得裂口大汪汪，流着脓血，疼得要命，拿烧熟的洋芋捣碎去糊，哪里见过什么衬衣、裤衩、袜子、帽子、手套之类的东西？即是有钱人家，想买块布料做件衣服穿着去讲究排场阔气，可是，他没有布证啊。那时候生产队劳动中，穿毡裌裌，戴毛手套的人，肯定是家里非常富有。母亲常常用奶奶留下的木制纺线、织布机器来给我们一家人纺棉花线、织老布。一尺多宽的老布，缝一件老布衫子需丈六七，非常费时费力。织成的老布还要进行浆洗，没有钱买颜料，干脆原样穿着。夏季穿上白色的老布褂子，既凉快又好看。但是，暑假中，每天劳动之余，我要在山上刮柴火，青蒿子往脊背上一撂，白衬衣立马就五颜六色，成了军装。一季下来，又面目全非，前后整个成了黑颜色了，揪一把臭蓬到涝坝去揉搓，还是面貌依旧，再狠劲地去洗，仍然是个黑片片。

小时候，我特别费衣服，尤其是鞋子。母亲每年为我缝做四五双特别结实的千层底布鞋，可是到了年底，仍然是大舅、二舅全部出来了，十个脚趾头就有八个在鞋外面抛头露面。为了节省鞋面，每年夏季我总是光着脚丫片子的，十足的“赤脚少年大侠”。一次在里阳山为生产队担粪休息期间，到那谷子地里拔柴，因为精脚片子，不留意一脚踩在了一条菜花蛇上面，一种软绵绵、滑溜溜、使人毛骨悚然的特别感觉，吓得我惊慌失措，魂飞魄散，落荒而逃，两捆蒿子，其中一捆连同水担钩钩带笼滚下了“饮狼沟沟”的“埽蓬眼”，再也没有找见。好长时间，脚心过敏，无论触碰到什么软东西上面，蠢痒得难受，以为又是那蛇。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晚上睡觉的时候，在睡梦中常常被蛇惊吓而醒。半大小伙了没有鞋穿，鞋底钉掌，鞋帮子锥补，脚把骨常常被所锥鞋帮子磨得血肉模糊。父母亲因为我们姊妹多，拖累大，我穿过的衣服妹妹穿，妹妹穿了又弟弟穿，一家人的衣服一穿就是几年，补丁摞补丁，到了最后实在没法再穿了，才当模布。父亲诙谐地说：“高粱推七遍，棉袄倒单衫，毛线穿针呢——一捻（年）不如一捻（年）了。”“一年指望一年富，年年穿的没裆裤！”

    1965年前后，农村最时兴时髦的衣服要算“条子绒”了。谁家女人要是能穿上一条“条子绒”裤子，就荣耀得不知天高地厚，能羡慕死人呢！母亲鸡蛋舍不得吃，攒了一笼笼有好几十个，拿到供销社买了，又千辛万苦挖捻子根中草药买了，一共积攒了十五元体己钱，盘算着扯六尺条子绒布料，好让会裁缝的三妈为自己缝一件出门穿的裤子。那是紧俏商品，得走后门。父亲奔望大户坪舅爷家一个远房表叔，这人当时在公社做炊事员，靠他走后门办事。谁知，父亲把钱给他一年多时间，不但没有买到布料，反而把钱挪用使唤完了，推三过五，要不来钱。母亲为此跟父亲发脾气吵了架。母亲坐在灶火一边做饭一边哭哭啼啼地唠叨说：“别人家，人家女人当家，时兴衣服一件又一件。咱们家穷，娃娃头多，我出门进门、生产队里劳动，坐娘家、走亲戚，一件丝布布衫，一件老布裤子几年家穿，补丁摞补丁，平时没有为难你，没有向你张口要过一分钱，没有要过一件新衣服，还是我省吃俭用，自力更生的一件衣服钱，你那狗屁表兄，一个做饭的，什么大官？没有本事办事得了，也真是个没有德行的狼心狗肺，就敢花人家血汗钱，现在倒要不来钱，脸都不烧，骗子一个！”父亲坐在炕头边上，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一口一口吃着那又红又硬，没有任何菜蔬佐料的高粱面干搅团。看得出来，父亲因为自己的没有能耐，日子过得紧张，加上母亲没完没了的数叨，心情非常不好，如同嚼蜡，很难下咽。一气之下，父亲也甩碎了搅团饭碗，破门负气而去......母亲是合情合理的要求，而且不是过分指责。但是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和条件下，父亲确实无能为力啊！我心如刀绞 ，暗暗发誓：“长大了我一定为母亲买几身比条子绒更高级的衣服穿！”

