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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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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曹含清 发表时间:2024-06-25 14:21:28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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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生活可以是一杯清茶,平平淡淡地却拥有亮丽多彩的色泽。因此生活就常常如一曲幽歌,开始于那个月光之夜,在美妙的音乐里,女人那一头飘逸的长发,还有酷似莘拉维娜的脸很让人动容。只是那样的生活就是一张白纸,需要你用辛勤的描绘幸福的图景,才能体验出生活炫丽色彩。假设幸福就这么简单,快乐就会乏味,人生就失去了追求的动力。因此主宰人间疾苦的神,就会给普罗大众派生出诸多辛苦与劳碌,曰:你就是个劳碌命;诚如文中的老罗一家,不管你有几个儿子,人口越多压力越大,但依然幸福美满,依旧过着原滋原味的人间生。奔忙在有滋有味的人间,幸福是实实在在的幸福;艰辛么,那原本就是生活中的调味品,不然就不成为不人间生活。有时候生活就像一杯热咖啡,暖暖甜甜的,可以回味几番,唇齿留香;也有可能含辛茹苦,只能勉强解决温饱;但这就是人间生活的实质,勤勤恳恳一辈子,任劳任怨扶老携幼向前行,同时这也就是所有普通人必须遵从的伦常,就是这种不变的伦常之道,推动着人类不断地进步与发展,才有了今天的文明社会。欣赏佳作!推荐阅读!

    农历的三、六、九日芦湾逢集。正月初三是年后第一次开集,一大早老罗起床收拾东西。

    灰蓝色的天边缀着几点晨星,院子中冒出一层寒霜,弥散着一股凛冽的寒气。雄鸡在柴垛上一声长鸣,拍着翅膀跳下来,在院子中来来回回觅食,喔喔叫着。

    四妮在厨房忙活,她做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当作早餐。几十年来每当老罗去赶集,她总是比他起床要早,做一顿热饭,又将热水瓶与他的保温杯灌满开水。

    老罗用瓢舀来一碗清水倒入脸盆,又掂起热水瓶向盆中倒下一些热水。他匆匆洗漱后端起一碗面条就吃。

    她拿起湿毛巾,到脚踏三轮车旁擦拭那些瓷坛陶罐,上面落了一层灰尘与寒霜,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腌菜。

    “新腌制的糖蒜在哪儿?我咋没看见。”

    “你眼神真不好,在腌芥菜坛子的左边。”

    “哦,看到了。”四妮定睛瞧着,掀开陶罐的盖子,露出一颗颗褐色的糖蒜,一缕缕咸香的气味糅合在空气中。

    那些瓷坛陶罐像是老罗的身体器官,他熟知它们的部位与功能,但是也有眼拙认不清时候。

    晨色渐亮,碧空朗润,旭日仿佛躲藏在沙岗背后梳妆,东方的天边轻轻擦上一撇胭脂,红彤彤的。村庄熟睡后睁开眼睛,开启一扇扇木门,发出打水、洗漱与清扫的声响。

    老罗将瓷碗中的面条用筷子扒拉干净,又擤一下鼻涕,说:“今儿个我感觉血压高了,头有些发蒙。你把降压药给我拿过来。”

    四妮去堂屋在抽屉旁摸索一阵,摸出一盒降压药递给他。他摁开锡纸,揪出药片噙入口中,就着面汤喝下去,然后他掂起桌子上的保温杯揣在腋窝下就要走,一边说:“中午把昨儿个剩下的饺子热热就行。”

    他戴上棉手套,用手拍了拍三轮车的黑皮座,仿佛是拍打骏马的屁股——那辆破旧的三轮车被他赋予生命与感情,它的钢条筋骨驮载他跨过无数风风雨雨。三四十年前它锃亮崭新,铁皮厚实,链条铮铮,跑起来如一阵旋风。

    几缕回忆蓦然从老罗的脑海飘出,他脸上绽出骄傲而豪迈的微笑。

     

