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生时期——动荡不安

1960年，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在里院，学校就在里院食堂底下的“前院子”张成训老院子。校长名字叫王正统，戴个眼镜，文皱皱的。幼年的我常常爬在前院崖背上，看着校园满院的学生们活蹦乱跳，唱歌做操，书声琅琅，羡慕极了！我非常渴望读书，但是转念一想，穷人的孩子哪敢有这种奢望......

母亲早已经看出了我非常想读书的渴望。她也一直认为，穷日子的根子是她自己和父亲没有文化的缘故，一直跟父亲念叨说：“这一辈子再穷再苦也要供我们的孩子读书，识几个字，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再去当睁眼瞎”。按母亲的意思，1961年我就该上学了。但是，父母亲是单帮子家庭，没有老人，苦于妹妹无人照看，父亲说：“再凑合一年吧！”到了1962年秋季开学的时候，我都九岁了，母亲说不能再耽搁了，毅然决然地在耍台处钉个钉子，把妹妹拿一根羊毛线绳子栓在炕旮旯里，上生产队劳动的时候又把妹妹锁在屋里，任其嚎哭不止，任其屎尿糊身，把我彻底解放出来，让我去兰沟小学念书。没有书包，母亲连夜为我赶做了一个高粱杆杆方型笼笼，也叫提兜，非常适合装书和作业本子。终于实现了上学读书的愿望，我欣喜若狂，兴奋不已。

那时候人们的思想观念封建落后，对孩子念书的事情不太重视，多数父母急功近利，稍大一点的娃娃指望挣几个工分，多劳多得。村子里念书的娃娃特别少，我能走进学校大门，多亏了母亲的慧智和英明决策。

兰沟小学地址在慕家山西对面沟帮帮三只破旧窑洞里，小一点的窑洞是教师办公兼宿舍，其余两个是学生教室。那时候还没有操场。我的启蒙老师名字叫党志有，上肖党堡子人，时年40岁左右，高个子，人非常干炼讲究，一件蓝咔叽西式裤子洗的发白，都退了颜色，膝盖部位有个包，他怕裤子变形走样，又翻转倒过来穿着为学生上课。有调皮学生编顺口溜：“党志有，反穿裤子走！”他是个没有脾气的人，从来不打骂体罚学生，学友们都不怕他，纪律比较松懈。只见他一天两顿饭，只有开水蒸馍，没有大鱼大肉和炒菜，非常节俭朴素。

一个老师，教两个班级，一、四班，二、三班，四个年级，四五十个学生，也不容易。上课时间，党老师一个教室一个班级地去讲，先给一年级教拼音，再给四年级教语文词语解释；二年级教算数，三年级教四则应用；安排这边教室写作业，那边教室讲课文。顾了东边顾不了西边，这边刚安静，那边乱了营。忙不过来的时候，他让四年级教一年级认字，一个四年级带四五个一年级娃娃。第一堂语文课上，老师为我们一年级学生教了四个字：“米、面、稻子”。并分配四年级学生刘万田教我和他弟弟刘岁仓等，那个家伙是个自私鬼，他以教我认字为名时常勒索敲诈于我，上学时拿到学校的蒸馍要无条件地给他吃，但是我要求他给我辅导认字的时候，他却怒目圆睁，挥拳相向，推赶我离开他老远：“去！去！我连自己的作业都没有时间完成，哪有功夫给你认字？”他一旦有了时间，只给自己的弟弟教，不给我教，连让我站在他们跟前都不行。我非常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忍气吞声。只有站得远远地听他给其弟手拉指头，一字一句，不厌其烦地教字。多亏了他那个弟弟刘岁仓是个笨家伙，三遍五遍地记不住，我则偷偷地翻到他为其弟弟教认的那一页，耳音听上、口型记上，再和书上的字对上号，只一遍就记下了，再练习它的写法笔画。下次老师在黑板上提问的时候，所有的一年级娃娃叫起来，一个个好像驴桷，一问三不知，没有一个能认下去的，只有我一个人不但能认下去而且能够写下去，老师表扬我，同时表扬刘万田，让所有的四年级学生都向他学习。又问他，你怎么给你弟弟连一个字都没有认下，给这个娃娃却教的这样好？刘万田臊得头红脖子粗，回答不上来。我理直气壮地揭发：“他只教刘岁仓，根本不教我！”老师又批评他。我的悟性好，只要老师领读一遍，就记下了，老师又把全部一年级交给我，让我领到教室外面为他们领读。我反而成了学生中的老师了。不再受刘万田的窝囊气了。

现在我才明白，党老师为什么反穿裤子呢？他那时候每月才28.50元工资，28斤口粮，布票定量，一件衣服要省着穿好几年。那个时候是困难时期，非常时期，是不得已而已。在上肖工作期间，1997年，我打听到了离别36年的启蒙老师党志有先生的家庭地址后，专程看望了他老人家一回。那个时候他已经是76岁的老人了，早已赋闲在家，患有轻度老年痴呆症，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满头银发，腰也弯了，背也驼了。他已经完全记不清当年在兰沟小学教书的具体情境了，记不清当年都教过那些学生，模模糊糊，完全叫不上我的名字。他只知道在开边兰沟小学教过学，慢慢地和他聊着往事，向他解释我就是他当年的学生的身份和特意来家看望他的意思后，他好像才有所喜悦的表情，连连点头说：“谢谢！谢谢你这么多年来还记着老朽！”我说：“老师，别这么说了，千里之行始于脚下，是您教我认识第一个字，写会第一个字，启蒙引路，叫我如何做人，恩情如同父母，您是我的恩师嘛。”师娘伺候着他，自然是他的翻译官。党老师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县造纸厂工作，是个副厂长。人生如梦那，时光岁月如此无情，在那不知不觉中悄悄催人衰老。

二年级的时候新调来的老师名字叫樊登科，屯子镇西门人。估计30多岁，高个子，镶着两颗金牙，三角眼，非常严厉的样子。他打骂体罚捣蛋学生，下手打耳光很重，后来助教老师张访贤也打骂学生。因为天阴下雨，我吃多了妈妈炒的黄豆，屁特别多，自己又不安分守己，脑子一闪念，来了丰富的灵感：借机会搞恶作剧！夹一个响屁专门给正在校园里用废旧电池芯书写生字的校友放到他们的嘴鼻最近距离而取乐！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出其不意地“炮轰美国佬”、“解放台湾”的恶作剧。多行不义必招祸，遭“屁炮”重击的同学们驴声马叫，满院乱跑，秩序大乱。正在午休中的张访贤出来追问何因？遭到举报后，张访贤拧着我的耳朵，大巴掌左右开弓：“你的屁多，叫你放个够！”“啪！”他一个耳光，“嗵！”我一个响屁！他踢我一脚，我放一串长屁！那天我的屁特别多，控制不住，没有办法的事情。把学生惹得笑声震天，前仰后合，把张访贤惹得气急败坏，哭笑不得。他使劲地抽打整治教训着我，我尽量收紧肛门肌肉不让臭屁再次出来激怒于他。就这样，不知道他抽了我多少个耳光，也不知道我给他放了多少个响屁。只觉得我的耳朵“轰轰”作响，“嗡嗡”直吼，眼前金星四溅，当即右耳膜穿孔，至今我的右耳残疾，失去听力功能作用，听不见声音。因为“屁事”被lvtou致害一辈子，我也记恨他一辈子！

二年级期间只有12个学生，升三年级的时候，只有我一个是升级生，军娃是三年级的留级生，这样三年级、四年级只有我们两个人一直到小学毕业。他大我两岁，小我一辈份，应该叫我小叔。但是他非常调皮捣蛋，经常出老师的洋相，打骂学生，也欺负我力气小，常常打骂于我，他的学习成绩又不咋样，因为作业完不成老师也打他。为了报复他，我故意不让他抄我的作业，我把自己的作业本始终藏起来，或者装在口袋里，每当老师因为他做错了算术题体罚打骂他的时候，也是我最惬意的时候。一次，他要砸杏胡，说他牙软咬不动，非要刁我的砚台来砸，我执意不允许。因为那可是父亲在安口土谷堆炼钢铁期间从市场上为我买回来的一方洮砚，是我的心爱之物：约二寸厚，一尺见方，三个墨池子，中间一个大池子，两边各一个小池子。池面上有八个插笔的管孔，侧面雕刻两盘龙，两头雕刻竹子图案。那时候还小，根本不懂它的文物价值。拿到学校磨墨写大楷、小楷。由于力不从心，我刁不过他，他刁过去放在石头上砸杏胡，只一下就成了两半截！我悲愤交加，一定要讨个说法，跑到他们家里向他的父亲索赔，他父亲因为没有办法赔偿，拿到木匠处用木胶粘上还我。后来因为潮湿又掉为两半截，父母用来当做磨收麦刃子的磨镰石头了。我家仅有的那么一件珍贵文物就毁在了这个家伙的手中，多么地可惜呀！如果保留到现在，肯定能够上中央电视台的“登宝台”呢！

在屯子工作期间，无意中有一次，一个叫樊出新的老汉到银行来取钱，看他有点像樊老师，就贸然问他：“知不知道有一个叫樊登科的？”他说：“那是我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名字，那时候因为我的名字带有封建思想意识的含义，斗私批修中我改成现在的名字了。你又是怎么都知道我二十多年以前的名字的？”我说：“您是我的小学老师啊！”我们叙了师生之情并且登门到他的家里去做客拜访。樊老师说他只有几个女儿，没有儿子，抱养了一个儿子，经常常淘气，家气不合，他们老俩口在别人家租了地方凄凉度日，第一个师娘去世，现在的老婆是后续的，还算凑合。

