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9月12日，一位穿着蓝制服，头带礼帽的中年男子步履匆匆，由西走向平番（今永登）城走来。见城外有个卖西瓜的瓜棚，他装作想买瓜和卖瓜人拉起话来。卖瓜人一听他的南方口音，机警地向四周望了望，赶忙把他让进瓜棚，攀谈起来。谈着谈着，两人激动地站起身，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原来这个匆匆赶来的人叫刘德胜，他是中共张掖地下党支部书记。碰巧，卖瓜人叫郭福海，是二十六路军“宁都暴动”时参加红军的，在西路军五军当总务科长，高台失守后流落平番。

二

要说刘德胜为何到平番（今永登）还得从头说起。刘德胜是江西宁都县人。1915年出生，少年时期在江西宁都中央苏区参加了革命。1929年入团、1932年团转党。1934年参加长征。在红一方面军九军团22师66团任团党委委员兼青年干事。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回师后，调四方面军30军政治部任青年干事，成为了西路军的一员。

1937年3月，西路军接连失利，撤入祁连山中。组织上把骑兵师剩下的一个排与30军、9军部分人员约70余人（大部分是干部）编成一个连，番号是30军88师265团九连，任命刘德胜为九连连长。就这样，刘德胜由机关下到连队，临危受命，率领不足额的九连，和敌人在祁连山中进行了最后的战斗，在一次惨烈的战斗中抱敌滚落山崖昏迷过去，醒来被马家军所俘，挑选进了“补充营”一连一排一班。敌“补充营”里，除了军官，几乎全是被俘的红军。

在补充营里，不甘心失败的刘德胜惊喜地遇见了在敌旅司令部电台当兵的邱均品和蔡文良。他们原都是红一方面军的，后调红四方面军电台工作。三人早就熟悉。在特殊环境中，三位战友相遇，格外亲热，共同的信念，促使大家一致同意建立地下党组织，继续和敌人顽强斗争。1937年6月的一天，刘德胜、邱均品、蔡文良三人在芦苇荡成立了“中共张掖地下党支部”。刘德胜任书记，邱均品任组织委员，蔡文良任宣传委员。支部的任务是：联络同志，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地下党支部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又吸收了在敌旅司令部内部的原红军剧团王定国同志和原三十军的武杰等同志参加了支部。

党支部明确，邱均品、蔡文良利用掌握敌电台的有利条件，监视敌电台，广泛搜集情报。邱均品、蔡文良曾试图秘密与陕北延安党中央取得联系。电波飞跃长空，陕北的党中央电台意外搜到了他们的电讯。但陕北中央电台的同志好奇怪，怕是敌人的圈套，没有回电联络。（这个情况是刘德胜后来脱离虎口到了兰州八办，向谢觉哉汇报时，谢老告诉他的）；刘德胜负责联络城里街上化妆成小贩做小生意和要饭的红西路军战士；王定国设法联络关在敌看守所内的我党同志。联系方式，一律单线。很快，地下党支部从同情红西路军的张掖县县长马鹤年处，了解到张掖县敌看守所里关着一些红西路军干部。为择机武力暴动，营救被俘的红军干部，地下党支部积极物色对象，吸收可靠同志参加对敌斗争，这样，在敌“补充营”的四个连队，每个连队都有两三个党员在秘密活动。就连敌韩起功司令部电台和邮局，都有地下党支部的党员同志。

1937年8月上旬，党的忠诚朋友，爱国宗教人士高金城先生受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接受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谢觉哉的重托，重返张掖，营救红西路军将士。遵照谢老的嘱咐，高金城在张掖福音堂医院，对伤员治病时，特别留意碰到的每个被俘红军人员，设法寻找党的秘密组织，以便接上关系。地下党支部派刘德胜以治病为由，经过反复了解和考察，确认高金城可靠，就和高金城先生接上了头。从此，地下党支部的斗争工作有了新的转机。

地下党支部修改了原定计划，在高金城的掩护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秘密营救工作。高金城的福音堂医院成了地下党支部的秘密联络点，红西路军伤员疗伤的地下医院。高金城与马鹤年约定，凡持高金城名片的人均可探监。一天，刘德胜拿着高金城的名片，提着高先生准备的点心代表支部去监狱看望被关押的刘瑞龙、魏传统等8位西路军干部，并把党派人营救情况一一告知。狱中党支部书记刘瑞龙把8名干部名单交给刘德胜，并写上“我们身体很好，请家里放心”。正当地下党支部策划如何营救狱中8名干部时，邱均品获悉：马步芳电令韩起功将他们押送青海处置。

地下支部立即开会商议解决办法。高金城在楼下看病掩护，已借到医院当护士的王定国熬好写密信的米汤后，在楼口放哨。支部决定给兰州办事处的谢觉哉写密信，报告8名干部的名字和情况，请党中央设法营救。密信由刘德胜口述，邱均品笔录，写在高金城给的纸上。除8名干部的情况外，还把西路军失败后的各种情况以及武威关押的30军参谋长黄鹄显等同志，还有徐明山等人叛变的情况都写上了。共写了十二张纸，信写好晾干后，高金城在信上开出购买药品的清单，让蔡光波以买药为名，去兰州向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刘德胜拿着高金城的名片再次设法到监狱通知刘瑞龙，敌人即将把他们押往青海，并告诉他们已将此情况报告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党一定会设法营救同志们的，请提高警惕坚持斗争。”