    从前我年轻力壮,很有干劲儿,几乎每天骑着脚踏三轮车去赶集卖腌菜,我从不觉得累。方圆三十里的集市我逢集必去。好几个乡村集市上都有我的一些老主顾。

    三轮车驮着头发乌黑而浓密的我在熟悉的路上奔走,一转眼,风卷云散,我已头发稀疏而斑白,毕竟我们已经一起踏过漫长的岁月。如今车旧人老,那些远一些的乡村集市我不再去。芦湾逢集时我大都会去,毕竟蹬车只需要几分钟的功夫。我偶然去一趟水坡镇,蹬一程的车累得气喘吁吁,中途需要歇息两三次。

    卫星曾想给我买一辆电动三轮车,我断然拒绝。我对那辆三轮车饱含感情,它仿佛已融入我的生活,我咋能割舍!

    “咦,浪费那钱干啥,我用这三轮车几十年了,用着顺手,换掉会不习惯。”我急躁地对卫星说,让他以后不要再提这个话题。

     

    老罗回忆起自己与脚踏三轮车的往事,脸上的笑纹与皱纹交错在一起。

    三轮车晃晃悠悠驮着他出了家门,他在街巷上遇到倒尿盆的老蔡就打声招呼。

    芦湾的集市沿着村头的一条沥青路散开,两排低矮的平房竖着花花绿绿的招牌,这些店铺大多关着门,等到正月初六才开门营业。

    那天集市上只摆着寥寥可数的摊子。老罗将三轮车停下来,掀开瓷坛陶罐的盖子,露出色泽鲜丽的腌菜,飘出酱香味儿。他的左侧是刘屠户的摊子,摊前的铁钩挂着几扇猪肉。右侧是卖油炸果子与油炸麻花的老孙。他们是老熟人,几十年来并肩在乡村集市上摆摊。

    “老哥儿,年过得还好吗?”刘屠户头顶罩着黑线帽,圆胖脸上堆满笑容。他说着,向老罗递来一支香烟。

    “马马虎虎。”老罗搓着手接过香烟,“过年,就是花钱,处处需要钱。”

    “是啊,还要给孙子孙女发压岁钱……当爷爷不好当,还是当孙子好啊!”

    两人点燃上香烟,嘴里吐出一圈圈青烟,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小小的集市被太阳的万道金光笼罩,渐渐有了一些人气。

    “下午闺女返城,说要捎带两斤你家的咸菜。”一个老主顾说。

    老罗笑容满面,拿起铁夹夹起咸菜向塑料袋里塞,然后放在秤盆上称重。

    正午时四妮提着饭盒来送饭,饭盒里装着热腾腾的饺子。

    老罗从三轮车的车斗里掏出一瓶白酒,坐在马扎上吃两三个饺子,抿一口酒。

    太阳偏西时集市冷清下来,刘屠户与老孙收拾摊子准备回家。老罗将瓷坛陶罐盖上盖子,折起马扎,简单利索,然后跨上三轮车,边蹬边向他们告别说:“咱们初六见!”

    村口站着几个提着行李的年轻人在等待票车,他们要返城工作。在老罗眼里这些年轻人像是可怜的流浪者。他们背井离乡去城市工作,只在春节时回家几天,与家人短暂团聚。村庄也只在春节期间热闹几天,节后随着返城的人潮村庄日渐寥落。

    卫东过两天也要去城市打工,他在家无所事事,常去村子的小卖部凑热闹。那里聚集着几个闲汉,每天打牌赌钱。卫东看久了难免手痒,就坐上牌场玩了几局。谁知道运气不济,口袋中的二百多块钱全部输光。

    人大多有赌徒心理,赢了之后放不下手,很难急流勇退。输了之后又不想退场,妄想卷土重来,东山再起。

    卫东心有不甘,毕竟大部分是他藏的私房钱。他的工资全部交给莉莉保管,他买盒香烟都需要向她请示。他从小卖部垂头丧气地回家,灵机一想儿子小勇的口袋中有压岁钱,于是他腆着脸皮去找小勇。小勇正趴在桌子上做作业。

    “小勇,你爱爸爸吗?”