    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又调来了焦玉修老师替换了樊老师。焦老师是个小个子，小眼睛，留分头。和助教张访贤两个常常为了吃饭的事情闹不团结吵架。那时候老师每个月口粮定量标准才30斤面粉，谁吃多了就占了大便宜。

1965年后季，13岁的时候，我考上了万城子完全小学，五年级二班。校长是杨正义老师，郭原人，大个子，全脸胡子，一副威严的模样，为我们代历史和政治课。教导主任是张自强老师，二十铺“九龙庙”人，干练讲究，非常自负，口头演讲和业务能力比较强，为我们讲语文。班主任是李盈仓老师，大个子，有一点驼背，全脸胡须，常常刮剃的干干净净，两鬓铁青，圆眼睛，代数学。后来是张万长老师，也是二十舖人，小个子，花眼睛，桃花面皮，细声细气，非常女人味。常常面带笑容，但是管理学生非常严格，特长美术绘画专业。现在能记来名字的老师还有：陈国彦，白马寺人，是个老教师，家庭出身为地主成分，代地理，讲课从来不拿教案笔记，中国和世界地理滚瓜烂熟。路富长，五里沟人，年轻老师，大个子，两颗洁白的大虎牙，大嗓门，五一班班主任。朱玉珍女老师代三四年级算术。高鸿文，中等个子，皮肤白净，代体育。

那一年生产队粮食丰收，因为住校，母亲为我烙油酥荏白面干粮、锅规，同时给我一个背馍馍用的包袱面子，家里没有多余的棉毡和被褥，父亲给我一件他在土谷堆当工人时候奖励所得的灰色棉毯拿到学校当铺盖用。这条棉毯妈妈一直没有舍得铺盖，珍藏了5年，就是为我上学住校准备的。十年寒窗生活，只有那一年吃了饱肚子，而且全部是白面馒头，以后就是哪高粱面系列食品也很难满足供应。

五年级住校的时候，我和河口的任维俭同学合铺盖，他大我三岁，我给他声明：“我从小到现在一直有尿床的毛病！”他说不要紧的，但是每当我真的尿床了，他又笑话我：“十几岁了还尿炕？不害臊！”学校住凉床、喝凉水，几乎夜夜遗尿在床。为此，大庭广众面前我非常苦恼自卑，萎靡不振，心理压力特别大。上高中的时候还有遗尿的毛病。十八岁过了以后，这个毛病渐渐不治自愈。五年级第二学期我又和解放沟的李有良同学合住，家里带来麦面我们合作做小锅饭，学会了以后擀面条、刀削面、拉扯面的炊事烹调技术。

五年级刚开始的时候，由于第一次离开亲人单独生活，学校、老师、同学、环境统统生疏，加上学校是密闭式管理，一走进学校的桶楼校门，就感觉好像进了监狱一样，自己非常不习惯，心急如焚，想家，思念亲人，度日如年，无心学习，两三个星期常常偷偷哭鼻子流眼泪，因此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不知什么原因，特别是对地理课程不感兴趣，至今我的方位感觉特别差，连个地图都不会看。换个地方，特别是到了大城市记不住路经，常常迷失方向。对珠算又特别感兴趣，杨校长教我们珠算，“三变九”、“九变九”、“破头乘法”、“隔位除法”等等都非常熟练。后来参加银行工作，这点珠算知识算是真正有了用场，几乎一辈子都和算盘打交道，参加业务技术比赛，还得过全庆阳地区银行系统“珠算加减乘除技术比赛”第二名奖励的荣誉。

上六年级的时候，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5.16”通知，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风暴吹到了我们镇原县城以及山区各个乡村学校。学生们开始积极参加红卫兵组织，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向所谓的搞封、资、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炮宣战，卷入了政治运动的风暴漩涡。全国大、中、小学校学生上北京搞革命大串联，毛主席八次在京接见、检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学生代表。我们县的两所中学学校的初中以上学生全部参加了上北京串联的革命政治活动，受到了毛主席和他所培养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以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镇原县城的两所中学于1966年后季停课闹革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席卷学校。革命师生自由联合组成了“飞鸣镝”、“全无敌”、“主沉浮”、“红旗”、“燎原”等战斗队，后来，一中成立了“遵义”、“井冈山”两个兵团，二中成立了“文联总兵团”。这三个兵团和县上的几个单位联合成立了“联总”、“东方红”、“红三司”三个群众组织。派别众多，派性斗争愈演愈烈，10月26日一中50多名和二中30多名师生赴京接受了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全国红卫兵时的检阅。其他师生自由联合、自定路线外出串联。学校废除了校长负责制，一中、二中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引导师生闹革命。比我高一级的二哥士俭1966年正在县城读初中，他非常荣幸地赶上了那样的机会和机遇到祖国的心藏——北京进行革命串联。我都快要羡慕死了！毛主席向他们发出了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反修防修！”“要斗私批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政治挂帅，反对生产第一，业务挂帅。”“教育要革命，要改革！”“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瞬间，北京、上海等等各大城市的红卫兵纷纷起来造反夺权，目的是按照毛主席的旨意“领导权要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造反夺权运动首先从学校开始，揪斗、批判高级知识分子和老师，全国批判邓拓、吴晗、寥沫沙“三家村”黑店，镇原一中和二中有20多名教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受到批斗。很快遍及全国上下的各地、各行各业，从中央到基层直至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全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夺权运动。

1966年——1968年期间，中央揪出了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甘肃省揪出了汪锋、刘澜涛一帮人，庆阳地区揪出了刘文正一帮人，镇原县打倒了县委书记秦汝哲，县长刘善修，开边公社打倒了书记田波、社长刘迎祥，就连我们张沟生产队的队长张维汉也被打倒夺了权。

1967年我报考了甘肃省镇原县第二中学。由于县城正在搞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学处于瘫痪状态，没有能够及时招生，我们上学的事情无人问津。14岁的我无处上学，在生产队劳动了整整一年时间。期间我成天背诵毛主席语录，背会了“老三篇”，通读了两遍毛主席四卷著作，副统帅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在毛主席四卷中寻找革命真理。同时参加了生产队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战斗队队长是占成哥。生产大队领导班子内搜寻不出揪斗条件的对象，他们揪斗了1958年曾经在张兰沟生产大队当过大队长的、早已经赋闲在家的60多岁的万城子党员农民刘自录老汉。游行队伍张贴标语、齐声朗诵着毛主席语录，扛着红旗、敲锣打鼓，社员们雄赳赳气昂昂，同时又是慌慌张张，东倒西歪地满大路跑着，紧跟革命队伍，“打倒刘自录！”的口号声浪震天作响。贾前庄的造反派头头朱访民，为了制造“夺权”革命声势，联合各大队的红卫兵头目，其中也邀请了占成哥的红卫兵造反派队伍，浩浩荡荡前去批斗、声讨高岔生产队队长路千万，当即夺了他的权。当时我也在队伍其中，主要任务是喊喊口号，举举拳头。声讨会上，朱访民挥舞拳头，张牙舞爪，声嘶力竭，口吐白沫，慷慨陈词，无限英雄气慨.....路千万虽然被造反派头目们揭发的“罪恶累累，恶行滔天，罄竹难书，数条人命悬案在身，体无完肤！”但是他面对浩浩荡荡的造反夺权大军义愤填膺的喝吒质问，始终不说一句话，大义凛然，巍然不动，不屑一顾，无事一样，牛气十足，一副李玉和的英雄气概！我目睹亲历了这些阶级斗争场面，确实惊心动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红卫兵造反派头头占成哥那时候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和英雄。他一个小小生产队的记工员，敢闯敢干，敢组织红卫兵起来造反夺权，轰轰烈烈，也得势耍了好几天的威风呢！

后来，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又发展成了红卫兵群众组织内部的派别斗争，有“造反”的“左派”，有“保皇”的“右派”，造反派组织的名号繁多，这个“井岗山战斗队”，那“红二.八兵团”，这个“红色联合总队”，那个“红三司司令部”。由于观点的不同，又互相辩论，各派各执一辞，好像真理都在他们手中，互不相让，发生武斗，后来发展成为“打、砸、抢”事件，全国大乱，致使国家重要厂矿企业停工停产，处于无政府主义的瘫痪状态。工人不能正常上班，学生不能正常上课。我们这些小学六年级学生每天背诵着《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的“老三篇”，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红旗杂志》“三报一刊”社论和评论员文章，这些文章实际上都是出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张春桥、姚文元、康生、江青之手。是指导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方向，一般人根本不理解其中天机用意。记得路富长老师是当时开边小学六一班的班主任，在组织学生政治学习的时候，念报纸中，由于口头失误，把“砸烂三家村黑店”错念成“砸烂三报一刊社论”，马上被学生揪斗批判，说他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扣上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政治大帽子。他因此精神遭受刺激，神经错乱，精神失常，胡跑乱喊，喜怒无常，吃粪便，喝污水，情境惨不忍睹。

农民不能正常种地，成天都有开不完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会议。张沟生产队的历届运动紧跟革命形势，不甘落后，其声势浩荡程度不亚于城市地区。诸如“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大刮12级红色台风”、“清理阶级队伍”、“破除反动标语反革命案件”、“农业学大寨”、“标兵工分”、办学习班、讨论落实农业生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政策措施等等。田间地头、政治夜校、大场核桃树底下常常是批判阶级敌人、“四类分子”的会议现场。那些二百五、冒日杆、半吊子基干民兵、阶级斗争积极分子，对敌斗争时下手特别重，搞“喷气式”，“驾飞机”，捆绑肢体，扭胳膊压腿非常不遗余力，非常恐怖，使我毛骨悚然。政治气候压抑，红卫兵随便就可以抓人整治，本来一个好人，稍不留神就因为一句话，一件事而顷刻之间变为坏人、阶级敌人。

