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叔，我父亲的朋友，一个有心计的人。

在我读中师的时候，彭叔与父亲合伙开了三个月的小煤窑。他选择父亲，根本原因是父亲担任村会计，办理相关手续便当，而且手中还有点小本钱。

小煤窑的洞口位于居委会五组，彭叔把组长胡叔也拉了进来。胡叔、彭叔、父亲“桃园三结义”，大有干一番事业的势头。

开小煤窑是件不容易的事，挖出煤来，要开巷道通达煤层，要凿风眼透气。这事一干就是几个月，始终没有让人看到有煤的迹象。

父亲5千元花光了，胡叔借了2千元的外债，唯有彭叔还有本钱。

彭叔曾在临县秭归，与此煤洞相距5千米的地方开过小煤窑，因合同到期，当地人收回自己经营了。

彭叔不仅有本钱，而且也有经验。他见父亲和胡叔要打退堂鼓，就此停了工。直到腊月的一天，“三义兄”在彭叔家开会研究相关事宜。彭叔说：“昨天，做工的老王找我结账，我还没有结，就是想和二位兄弟商量后再付。你们都晓得，已经花完了1.5万元，还有3千的工钱要付。你们说咋办？”父亲把早已想好的话说了出来：“我老李不懂煤炭，只会做账。现在仅有的本钱全投光了，我也不想再投钱了，我退出。”胡叔思索了好长时间，也表示同意退让。

彭叔说：“自愿退让，你们的投入就一笔勾销了。”他略停了一会儿，“我把下欠的工钱结了，洞子就归我，背时发财都是我的。你们看行不行？”怕钻进无底洞，到时欠一身帐，父亲和胡叔在风险面前当了俘虏。

这顿饭后，彭叔积极筹措资金。正月初八复工开巷道，结果，三天打到了煤层。

上世纪90年代，60多岁的彭叔发了财，春风得意，竟然招来了蜂蝶，常常得意忘形。

手下一个挖煤的管事，是他原来开小煤窑时的旧部，一有机会，他就把彭叔接到家里喝酒。其妻“村花”40出头，风韵犹存，加上一手好茶饭，彭叔特别喜欢去喝酒聊天。

彭叔有一身的牛皮鲜，一看那皮，浑身仿佛要起鸡皮疙瘩；夏天一抹那药，整条街真难闻。

有一天管事上夜班，彭叔一人独喝，似醉非醉，躺在沙发上，非常痛苦地对村花说：“我老彭虽然有老婆跟没得一样。好难过哦！”管事妻一听便知醉翁之意，一阵哈哈后，笑着说：“我向王医生打听了，牛皮鲜是不传人的。怕啥子吗。”“我就是这样说吗，可我那婆娘就是听不懂。”彭叔斜着身子闭着眼唉声叹气。

这天晚上，彭叔和村花好上了。自此，彭叔把存折和钞票给她保管起来。几年后，存款达到18万，这在当时的农村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彭叔又去赴宴。村花一个劲儿地往彭叔碗里挑鱼，管事不停地劝酒，结果，酒醉饭饱而归。几天后，这个本应跨越两个世纪的69岁的老人就莫名其妙地去世了。

老婆黄婶翻箱倒柜，到处找存折找钞票，结果什么都没有。

彭叔死后，黄婶仅有移民养老每月105元的生活费，和当工人的幺儿住在一起生活。幺儿到36岁才娶到媳妇，黄婶在媳妇进门半年后带着遗憾走了，终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