敌人对地下党的活动和营救工作有所察觉。邱均品从司令部获悉韩起功打算抓刘德胜。高金城也从上层人士中探得类似消息。还得知8名关在狱中的干部将提前押往青海。地下党支部立即决定刘德胜马上撤离去兰州，一为脱险，二要及时将8名干部最新情况向党中央汇报，实施营救。支部决定，刘德胜撤离后，由邱均品担任书记，王定国担任组织委员。

第二天一早，刘德胜穿着蓝制服，头带礼帽，手摇纸扇，在王定国的掩护下，顺利出了城门。他清楚的记得这天是1937年9月8日。告别了战友，跋山涉水，刘德胜日夜兼程向东奔去。经过四五天长途跋涉，来到了平番（永登）城。他知道平番城也有“补充团”，就假装买瓜，想借机打听一下这里被俘同志的情况。

三

见到刘德胜，郭福海激动地说：“我一直在寻找党……力争重返革命队伍。”刘德胜把当前国内抗战形势，红军已改名为八路军，党中央正组织营救红西路军失散被俘将士，兰州有八路军办事处等情况都告诉了郭福海。嘱咐郭福海利用卖瓜机会接近补充团的同志，要求上前线抗日。择机返回革命队伍。郭福海高兴地答应。临别刘德胜给了郭福海一张高金城的名片，说：“今后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你拿这个名片到兰州去找办事处”。

说完，担负重要使命的刘德胜又匆匆踏上南下的路。

他走得很快，来到黄河边河口镇，见敌人盘查很严，就按高金城的嘱咐，下到黄河边，用重金雇了一个羊皮筏子，顺水直下兰州。9月18日，终于到达中共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将8名西路军干部的新情况向谢觉哉等同志汇报后，9月21日返回延安。谢觉哉立即电告党中央。党中央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名义向国民党政府和马步芳要人。由于情报准确、及时，八名红西路军干部被押送西宁时，马步芳对刘瑞龙等人说：“你们的总司令要你们回去。”9月22日，刘瑞龙、魏传统、徐宏才、惠子明四人被释放回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回到自己家。

 郭福海按刘德胜嘱托，秘密接近平番“补充团”，做了很多策反工作。并随“补充团”开拔去河南。途经陕西咸阳时，“补充团”里几百人造**了，郭福海终于和大家一起回到陕北——这是后话。

四

就在刘德胜离开平番（今永登）没两天，平番城里又匆匆赶来两个由西而来的人，他们直接找到邮电局，把一份寄往张掖的信交给邮电局职员，匆匆南去。

原来敌人早就不但怀疑刘德胜，也怀疑王定国。忽然不见刘德胜得踪迹，便越加怀疑王定国。他们想出了一个毒主意，要把王定国分配给一名修枪的工人做妻子。地下党支部的同志们都在为此大伤脑筋。恰巧，当时敌人司令部有一个姓赵的书记官对此情况非常同情，私下对王定国说：“你要有丈夫就可以不嫁人。”王定国想了想说：“我有丈夫，在平番（今永登）补充团修公路呢！”赵书记官也不问真假，马上说“那好啊。快叫你丈夫写信来！”这时刚好地下党吴建初、丁世芳两位同志回兰州，路过平番（今永登），支部要求她们他们以王定国丈夫的名义，编写了一份假书信，从平番（今永登）寄给王定国。见到这封信敌人信以为真，高金成乘机出面找国民党张掖县县长马鹤年开了一张通行证，让王定国在福音堂护士张明新的护送下坐马车离开张掖，到武威换乘汽车路过平番，于9月底回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中共张掖地下党支部——这个由红西路军失散和被俘将士组成的党组织，在恶劣的环境下，在虎口狼窝，在高金城先生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帮助下，以高金城福音堂医院掩护下，从1937年6月组建到10月底结束，营救出300多名红西路军将士回到延安，回到党的怀抱。更为敬佩的是，他们在平番（今永登）大地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激励着后人。

链接：“刘德胜(1915-2000)，江西省宁都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走完了长征路，又参加了悲壮的红军西征，在西路军中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九连连长，不幸受伤被俘。他在甘肃张掖组织了地下党支部，帮助营救、收容西路军被俘、伤病、失散人员300多人，并让他们先后回到了延安。解放后，曾经担任武汉市公安总局第三分局副局长，湖北省劳改局副局长，省政协委员。

王定国，原名王乙香，老红军，著名社会活动家，系“中共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1913年出生于四川营山，1933年参加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曾任营山县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营山县妇女独立营营长、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服装道具股股长、延安市妇联主任、陕甘宁边区机关党支部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内务部机要科科长、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谢觉哉秘书等职，系全国五、六、七届政协委员，担任过中国干部管理学会及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委员会顾问、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