整整10年时间，好像孙悟空大闹天宫，天翻地覆，虽说全国山河一片红，实际上，一切都乱了套：国家机器瘫痪，停住了运转。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们个个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毛主席语录，佩戴毛主席像章，四到处喷绘毛主席头像，就连猪圈门、牲口窑满到处都是。都各单位、各企业、各生产队都修起了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的请示台，我家也有忠于毛主席的“忠字”台。每天想的什么，做的什么，做了什么好事，做了什么坏事情都要虔诚地一一向他老人家汇报，早晚如此，天天如此，雷打不动！向毛主席请示汇报的程序是这样的：首先向毛主席画像鞠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某某人向您老人家请示、汇报：接下来背诵相关的毛主席语录。比如，今天要下地劳动，就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更大的胜利。”或者是“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再下来，就是向毛主席表忠心：“听您的话，保证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让您老人家放心满意。”最后再向毛主席鞠躬！

一切都是形式主义。在我们张沟生产队仅请示汇报这一项严肃的政治内容中，经常闹出不少五花八门，哭笑不得的奇闻笑料。有一次，沟里不识字的宏义爷因为不留神上工迟到了，干部们非要求他必须单独站在村口生产队的“请示台”前面向毛主席请示、汇报不可。他是这样说的：“你狗日的赶鸭子上鸡架啊？毛主席是人见的，他都能让服老百姓，比你驴日的强多了！我去接见毛主席！怕啥？”他气呼呼转身上前立定敬礼！“你最爱我的毛主席：你老人家向我老人家打招呼商量说，你要相信我，我要相信你，一旦谁都不相信谁，喂就啥事情都弄不成了！”社员们笑得前仰后合。队长非常生气地批评他说：“毛主席那么大气度的人，啥时候像你老狲满屄胡嘫呢？连个板筋都翻不来！”其实同样一字不识的队长也没有翻来板。

在一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批斗大会上，大场核桃树影下面坐满了百来号社员群众，内中还有从兰州下来插队劳动锻炼的城市知识青年，也有县上、公社的包村干部。五保户出身的耿有贤，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因为有集日没有向生产队长请假，贩鸡倒狗可以使他赚些许蝇头小利。所以被视为涉嫌“投机倒把”行为。批判大会上，生产队副队长批评他：“你是一个农民啊，又不是个流氓，也不是个成性，为什么成天间东游西逛，投机倒把，不好好参加生产队劳动？国家对流氓、成性弟兄两个都有方子呢，生产队还把你这个耿有贤没有办法？”话音刚落，知识青年哄堂大笑，吹起了口哨！正队长接着说：“你看看人家青年知识！他们本来是毛主席派下来向我们贫下中农学习，锻炼劳动的，他们都比你强！以后，那些耍奸溜滑的坏狲贫下中农，都要向青年知识学习，接受再教育！”这些笑料太精彩精辟了！笑的人肚子疼。可以写进《笑话大全》。

虽然红卫兵废除了传统宗教文化，烧毁了不少庙宇宗教活动场所，但是又把毛主席的伟大、光辉形象庸俗化、以个人崇拜的形式迷信神化了。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时势潮流常常改造人类。那个时期我处在少年时代，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崇拜，认为毛主席特别伟大，就跟神灵一样。就连十五、六岁的我都能够用胶水、锯末、花椒籽、五谷粮食等等材料塑做毛主席头像、语录、忠字牌等等工艺品来。用硬纸片雕刻毛主席画像母子，然后用各色漆、染料、墨水喷绘在门框、窗框、玻璃、墙壁等等认为需要的地方上面。

1968年9月，我被通知去甘肃省镇原县第二中学（东街）读书。镇原县立初级中学（东街）1941.10.11~1949.8.1陕甘宁边区镇原初级中学校（东街）1949.8.2~1951.2.25镇原县初级中学（东街）1951.2.26~1953.8.9甘肃省镇原初级中学（东街）1953.8.10~1956.6.18甘肃省镇原第一初级中学(东街)1956.6.19~1958.10.6甘肃省镇原第二初级中学(上马台)1956.6.19~1958.10.6甘肃省镇原县第二中学(东街）1958.10.7~1969.1.6甘肃省镇原县第一中学（上马台）1958.10.7~1979.5.31甘肃省镇原中学（上马台）1979.6.1~1986.12.31甘肃省镇原县镇原中学（上马台)1987.1.1~现在的前身，原任校长段思坎，字，满斋，笔号，丹石，城关金龙人。四十多岁年纪，高高的个子，戴着眼镜，一副学者模样和艺术家形象。被造反派学生揪斗，打成了“资产阶级牛鬼蛇神”，被关进了“牛棚”，每天被学生干部领去一个班级一个班级地接受批判。段校长他从1959年8月任二中校长直到1966年10月。他1928年农历10月19日出生于书香门第。他是镇原县著名书画家，最著名的画有《围猎图》、《牵马图》、《四季花卉图》。关于段先生的生平建树，我的语文老师后来担任一中校长的范天合先生（1984年3月~1986年6月任一中校长）所著《我的老师段思坎先生》一文（载于【镇原文史】）中有比较详尽记叙。

原校教导主任张志超为临时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职务。临委会成员中有学生代表席宗信担任副主任，解放军代表，工人宣传队代表路芳春（县机修厂工人）。到中学以后，成天是政治学习，上街参加批斗县委书记秦汝哲，县长刘善修，一中校长王绪信，副校长张自立，二中校长段思坎，还有所谓的红卫兵站错了队的“联总”头目、“保皇派”张继德，“弯参谋”蒲培德等等。蒲培德上海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批斗的同时被红卫兵抄家，什么金条、银元、绫罗绸缎、字画、文物统统陈列在街道作为阶级斗争活教材展览。确实教育了相当一部分人。我自己就是那个时候才从思想上真正认识了什么是阶级斗争，咋样才算阶级敌人，什么叫阶级觉悟。参观展览以后，回到家中，翻箱倒柜，到处搜寻并且清理着我们家的属于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残余东西。父亲的箱子底珍藏着原镇原县“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张履祥（解放以后三反五反运动中被共产党政府枪毙镇压）为爷爷书写的一副中堂字画，我认为这是实实在在的“反动”罪证、物证赶紧予以烧毁！这样一不做二不休地偷偷地为父亲、为我们的家庭销毁了“反动罪证”以后，长舒一口气：好险哪！这东西要是被红卫兵发现，我们这样的贫下中农革命家庭就完蛋了！不识字的父亲，过了好长时间，才发现没有了祖传文物，问我的时候，我才告诉了自己“提高阶级觉悟以后的伟大革命行动”，父亲只是叹了一口长气，没有表扬我也没有批评我，愕然地多看了我几眼。现在我才明白，自己那时候是多么地幼稚可笑，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武装起来我这么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白痴”、蠢物！

学校里基本上没有学习文化课程，成天开批判“牛鬼蛇神”大会，喊革命口号，写大字报、辩论文章。红卫兵左派得势：“8.28东方红公社”与“红三司”实行革命大联合，全国大刮“12级红色台风”，学校掀起了“大批判”高潮，清理阶级队伍，成立了“专案组”，内查外调，对部分教师进行了“审查定性”，大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搞“逼、供、信”，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李汉英、南淑玉老师被捕入狱，李克斌、陈治中等老师被关牛棚，下放农场劳动锻炼。动不动学生代表席宗信就召集师生大会发表讲话，布置革命任务。瞎折腾了整整五个月时间，我没有上过一天课，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反而倒分不清谁是阶级敌人，谁是坏人，谁是好人，跟着别人瞎嚷嚷。所以说，在世界观正在初步形成的青少年时期，我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产物！