    父亲因为欠着母亲的一件条子绒裤子布料，十分内疚。一直过了半年，父亲在开边供销社做基建，打基子搞副业，二十多天吃高粱面坨坨，喝凉水硬是挣得12元钱，求情营业员走了后门，才扯上了六尺条子绒布料给母亲拿回家。母亲这个时候却又抱怨父亲：“娃娃已经开始念书了，等着学费，咱们穷汉家人，烂衣服可以凑合着穿。我当时不过是气上心头说的气话，花那么多钱买一条布料不值，目下应该捉个猪娃养上，秋后买了再看向口做衣服不迟。” 无论在困难时期或是在条件好转时期，母亲都是事先为我们这个家庭着想，为自己的孩子着想，很少考虑自己的荣辱和尊严。

1958年吃食堂，家家户户的铁器，包括煮饭的锅都被收缴干净了，拿去抵顶了国家钢铁任务。一天，我被父母亲锁在家里看护妹妹。快到中午时间，父亲在生产队劳动中，偶然获得了三个嫩玉米棒子拿回家。没有煮食物的工具，恰好有一个熬药的砂锅，将那玉米棒子折断几节，放在里面，在炕背后用土基子支起来，加上水，上面盖压一个高粱杆杆“进板”盖着，又从隔壁戏窑找来一把干硬柴，生着火去煮。父亲因为是为了这三个玉米棒子而背着生产队干部偷偷溜回家的，不能逗留时间太长，他要继续去地里劳动，没有时间耽搁，交待让我加柴火烧煮。并说：“只管加火，不许揭开看，马上要放工了，回来大家一起吃。”怕被别人发现，父亲将窑门反锁，随后去了工地。我也老实听话，按照父亲的安排去做，一个劲地加柴火。不一会儿，屋内浓烟滚滚，我被烟熏得鼻涕加眼泪，妹妹还是个不到一岁的婴儿，被烟熏得直哭，没得办法，我把窗子打开，将头从窗子光光外面伸出去辟烟喘气，等着父母亲放工回家。好不容易父亲从工地跑步回家，一见我的狼狈模样，漫窗眼浓烟滚滚，已知情况不妙，急忙打开门锁查看时，玉米棒子烧焦了、进板着火了、砂锅烧炸了！一家人本来可以饱餐一顿的食品就这样上西天了，铸成大错，父亲大怒，打了我的屁股。只恨自己是个笨家伙，太听话太老实了，那么没有出息，为什么就不敢揭开进板盖子看看呢？悔恨不已！

在母亲经常讲述关于《我的童年故事》中得知，一岁多的时候，一次岁姐拴儿领我玩耍时，不慎掉进村口大涝坝内，差点没被淹死，多亏营救及时。但是时值十月寒冷季节，从此落下了尿床的凉病，晚上睡觉的时候，母亲不敢给我铺毡。最麻烦和扫兴的是，都十几岁了，到亲戚家的第一夜必定尿炕，十分丢人没有面子。在两岁多一点的时候，有一天在大爸家的院子里，我拽着二弟学步，二弟是前进步，我是倒退步，不曾想我倒退中踏坐在了大白狗的身上，狗受了惊吓和疼痛，一口咬在我的大腿上，吞了一个大窟窿，血流不止，大伯父用嘴吸允干净了血迹，狗嘴里有毒，伤口感染几个月不见好转，非常惊险吓人。为此，大爸一气之下，把那条大白狗勒死煮吃了狗肉。五岁的时候，为攀高蹦低摘枸杞豆豆，从六叔崖面子上跌下去，好在没有伤着骨头，有惊无险，睡了一觉功夫，就又活蹦乱跳去了。母亲说：“狗咬蝎子蛰，都是自己遭的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