记得一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到家中，肚子非常饥饿，恰好是古历的十月一，是个节日。母亲蒸了一笼包子，刚刚出锅，母亲说：“饿了吧，缸口上的那一层羊肉包子刚刚出锅，赶紧吃吧！”原来生产队的一个羊圈窑坍塌，（朱光新是牧养员）砸死了十几个绵羊，母亲去迟一步没有抢上羊腿肉，只剩一个棉羊尾巴，拿回家做过节的包子。说话间，那刚出锅的肉包子香味四溢，忍俊不住，我一口气吃了13个，母亲吃惊地说：“你怕吃多啦？”当时生产队分高粱杆杆，我去往家背柴火，肚子胀的坐在地上站不起来！晚上生食气，胃十分难受，直到第二天中午都没有吃饭。下午去学校的路上，又在瓦户庄碾盘底下的河滩泛水泉喝了一肚子凉水，到学校时六点多，紧急集合，革委会的学生代表讲话，站在学生方队中间，我的肚子吼的轰隆隆，内急的十分厉害，赶紧用手捏着屁股眼，那个讲话的家伙内容又特别长，眼看着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我狼狈落荒而逃，急奔厕所......但是遭了，没有跑及，半路上哪13个羊肉包子的全部内容就这么全部放在了裤裆里。那时候穷啊，只穿一条单裤，连个裤衩都没有。我到厕所倒掉稀屎，穿着臭气熏天的单裤到了宿舍趁着学生还没有散会的机会，精屁股压门赶紧洗了裤子，晾在宿舍外面，包被子装病在床。第二天那裤子根本没有干一点，仍然是个湿缏子，没有办法又在宿舍一直坐等到中午裤子干了才穿上，再去参加集体活动的。为此学生班长张国枢批评我不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思想消极右倾。在校园里面，我经常看到段思坎、李佩丽、李汉英、南淑玉、马世芳、张万钟等老师他们集体住在“牛棚”内，专门有红卫兵学生看管着。那个班级需要批判谁了，就向红卫兵司令部写个条子，然后到“牛棚”去领。有一次，我们班一下就领来了两个“牛鬼蛇神老师”进行批判。一个是李佩丽老师，一个是马步芳老师。李老师是南方人，有二十七、八岁，未婚，大个子，戴个黄色近视眼镜，俄语教师。她的罪名有三条：一、因为家庭出身为资本家；二、有人揭发她偷听“敌台”（收音机内听到过美国、台湾广播）定她为特务分子；三、侮辱毛主席。因为她不慎将毛主席头像纪念章从桌子上掉下去，当时找不见了，红卫兵操她家（宿舍）时在她桌子底下的鞋框内找到了毛主席像章，增加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批判中她交待的非常坦白，心平气和，态度非常好，说收音机里面无意中听到了敌人的广播波段，不过她始终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分子”。马世芳老师是屯子人，龙眉大眼，国字脸形，大个子，体育老师，说话声如洪钟，直来直去。是学校的篮球、排球明星运动员队长兼教练。他的罪名是：家庭地主成分；语言放肆，对现实不满。批判他的时候，有同学喊：“马步芳！面向群众低头认罪！”他也不言语，转过来，又转过去的，胡转圈子。同学又喊：“你兜什么圈子？不老实！”他说：“同学们，我老马只有一个面目，你们四面八方都是群众，叫我怎么面向呢？”引得满教室哄堂大笑。严肃的批判会场顿时没有了战斗力。乱嚷嚷一阵子也就散伙了。因为我在这次批判会上没有发言，班干部席志荣命令我和另一名同学把老师押送回“牛棚”，给了我一个革命行动的机会。老师那么大的个子，我根本达不到扭送的条件，做个样子而已。

到1969年1月6日斗、批、改中，县革命委员会批示一中、二中合并，并入一中（上马台），成立了“镇原县第一中学革命委员会”。由县委副书记田旺恩兼任革委会主任。1969年2月到9月由县委财办主任罗有元兼革委会主任。1969年9月到1971年4月由田正祥任革委会主任。1971年4月到1973年3月由刘孝任革委会主任。田正祥和刘孝他们两个都是公社书记出身，没有多少文化程度，纯粹的外行领导内行。

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毛主席发出了“复课闹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等等号召和最新指示后，全国形势和秩序才有所好转。镇原一中革委会号召学生回校闹革命，恢复了正常教学程序。8月初开始了高中招生，1970年又改为春季招生。这样一折腾，我在初中又多呆了半年，整整压了一级，原来低我一级的学生和我们合并为一级，初二原来四个班变成了八个班。毛主席又发表了最新指示：“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课程要精简。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要学工、学农、学习解放军”于是，学校把学制改为两年，由原来的三.三制缩短为二.二制。改制后，学生年级、班级变为连排编制。即：初一为一连，初二为二连，高一为三连，高二为四连。课程精简了三分之一。数学、物理合并为工业基础课；生物、化学合并为农业基础课；语文、音乐、美术合并为革命文艺课；取消了外语课。尽管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还要参加校办工厂（石灰窑）到河滩检拾青顽石（碳酸钙CaO3），每个学期要军训一个月。不管咋样，教学秩序，教学风气已经好转了。老师教的认真，多数学生扎扎实实地开始学习了。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发奋读书的。但是，全国仍然有交白卷的黄帅式学生，他们认为：“不学数理化照样走天下，我是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外语？”我想，咱是个学生，父母把我送到学校，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受苦受累，靠挣几个工分养活自己的孩子，省吃俭用，倾其所有供济我的学费书费，仅有的一点白面全部为我做了干粮，他们自己却靠苦苦菜来增加高粱面漠糊的分量。如果我不好好学习知识，就根本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辛辛苦苦勤奋施教的老师。那些不学习，混日子，哄父母，骗自己的学生因为受到文化大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专事调皮捣蛋，不接受学校纪律，不做作业，跟老师作对，破坏学校和课堂纪律，随心所欲的行为实在令人厌恶。他们的父母“汗滴禾下土，心系膝下子”，指望着儿子成龙，女子变凤，哪里还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学校里吃着从家里背来的干粮，浪费着自己的青春，不知道自己来学校的目的是什么，只管喊口号，喊得口干舌燥，脑子却缺东西，空空如也，一片空白，肚子像狗添了一样，之乎者也没有学上一个，ABCD不认得模样，连个请假条子都不会写，一片作文、周记写不了20个字，就能错别10个。时代造就了白痴，白痴造就了自己的命运。

初中的时候，全年级8个班，我的班级初一为一连一班，初二又恢复为初二（1）班。我们的班主任是杨健民老师，陕西人，化学教师，皮肤比较白净，中等个子，脾气有时候特别地操。数学老师是张万钟，静宁人，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成分，曾经被学生关过“牛棚”。他是个老实人，腿有一点残疾，1973年调开边中学后带家属插队落户于我们张沟生产队。师娘在我们村里大家亲切地称呼她“老邹”，也是庄稼人，但是做农活不及本地妇女麻利。他们的儿子张旭东还和本村名叫社社的姑娘结了婚，后来当了工人。张老师一家人于1978年又迁徙老家静宁县。他们人缘特别好，临走的时候全村乡亲们依依不舍，洒泪相送。白志敏，女，语文老师。白宝平（1986年7月~1992年9月任一中校长）、赵东里为物理老师。李克俭为政治老师。学生班长是张国枢、耿生荣。

初中时期，十六七岁的我在全班学生中，属于个子最小、年龄最小的一个。又是因为家庭困难的原因，性格内向孤僻，不爱说话，非常腼腆自卑，老好人，缺乏斗争精神。没有其他学生的那种敢冲敢闯，经常打篮球驰骋学校操场的那种能力和魄力，也没有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文艺细胞，不善于抛头露面出风头，除了学习认真考试成绩突出外，没有别的特长，自我感觉非常平庸。再说了，文革初期，学习好的学生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书呆子”，更加会被同学们不屑一顾。但是那些代课老师却特别喜欢我，常常格外关照我，为我偏吃另喝，愿意多教我知识，他们认为我的天赋不错，有潜力，私下鼓励我努力上进。在评选班干部时，班主任杨老师提议让我担任学习委员。在申请、审查、评定全校有名额限制的“助学金”补贴补助的班级会议上，他据理力争：“张士勤同学出身贫农成分，家庭非常困难，应当享受一等助学金”。全班只有一个一等名额，每月9元钱补助金额，一学期45元。以下为5个二等、9个三等。分别为6元、4元。享受了一等助学金以后，我的整个学杂费、菜票、交面加工费基本上就可以自给自足了。1968年秋季，母亲患慢性鼻窦炎，头痛，时常不能参加劳动，严重的时候，几天都不能下床，我们那贫穷的家庭，如果母亲一旦病倒，就更加不成样子，没有人做饭，没有人打理家中里里外外，一切都处于瘫痪状态。本来应该早些到医院看看，就是因为没有钱，去不起医院，推拖一天算一天。眼看着实在没有办法再推拖了的时候，一天父亲在生产队预借了20元现金，又借生产队的毛驴，把母亲送县城医院看病，医生对父亲说：“病都这样了，才来医院？这鼻窦炎也不是小病啊，化脓感染有可能发展成为脑炎，就越发不好治疗，住院治疗吧！”父亲问：“住院得多少钱？”医生说：“起码需一百元左右。”医院就在二中的对门口，我从学校来到医院，正好医生动员母亲住院，母亲一听就急了，说：“那里有那么多的钱，不能住院，家里一摊子，还有娃娃、猪啊、鸡啊，谁照顾。算了吧，回家，穷人的命大，拖磨个就好啦。”医生也知道农村穷苦人家看病的难处，只好开了十几副中药，三十几块钱，父亲还是凑不齐，恰好，我的助学金刚刚发下来，9元钱，加上父亲身上仅有的那点钱才把药抓上。

上中学的时候，生产队按劳分配，我们家6口人，只有父母亲这样一个半劳力，家里吃生产队分配所得粮食甚少，年年超支，每年二三月就断了顿，要预借生产队的储备粮，还要靠吃国家的回销粮。在那个贫穷困难的非常时期，母亲为了让我安心学习，常常以“瓜菜代”的方式尽可能地节约粮食，为我凑合每个星期的干粮。一点少得可怜的麦面总要留下来参合三分之二以上高粱面、玉米面等等杂粮做成陀陀、糌糌、“金裹银”，实在没有白面了，就只能做高粱面“黄黄”。冬季冻成了硬疙瘩，夏季又成了毛疙瘩。发霉的蒸馍无论白毛、黑毛、绿毛，用开水冲一冲、泡一泡，撒点盐或者辣椒面总得吃到肚子里去。就那开水，学校也是定量的，学生打开水的队伍排成几条长龙阵，经常有学生和炊事班长因为打开水而发生口角进而打架的事件。有时候因为下课晚了，迟去一步就没有了开水，只能啃干蒸馍。学生们戏谑地说“我最爱泡上干吃！”学习自己倒不愁，尽量坚持少动，少些消耗体力，每天四个蒸馍还可以凑合，最怕兼学别样，到贾前庄校办农场劳动，从学校往哪里担粪，收庄稼，来回40里山路，又渴又饿又疺，六个蒸馍都打发不了肚子。我们班先后有十几个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因为无力继续读书，也有因为眼看着在学校也学习不到真正的文化知识而相继缀学。生源流失严重，1970年初中毕业的时侯，我们班只剩下了47名学生，我们班全体同学和班主任杨健民老师、副班主任王继位老师照了毕业合影留念相，背景是县烈士公园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能叫起名字的有：毛勤、芦克志、张彩莲、贾兰英、慕昌霞、何粉琴、李凤玲、张士勤、祁均平、郑好录、郑好谋、张得子、户得子、贾映林、田养栋、张太荣、张国枢、折创家、耿生荣、张建中、范之直、刘廷福、慕岩、刘怀智、安吉瑞、芦浩东、席子荣、许永锋、慕云峰、张望善、魏友民、王进儒、陈来勤、李维虎、李等信、刘世科、唐某某、阎某某、贺太田、刘来祖、张天随、姬文科、贾焕生、贾积金。（有四名同学已经记不起名字了）。

上中学的时候，班里就有不少大龄同学已经结婚生子了。就我知道的有张国枢、张喜才、段广前、慕岩、李等信等等。他们都瞒着学校，后来，学校摸底，要求结了婚的学生退学，声明凡是结了婚的学生不允许再考高中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一些社会贤达，有识之士，开始呼吁，社会需要发展，国家需要人才，没有知识就等于愚昧，要重视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培养人才，“老九不能走！”应该吸取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恶果教训。学校开展了批判“读书无用论”，纠正了“无政府主义思潮”部分老师被从“牛棚”内解放了出来，开展了“尊师爱教”活动，学习风气开始有所改善，老师才大胆抓纪律、抓管理、抓教育。1970年，我们在教育环境逐步走向正规化的时候初中毕业。

1971年，我考试合格，被母校录取为高中部学生。那时候，由于母亲疾病缠身，三弟也开始上小学，家庭更加困难。看到这种情况，为了给家庭减轻负担，我向父母提出了缀学劳动的要求。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让我退学劳动。她说：“困难是暂时的，58年、60年那么可怜我们都过来了，你的学习不错，书念到这个程度也不容易，已经考上高中了你就好好念下去吧！”因为家里困难，父母重男轻女，没有让妹妹上学念书，妹妹只能在家里照看三弟、四弟。父亲说：“女孩子终究是别人家的一口人，念书是白花钱。”这一年，四弟又开始上学了，父亲无奈地又让十三岁的妹妹参加生产队劳动，开始挣工分养家糊口。我们姊妹几个，唯有妹妹吃亏，我们儿子娃一个个去学校读书，只有她失去了读书的权利，默默地为了我们而参加生产队劳动，去为了那每天三个工分辛勤受罪。

当时镇原一中的校长是刘孝，党支部书记是段思坎，副校长是张志超，李素芬是团支部书记。高中四个班，我被分编为高一（3）班。班主任是蒋自修老师，本县临经人，大个子，国字脸，敦度踏实。副班主任是张志超老师，也是临经人，戴眼镜，他的一个眼睛完全失明，写的字斜歪着，但是非常整齐。他是德高望重的教育界老领导，口才非常好，每逢学校学生大会上讲话，声音洪亮如钟，口若悬河，开口成章，寓意深刻。他特别疼爱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所以他对我更是宠爱有加，平时他常常接济我饭票、菜票、笔墨纸张，冬季，他常常让我和他同睡一床，外出下乡时，他又把自己房子的钥匙交给我，让我住煤床取暖，让我用他的暖水瓶打开水。还拿出自己的大米让我在他的炉子上熬米汤。使我非常感激他，感觉到他就像自己的父亲一样亲切可爱。1972年下半年，县委抽调他去乡下搞路线教育，接替他当我们副班主任的是学校办公室秦启友老师，他是南川人，学校办公室他和段安邦老师高内务，写的一手好字，毛笔、水笔字大方潇洒，非常漂亮。成天为学校刻腊板，印刷材料。那时候，油印机算是最高级的办公文书工具。秦老师旱烟瘾特别大，时常嘴上叼一个烟锅，吧嗒吧嗒抽旱烟，鼻涕眼泪掉下来老长他都不知道呢！我最敬佩的学校领导是张志超老师，最敬佩的代课老师是数学老师曾敞，（四川人）。物理老师赵东里，语文老师叶粹存，（上海人），刘信，（开边兰岔人），范天合（孟坝人）。张希仁(南川人），他在2011年镇原中学70周年校庆时撰写四言诗体的《镇原中学赋》代表了他的高超文学水平。王今山（河南人）草体书法家，他为我书写《劝学》书法中堂两幅。英语老师朱程鹏、白志敏夫妇。讲政治的老师是县委党校教员安玉莹老师，专门为我们高中部讲毛主席《矛盾论》、《实践论》两部哲学著作，讲的非常认真，但是有调皮学生故意向他提问发难：“安老师，这‘革命’两字如何解释？”他笑嘻嘻地说：“革，就是革命的革，命，就是革命的命，我也不知道啊！”学生们哈哈大笑。

高一时候，我们的班干部分别是：班长：刘怀智，同学称他“刘黑子”、“阿尔巴尼亚人”、团支部书记：慕汶，学习委员：我本人，文体委员：刘耀峰，生活委员：段俨善。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流毒影响，在我们班里存在着严重的派性。高一第二学期军训结束的时候，“临经帮”、“南川帮”已经形成。学习好的为中立派或者倾向南川帮一方，学习差的啰啰们一般都是势利眼，墙头草，那边人多势重就倒向那一方。高二的时候，派性导致了班干部的重选，势力较大的临经帮派弹刻刘怀智，说他只顾自己的学习，不理班事，不配当班长。提议班主任召开会议重新选举班干部。他们推选段俨善（临经学生）为班长候选人，经过投票，其他班干部没有变动，段俨善38票，唯有刘怀智得了六票。我和好友郑好尧等几个少数同学因为打抱不平，为原任班长刘怀智投了赞成票，因为票数太少，加上班主任蒋老师、张老师也都是临经人，我们这一方以失败而告终——刘怀智落选！我们被“临经帮”同学讥讽为“保皇狗！”他们一伙还企图夺去我的学习委员职务。这时候，张志超老师严肃地指出：“按照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段俨善当班长可以，但是学习委员必须是学习好的同学担任才能服众，你们班上，有谁还能超过张士勤同学？站出来让我看看？我看你们是胡捣乱，唯恐天下不乱，胡嚷嚷的都是些吊儿郎当的差逛子！”同学们面面相觑。我们为此愤愤不平，在班级生活会上，两派针锋相对，言辞激烈，互不相让。我和好尧同学坚持认为“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手里”的理论作为根据，据理力争，相持不下。我们班是学校抓的“学习质量重点班级”，由于派性而影响了团结。后来学校领导亲自前来做工作疏导，平息和消除“派性事件”的负面影响。真正的书生义气，幼稚可笑。刘怀智本来就是个心胸狭窄、自私自利的家伙，不尊重老师，不团结同学，孤家寡人一个，在同学中间丧失了威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必然规律。后来他竟然连我和郑好尧这几个忠心耿耿的“保皇派”也视为“病人”，越发顾影自怜，鼠肚鸡肠，还写“张志超驴日的”骂班主任老师，暴露了他的庐山真面目。我们算认错了人，那样的人不配别人尊重，落得个众叛亲离，最后是“光杆司令”一个。班干部改选以后，慕汶同学为团支部书记，段俨善同学为班长，我为学习委员，刘耀峰为文体委员，秦光琳为生活委员。没有想到，小小年纪的中学生也有政治权利之争，幼稚可笑。是为了长自己的威风，灭他人的志气吧？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年龄的增长，认识的提高，我也就慢慢地不再为这些完全没有必要的派性、帮派体系、权利斗争这些烂事挂心费神，一心一意扑在学习上。

1971年7月份的一天，县城下了一场特大暴雨，且有冰雹袭击，山洪爆发，西门水阴沟桥头涵水洞被洪水冲出的大树和泥沙堵塞，大水淹没了王胡同的七八户居民，水齐窑肩子深，百年不遇的灾情，十分了得！学校组织师生抗洪救灾，凡是水性好的老师、同学全部积极参加战斗，局面非常可怕但又非常感动人。大水好像脱缰的野马，汹涌澎湃，咆哮着，横冲直闯，所到之处，房屋瞬间倒塌，树木被吞噬，土窑洞哗啦啦如同蒸馍泡汤，居民住户的一切财产物品被洗劫一空，瞬间全无，水火无情啊！被拉救上来的群众一个个如同泥鳅一样，光溜溜一丝不挂，浑身泥水，抖颤哆嗦，魂飞魄散，语无伦次，只见两个眼睛忽闪．．．．．．内中有妇女儿童，有老年人，还有坐月子的孕妇，大个子王姓“绺客”——哑巴被拽上来的时候，全身的衣服都被大水冲光，身上一丝不挂，怀里紧紧地抱着一个木匣子，听说里面全部装着人民币。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活脱脱一个守财奴形象。被救群众一个个赤条条地送往学校教室、宿舍施救，老师学生争先恐后地为他们捐献衣物、棉被、食物。灾民们一个个哭天抹泪嚎啕不止：“天哪！完了，完了，什么都没有了！”有个老婆婆哭的死去活来，气死了好几回，因为她家的儿媳妇正在坐月子中，和小孙子一起被淹死又被洪水冲走了。罗校医手忙脚乱为她打强心针剂，多次做人工呼吸，抢救了多回。洪水向南蔓延，冲进了县副食厂，冲走了库房的整箱饼干、点心、油缸、白糖等等成品和原料。连会计档案账本都冲走了。这次洪灾死了５个人，伤十几个人，被洪水冲走失踪３人，经济损失数万元，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救灾抢险英雄模范人物。一中的老师和学生受到了县委、政府的表彰。高二的佟永录（开边人）、我们班的慕汶等等同学表现英勇突出，因此被破格批准加入共产党组织，成为学生们中间的第一批党员。学校号召我们学习他们的英雄事迹。我所写的《英雄就在我们身边》的作文自然生动精彩，后来被老师修改作为新闻报道在县广播站的《镇原新闻》节目中播送多天，时势造英雄啊！

中学时期，家里没有劳力，父亲一个是全劳动力，母亲是半个劳动力，按劳分配，工分少，口粮比别人家分的少，劳动力多的人家每年口粮标准人均在３００来斤，我们家就是人均１００～２００斤左右。每个劳动日值０．２０～０．５０元之间，我们家几乎年年超支。三四月份就要靠借吃储备粮、国家回销粮。储备粮是要在当年的分配口粮中扣除的。为了支持我读完高中学业，父母亲吃糠咽菜，尽量节约口粮为我做蒸馍。大伯父因为家里只有他和二弟两个人，生活相对比我们家强一点，隔三差五地也为我送一些蒸馍进行生活接济。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亲人都在指望我将来能有所出息，给他们争一口气。为了我的学业，妹妹付出最多，失去了一辈子上学读书的机会。为了生产队的那三个工分，她十一岁就起鸡叫睡半夜，参加力不从心的各种体力劳动。她的手和脚全部冻烂，我的心里非常酸楚。村上和妹妹基本同龄几乎同样命运的还有大女子、岁蛋、三成妹、探花、灯花、彩花、改花、翠翠、巧凤、够花、秀梅、高山女子、桃花、菊花、兎生、彩琴、冬梅、冬兰、东社、弯弯、岁女、岳凤、岳梅、彩云、春兰、爱苗、等苗、改娥、爱琴、占凤、三女等等。和这些孩子相比，自己非常幸运知足，知道读书机会难得，非常珍惜。遇到困难自己也想办法克服。星期六、星期天我常常跟随我们班上的“老狐狸”安珍祥、“门道”任荣他们几个包工头搞副业，到县城各机关单位打煤球、拉土方，到砖瓦厂为做瓦大师田有德踩泥、抱砖头。每天可以收入八毛到一块的人民币，用于勤工俭学。做砖窑出砖的活计最苦最累，高温６０多度，汗流浃背，指母蛋的皮肤被磨的亮晶晶，口渴难忍。一天下来，精疲力尽，疺瘫在床，就像散了架一样。有一次夏季的星期六，和“瘦子”张文锦、“病三郎”祁志和等等几个同学一起在一中操场东侧砖窑出砖，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回到学生宿舍的时候，口干舌燥，没的水喝，扭开学校井房锁子打凉水解喝，无意中从井内吊上来半桶炒面，“天助我等也！”我们欣喜若狂，提到住室饱餐一顿，然后再打一桶井凉水上来，连喝带洗，好不痛快！又依瓢画葫芦挂半桶水置放于水井中。原来，学校学生灶炊事班的几个炊事员趁星期六无人，为他们自己做的晚餐，没能吃完，吊在井内冷藏，打算第二天再吃，没有想到被我们几个毛贼享受一空。学生灶的那个炊事班长张连经过排查了解，未能破案。也没有想到是我们几个所为，气得有口难言，只好重新置换了那个聋子耳朵的井房锁子。

高二即将毕业的时侯，我们班的文体委员刘耀峰，是个好出风头的“烧料子”，患“单相思”，意欲和我们班上的女同学焦玉婵谈对象，要我为他们做媒。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知道这是“成人之美”应该佐合。他授意我在下晚自习的时候通知焦玉蝉到张老师的房子有话要说。张志超老师因为搞路线教育不在单位，钥匙交给我拿着，要我和刘耀峰一同住在他的房子，让我们在这优越条件下多看一会儿书，好好学习上进。那天晚上，焦玉婵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如约前来。因为没有什么招待她，刘耀峰提议烧米汤接待并以此拉开话题。趁他们推让米汤之际，我借机挑明主题：“刘耀峰想和你谈对象，你同意不同意？表个态吧？”这个焦玉婵只是“咯...咯...”地笑，就是不表态。正在此时，听得窗外“扑哧！哈哈...！”随即“腾楞楞”一片跑步声。我拉开门看的时候，他们已经跑得无踪无影了，焦玉婵也转身去了女生宿舍。我立马意识到坏事了！“秘密”已经被“好事者”偷听墙根了！叫老师知道了问题就更加严重了！我和刘耀峰心情十分沉重紧张，惶惶不能入睡。原来，我为他们两个介绍对象的谈话内容和刘耀峰邀请女同学焦玉婵喝米汤的事的全部内容都被熄灯以后，前来我们处要开水喝的集体宿舍的同班同学何长生、张耀龙、张文锦他们爬在窗外全部听见。他们如同发现了“新大陆”，到集体宿舍如此这般，添枝加叶地给所有同学宣扬了。果然，第二天早操刚下，同学们相继回到教室，当焦玉婵从讲台上经过的时侯，“瘦子”何长生在教室后面大声喊：“哈哈！有人昨晚上被米汤给灌胀死了！”“哈哈！嘘...！”全班同学口哨声、揶揄声、爆笑声响成一片！焦玉婵臊得满脸通红，爬在自己座位的桌子上哭了起来，我和刘耀峰扫兴无比，无地自容，心里忐忑不安起来。班主任很快就知道了这起违反纪律的事情。秦启友老师在中午休息时间，把我叫去审问。我如实做了交代，秦老师狠狠地训了我一顿，他指着我的鼻子厉声批评：“马上给我写检讨，你这个张士勤，全校闻名、全级第一名，平时表现那么好，就干这事？你难道不知道学校不允许学生谈恋爱的规定吗？头脑简单！不看在你是全年级学习尖子和班干部的份上，非得给你们记过处分不可！”我害怕极了，后悔极了！细细想来，那些学习差的学生，平时挨老师的批评，嫉妒心理和派性做崇，巴不得抓自己一个小辫子呢，这下真正给了他们的把柄可抓。这个爆炸性“新闻”就是“何瘦子”、“张二炮”、“张奸相”商量整治他们认为“老师的红人”、“打心锤锤”的我和刘耀峰的“杀手锏”。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借机会整治我，看我们的笑态。为了平息影响，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班主任老师在班上严肃地讲：“事情到此为止，快要毕业了，你们中间谁再要是胡乱宣扬，给我们班级捅漏子制造影响，连同你们一起处分，不给你们发毕业证书！”好险哪！学校和老师还是权衡利弊，从爱护学生的角度出发，留面子，高抬了贵手。早在高一的时候，小学同学任维俭，他是（4）班的，相中了我们（3）班的女生祁延珍，写好情书要我转交，祁延珍迟迟不给他回音。一次我去西峰配眼镜，恰巧碰上祁延珍，我们互相打招呼后，她说：“老同学，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你的学习特别好，我敬佩你，这张照片请你留作纪念！另外，请你把这封信捎给你的老同学任维俭，就说，对不起！他写的一手好字，也会吹笛子，比较有才，但是我和他没有可能。”原来她的姐姐祁延爱在甘肃省秦腔剧团是个名角，为她在兰州找到了工作，她退学，今天就去兰州上班。她信中婉言谢绝了任维俭的求爱，任维俭老同学仰天长叹！后来他回乡做了社请教师，年龄老大了只好找了故乡农村姑娘为妻，还是甄洼洼我的一个远房表妹，二婚。

我的眼睛在小学的时候，因为学校条件差，教室光线黑暗，视力逐年下降，在中学的时候，老师常常照顾我的座位在讲台下面距离黑板最近的两张桌子上。高一的时候，老师建议我去西峰检查配眼镜。不是自己不想配戴眼镜，是因为没有钱，一副近视眼镜加上邮费才5.26元。那时候，县医院还没有这个技术条件，要去西峰医院做完检查后，单子邮寄北京医院才能配眼镜。1970年冬季，有一天星期六放学，我和班上的慕岩同学相伴步行去西峰配眼镜。他家在临经慕庙底，距西峰近，翻过“八家嘴”就是西峰了。晚上我们住他家。他是个父母抱养的独生子，小名叫“等来”，16岁就结婚，他的父亲为生产队放羊，不幸意外滚沟非正常死亡，家里只有母亲和妻子，看得出来，他的母亲对他特别疼爱娇惯，但是他和妻子不说话，妻子倒是殷勤地伺候他，他根本不理睬妻子。晚上我们在他家吃的是玉米面削片，第二天清早六点起来，他的母亲为我们做了玉米珍子米饭，每人两碗。还为我们烙了玉米面坨坨、煮了4个鸡蛋，尽管如此，我总觉得他们家生活水平特别高级丰盛，起码没有高粱面系列。星期天我们步行翻越八家嘴水库，直奔西峰，到了那里天已经黑了，因为星期天医院早已经下班了。我们在郊区农民家住宿一晚，每人0.50元店钱。店主人非常小心谨慎，叮咛我们不要胡串，有人问了就说是亲戚，要不被公安部门查出就麻烦了，没有介绍信要罚款的。第二天星期一，我们赶紧跑医院，眼科医生不在，没有上班，没办法检查，我们非常失望，在医院隔壁的一家羊肉馆内，我们每人吃了一晚羊肉泡，玉米面锅规自带的。慕等来头脑灵活，他提议西峰冷库的猪头便宜，我们何不买上几个带回去呢？但是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来西峰，不知道冷库在那里。向别人打听，他们说：“你们朝着高烟囱的方向去就保险没有问题！”我们两个都是近视眼，雾气特别大，老远看着好像个高烟囱，走到跟前时才发现，原来是个电线杆子，走了几个来回仍然碰钉子失望。最后，一个骑自行车的说，他就是要去宰杀场的，跟我走吧！我们两个只好跟着自行车跑，累的满头大汗，可是到了那里一看，队伍排得好长好长，像一条扭腰摆尾的长蛇阵。有推车的，提蓝的，担担的，待到天黑还不一定买上。因为我们要步行回家，还要赶回学校上课呢。假也超了。在南街口镇原方向的马路上，时不时有解放牌汽车开过去。慕等来说：“这个方向的都是镇原车，我们招手挡一辆搭个便车吧？”我说：“试试看！”过去了7、8辆汽车都没有停车的意思。我说：“算了吧？开汽车的里面哪里有个雷锋？”他不甘心，远远地又过来一辆，他一边招手一边敬礼。汽车司机终于停在了我们面前。司机果然是个好人，他问我们什么事？我们如实相告，师傅看我们是两个穷酸学生，老远步行来西峰配眼镜无果，要回镇原，发了善心，让我们上车。我们谢天谢地，这个师傅要到孟坝粮所拉粮，把我们一直拉到孟坝街道。慕等来说：“谢谢师傅，这里到我家只有15里路了，翻个沟就到了。”谢过了师傅，我们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临经慕庙底他的家中，他赶紧装上蒸馍，我们赶黑又到了学校。高一第二学期，慕岩的哥哥为他在天祝壮族自治县找到了工作，我们一对好友离别。后来，我一个人去西峰检查眼镜度数，由北京眼镜店邮寄回来第一副眼镜，500度的。过了半年慕岩发信说：他已经和媳妇离婚了，他现在的工作是当工人。

恢复考试制度以后，学校抓教育质量，班主任老师为了提高全班整体成绩，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学习好的和学习差的学生实行座位参插。班里有个叫贾海棠的个女同学，东关贾堡子人，出身书香门第，通宿生，身材高挑苗条，皮肤细腻白净，留刘海发型，两条发辫又粗又长，时常两条发辫总是拖坠及止小腿弯，仪容整洁，风姿绰约。靓丽的风姿在全班男同学中回头率绝对优势。虽然学习成绩不及我，但是她的家庭条件比我优越。因为她也是个近视眼，我们两的座位被老师排在一起，都被照顾坐在讲台下边中间的那两个桌子上。城里娃娃开通，我是个乡棒子，非常封建，一遇和女同学说话就不由自主的脸发红，拘束，不自在，害怕其他同学说闲话。所以对老师的安排非常有意见。起初，我故意不和她这个女生同桌配合，桌子中间老留5寸宽的一条缝子。她的性格非常刚烈，清高自负，高傲无比，平时走路目不斜视，班上一些纨绔子弟，风流成性，脸皮特厚，油头粉面，油脸寡耻，常常试图和她搭仙讨好套近乎，但是她从来都是不屑一顾，一副“月中嫦娥”的样子。我们班上的男同学背地里议论，评头品足地说：“我们的校花、班花——‘海棠花’名不虚传，就是架子太大，可望而不可即，令人生畏也，不可理喻！”戏称她为“带刺的玫瑰！”“骄傲的公主！”“冷面嫦娥！”拒人千里之外的“樊梨花！”等等。我虽然和她有缘同桌，占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但是，也不敢有非分之想，所以自己也有“自知之明”，举止言谈中有意和她“保持一定距离”，我的做法使她无法接受，大为光火。认为我不够“哥儿们义气”，“目中无人”，是对她的不尊重，是看不起她，极大的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她脾气做派也非同一般，起初的时候，也不言语，无声地对抗算是她对我的针锋相对和采取的措施。她故意使用“激将法”和我作对，想惹我生气。我的桌子向外挪一寸，她的桌子马上撵靠一寸，我挪一尺她撵靠一尺，弄的过道都过不去人了。我们两个同桌的关系在其他同学看来是十分尴尬别扭。“好男不和女斗”，我只好让步，不再挪桌子“保持一定距离”了。以硬对硬的较劲结果是：我服输，她胜利。只是井水不犯河水，互不搭理，互不交流。她却无所谓，丝毫不介意于此，以柔克刚，学习上有不懂的地方，她主动向我请教，我出于戒备心理，常常只是把作业本子丢给她：“抄去吧！”也不讲解辅导来龙去脉，给她一个囫囵吞枣。她从来不计较我的不礼貌行为，看了以后，总是恭敬地还回来，彬彬有礼的说声：“谢谢你！”弄得我也十分不好意思起来。有一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她的柔心似水，诚心相待，彻底俘虏并且改造了我的固执孤僻。使我反而十分感激于她，消除了所有的前嫌隔阂，和她成了心仪的知心朋友。

事情的过程和情景是这样的：有一天早操下来，匆匆跑到教室，在课桌内拿书准备读自习的时候，不料发现桌子框框里面非常凌乱，我以为是值日生打扫卫生时搞的鬼，一边整理一边谩骂：“哪个驴日的把我的抽屉弄的这么乱？”上面的书籍拿开以后，触摸到了一堆软囊囊的东西，吓我一跳：死面饼子包了满满的腊肉和鸡蛋，还冒着热气。“哪里来的这东西？”吓的我心跳不已，急忙又赶紧捂住，顿时脑子一片空白......自习课中，我原计划背诵古文，这时候“之乎者也”一个字都无法看下去，心跳的“突！突！突！”心乱的像吃了一团麻线，理不出个头绪。百思不得其解，整个上午的三节课，我都没有听进去，一直想桌子框框里面的“秘密迷团”。当第三节课快要下了的时候，她说：“请把你的听课笔记给我看一下！”按照惯例，我给她扔了过去。当她将笔记本还过来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条子：“对不起！你的桌框是我弄乱的，原谅我吧！”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她这个通宿生同桌早晨从家里拿来，趁着教室无人之际埋在里面的“糖衣炮弹！”。这样更加让我心跳加快，不知所措！转过头看她时，她的脸红的像个关公一样。我顿时明白了一切，这些天几个星期以来，自己木讷迟钝，对这位异性同桌毫无悟性，没有读懂，真正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悔恨交加，无地自容。她一个女同学竟然如此大胆，自己算什么“五尺男儿”？心态非常矛盾，又害怕被其他同学发现这个秘密，这些东西如果明目张胆拿到集体宿舍去吃，他们一定要问个究竟，是哪里来的？我如何回答？中午休息时间我不得不怀揣这些“特殊礼物”，借故一个人请假专门到街道外面偷偷消费，从校门到西门——从西门到校门，一个来回的时间，“鬼鬼祟祟转了一圈”，“潇潇洒洒走了一回”，狼吞虎咽地毁灭了“罪证”，青春期第一次真正地体会到了“爱情”的滋味。她那“以柔克刚”的办法，又使我彻底的倒在了她的石榴裙下！问世间情为何物，我算是大彻大悟：这东西好像和亲情、友情有不一样的地方，非常折磨人的。

从此以后，只要她们家有好吃的东西，我的桌框内必定就会有同样的好吃的东西出现，同时还会有学习必须品：白纸、新作业本子、笔记本、墨水、水笔。那时候她的大嫂在县纸厂上班，不缺这些东西。有时候还会有糖果、电影票之类当时比较奢侈的东西出现。不过，我知道“非她莫属”，是知己同桌的“别有用心”和特殊关照，已经不再惊慌失措了。我的家穷，条件差，没有别的回报于她，只有在学习上关心、帮助她进步。平时我帮助她改变死记硬背、枯燥无味、容易疲劳头痛的学习方法，提示她如何安排学习时间，如何抓住重点。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平时在学习上总结体会出来的一套学习方法和经验介绍给她：比如：业余时间“温故知新，脑子过电影法”，课外自习、作业时间安排上结合实际应用“统筹法”，听课时间“排除杂念全神贯注法”，考试时间“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先易后难法”等等。帮助她补习学习环节上的薄弱项目和环节。她的学习进步非常快，在全班女生中间佼佼者第一，在全班同学中已经是前10名了。即是在监考森严的考场上，她遇到比较模糊的试题时，胳膊肘底下递个条子、标明题号，我便心领神会，不遗余力地立马将答案如法传递过去。这样的地下活动，监考老师根本无法察觉。一次期中化学考试，老师尽出了些高度“偏题、怪题”，全班两个100分，就是我和贾海棠，其余没有一个及格的，0分就占了86%。杨老师发卷、评卷中，在黑板上写上了我和贾海棠的名字，标上两个大大的100分。然后大发雷霆，批评说：“要说我教的不好，全年级两个100分就在你们班上，要说教的好，你们班得0分的34个，什么原因，你们自己反思吧！”那堂课没有新的内容，老师评讲以后，安排同学们重新补做试卷。即将下课之时，正当我洋洋得意，沾沾自喜的时候，杨老师站在讲台上看着我足足有5分钟时间，笑咪嘻嘻地大声说：“帮助同学的精神可嘉呀！但是希望你能够表现在平时，不能表现在考试的时候！你们两个的试卷雷同到了一模一样的地步啊！”随即转身将黑板上我的名字后面的那个100分擦掉，画上了一个大大的0分，同学们哄堂大笑，特别是女生同学，哪笑声中包含了多少“嫉妒”成分的分量完全能够听得出来。我和贾海棠被臊得满脸通红，无地自容。真的，贾海棠把我视为“偶像”，模仿我的笔体，字写得非常漂亮潇洒。模仿我的文章思路，作文常常被刘信老师加圈加分，其他同学能不“嫉妒”吗？

高中的时候，我的作文常常被语文组的范天合、刘信、叶粹存、王今山老师当着范文在全年级评讲，并且刊登在校园的板报专栏上面。特别是我写的《大伯——我们生产队的模范饲养员》一篇记叙作文，真实生动，故事感人，被全校学生传抄，轰动一时。

毕业的时候，她邀请我去她家做客，我自然不能违命。他们城里人，家庭干净卫生，十分整洁，饭菜质量非常细数讲究，她母亲的细面犹如龙须，城里人比较开朗民主，一家人对我疼爱有加，非常客气。在他们家里，私下里我们两毫无顾忌，畅所欲言，谈未来，谈理想，谈班上同学之间以前所经历的恩恩怨怨和纠葛，包括我们两起初的别扭经历，从不认识到同学同桌、不打不相识的缘分过程，无话不谈直至深夜。她说：“你什么都好，就是太老实，傻瓜蛋，就知道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根本不理解‘那一个人’的心思！人家的‘秋波’由暗送到明目张胆，几乎两年时间，差点儿无人问津！书呆子一个！同学都说你脑子聪明，屁话！”那天晚上，她向我表露了深藏已久的心迹，她哪芊芊玉手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认识你我算是三生有幸啊，十分荣幸和幸福！你是全年级学习成绩第一名的风云人物，能和你作为校友加知己朋友，风光占尽，我已经知足了。我们算是有缘相遇，同校、同学、同桌、同龄、同时代，世界上占尽“五同”的人能有几对？我们何不再来一同——同呼吸共命运，永远不再分开呢？”她那双期盼的眼睛等待着我的回答。我一时语塞，没有办法回答。殊不知，早在我9岁的时候，父母就为我包办了一门亲事。我是个极尽孝道、听从父母之言的人，同时我又十分珍惜我和贾海棠的友情。这个时候我绝对不敢告诉她事实真相，我只是喃喃地说：“就看老天爷的造化安排了，等着吧！我的理想是上大学，你是最最知道的了！”她说“是的，行！我等着！”她算是我的第一位恋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能够一辈子同路走到一起，她居然当了石油工人，远走高飞，我竟然走进了地方信用社的小门。有道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和她的坎坷恋爱过程，我将在后面的【家庭婚姻】内容中详述。今年，2011年11月13日，从六弟张录见那里才得知她于两年前不幸得了中风病，虽有恢复效果，但生活不能自理，这几天仍然住院复查治疗，同时得知她的母亲也于前十多天辞世，她因为有病在身，没有能够回来奔丧尽孝......我惊愕万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多年的信息不通，我没有能够及时前往西安看望老同学和没有能够去她的老家送埋老表婶一回深深感到非常自责不安！毕业以后，走出校门，回乡参加劳动锻炼期间，我们常常互相走动往来，书信不断，互相勉励，鼓励对方无论前途条件如何暗淡渺茫都要积极进步，力争实现各自的奋斗目标。我当了大队文书，她当了队请教师，我们互相庆祝，互相高兴！我参加了工作，她参加县上组织的“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队”，她在平泉上刘大队住村包队期间，我骑自行车迢迢几十里翻山越岭去看望她，嘱咐她：在农村第一线和农民打交道，最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工作方法，把握好自己，不要有急躁情绪而犯“左倾”错误，在群众中间落个好影响，力争以此作为跳板参加真正意义上的“转正”工作。那次，她送我一个笔记本，我珍存至今。她还用自己的补助津贴为我买了一条“劳动布”皮实裤子。后来，“工作队”解散，她有幸碰上长庆石油招收工人的机会，因为其家父历史背景有点问题，竞争激烈，政审几乎难以过关，她自己着急直哭。为了她，我在县城奔走多回，并在开边供销社走后门购买当时的“紧俏物资”100斤黄花菜，用自行车送到县城，为招收工人的石油干部头儿送礼......总算运气好，她顺利地当上了那时候非常吃香的石油工人。我也曾经到庆阳石油基地三十舖她的工作单位看望了她几回。后来1977年，她给我来信说已经和一个叫张忠的庆阳人谈对象，我非常失望，也三下五除二地草草结了婚。第二年我们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叫张博文，他的孩子叫张波。再后来，她们单位搬家到西安，我到了农业银行。在分别13年以后的1985年4月3日，我们通过电话联系，在家贾堡子她的出生故居聚会，我写【与H君二次握手题记】二首为她相赠：其一，“半窗月色影吾身，虑满心头恨满胸。泪湿衣襟思千转，愁肠百结总是空。从来相思味最苦，但愿此身入朦胧。力疲神倦方合眼，心上人儿美娇容。”其二，“梦里不知身是梦，别有滋味在梦中。梦无迹，梦无踪，梦里温柔意无穷。梦短梦长总是梦，梦真梦假情意浓。但愿夜夜有此梦，此身常在梦魂中。”对于我的诗句她十分感动，说：“你是个感情专一的人，可惜天生我们两个这一辈子只有友情没有缘分”。在分别28年后的2004年3月，她回贾堡子看望母亲，我们在县城相遇，互相叙说了离别以后的大概情况。我即兴写下了《赠友人JHT》的三首诗句：其一，【再忆当年】“同校同学同桌同龄，知心知底知冷知热。有情有意有缘有梦，相助相帮相爱相恋。阳春白雪心心相印，花前月下海誓山盟。情投意合私定终身。”其二，【感悟人生】“毕业惜别各奔西东，社教教师石油工人。嫦娥奔月筑巢西都，牛郎农行魂落故里。红颜知己痴男痴女，天涯海角梦魂相依。今日聚首鬓角霜白，可怜有情空有悲意。”其三，【语吐衷肠】“三十三年时空沧桑，浪迹天涯饱经恓惶。岁月磨尽鸿鸪壮志，夕阳催得老牛奋蹄。草草淡茶佐杯忆旧，频频心语吐露心肠。今怜砚友芳草零落，无兴再发少年疯狂。”（注：介非于2004.03.01与同窗jiahaitang聚首于镇原农行城关营业所）可惜，我已经没有当年那样的勇气把这饱含喜怒哀乐心情的诗句再送给她了。如果早知道她的身体条件会是今天这样的状况，为什么不当时就交给她呢？这都成了终身憾事啊！

1972年12月，高中毕业考试，百分制7门功课，我的成绩总分是647.5分，平均成绩92.5分，全校第一名。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1966年至此，大学已经有7年没有招生了。不过那时候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已经有了政策方向：农村高、初中毕业生必须回乡参加劳动锻炼三年以上时间，城市高、初中毕业生必须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三年以上方能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全班同学合影留念，满怀豪情走出校门、奔赴农村第一线。照片上的老师有：刘孝(校长）、蒋自修（班主任）、何惧（教导主任）、安玉莹（政治老师）；李克俭（总务主任）、郑学良、梁随东、白宝平（班主任）、张永珍、周凤翰。同学有：包应己、高喜荣、祁志和、刘永喜、贾海棠、祁金凤、焦玉婵、慕新黛、邓小芸、郑好尧、秦世引、申迎宝、任荣、张士勤、惠施民、刘怀智、安珍祥、折创家、张喜才、李树发、祁积成、张国庆、贾社社、田养国、张有忠、秦凤林、罗得新、张文锦、段俨善、何长生、张耀龙、刘耀峰、慕汶、张贵贤、马国强、豆丕业40个同学（有四名同学现在实在记不清名字了）。我们这一班同学８０％都有“绰号”。安珍祥是“老狐狸”，任荣是“门道”，刘怀智是“黑子”，张文锦是“干叫唤”，张耀龙是“胡传魁”，何长生是“瘦狗”，张建中是“瘪三”，折创家是“智叟”，祁志和是“病三郎”，祁积成是“娃他舅”，秦桧琳是“秦桧”，也叫“账房先生”，我是“博士”，贾海棠叫“冷美人”，邓小荣叫“眼镜蛇”，窦丕业叫“单相思”，祁延珍叫“贵妃”，马国强叫“百事通”，包应己叫“料片子”等等。滑稽可笑，穷学生在一起穷乐很有意思。

上高中的时候，认识了在县气象站职工灶做饭的姚喜琛表兄。平泉姚川人，我们同是麻王外甥。当时他30来岁，中等个子，黑瘦小眼睛，全脸胡须，热情和气，待我不薄。那个时候当县长都不如做个厨师，首先能吃饱肚子。他隔三差五把我叫到他那里，总有好吃的让我美美吃上一顿，冬季要我和他一起住在他的热炕上，我们有说不完的话，互相诉说自己的苦楚，在讲他自己的苦难身世的时候，他总是勉励我要好好读书，为将来出人头地打下基础。他说：“你看人家国家干部，比如像你们队的刘国寿，我们是一个单位，但是人家是干部，我是工人，咱出力气，每月30多元工资，他们每月拿50多元的工资，球事不干，牛气的很，我们都是穷家庭出身，贫苦的原因就是因为长辈没有读书，没有文化”。我们表兄弟非常投缘无话不谈。后来他调平泉中学做饭、当管理员直至退休。他对于我资助的情分，我一直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