    “当然爱啦。”

    “爸爸现在遇到困难,你愿意帮爸爸吗?”

    “啥困难啊?”小勇摸着脑袋疑惑不解。

    “我和别人打牌输光了口袋里的钱。现在想借你五十块钱,等把钱赢回来后我给你一百块钱。”

    “我只剩下五十块钱,还想买个文具。”小勇犹豫地说。

    “等我把钱赢回来后我给你买。”卫东蹲下身子,在儿子面前用哀求的口吻说。

    “你要还我啊!”小勇说着从口袋中掏出纸币递给卫东。

    莉莉在洗衣机旁洗衣服,当一堆衣服塞入内筒前她总要细心检查一遍,翻看每一个口袋,生怕有遗漏的零钱。有一次她的裤子口袋里有几张钱忘记掏出,从内筒取出后已经烂成一团,皱皱巴巴,为此她懊恼好几天。

    她突然想起小勇还有压岁钱没有上交,便喊来小勇追问:“你姑奶奶给你的那五十块钱的压岁钱在哪儿呢?”

    “我借给爸爸了。”小勇诚实地说。

    “啊!你咋借给他了?”

    小勇把父亲借钱的事情叙述一遍,莉莉听后火冒三丈,气冲冲地向小卖部奔去。

    卫东刚坐上牌场玩了一局,运气并未好转,仍然惨败。他正愁眉紧锁时,莉莉挤过人群,对他大声呵斥,紧紧拧着他的耳朵把他拽起来,又朝他的屁股狠狠踹上一脚,骂道:“你这傻屌,只会输钱,我打死你!”

    卫东吃了一惊,赶紧抱头鼠窜。众人看热闹起哄,望着莉莉追着人高马大的卫东在大街上奔跑。

    卫东无处躲藏,只好慌慌张张跑到父母面前寻求庇护。

    老罗正在腌菜屋里忙活,看见大儿子的狼狈相后他又爱又恨,嚷喝道:“你这个大男人被老婆打成这样,真给我丢脸!”

    四妮心疼儿子,询问发生了啥。卫东吞吞吐吐说了几句,只见莉莉抄着木棍撵上来。卫东仓皇失措,弓着腰躲在老罗身后。

    众人追到院子里瞧热闹。几个街坊邻居上前劝阻莉莉,让她息怒。

    “罗卫东,这次我饶不了你!”莉莉暴跳如雷,大声吼叫。

    “住嘴,你不怕丢人,我还要脸嘞!”老罗怒瞪着眼睛,声若洪钟。

    莉莉见老罗雷霆大怒,声势要将房屋震塌。她内心生怯,叉着腰说:“卫东打牌输了钱。”

    老罗转头望到卫东腿脚颤栗,内心恨儿子不争气,骂道:“你真是怂蛋,我咋会有你这个儿子!”他说着,狠狠踹了卫东一脚。

    卫东面如土色,几乎要跌倒在地。四妮赶忙去扶儿子。

    当天晚上,卫东在堂屋的水泥地上挺着身板跪了一夜。莉莉还不解恨,又不让他吃早饭。他头晕目眩,膝盖酸疼,又饥肠辘辘。他趁莉莉去厕所的间隙偷偷啃了一个冰冷的蒸馍。

    她走出厕所,他听到她的脚步声后连忙端端正正跪下来,把手中的蒸馍塞入口中,一口气咽下去,梗得直翻白眼。她看到他就想起输掉的钱,更生气更难过。她将他的行李拖出来扔在他面前,嚷道:“你现在就滚,到工地上打工挣钱去!”

    他吃了一惊,歪歪扭扭站起来,扶着行李说:“你得给我路费。”

    “我给你一巴掌,你输了钱,还有脸给我要路费!”她说着扬起手臂向他的脸掴去。

    他慌忙躲避,扛起行李趔趔趄趄地逃跑。

    四妮在家缝衣服,见卫东腿脚一瘸一拐,肩上扛着行李,以为他挨了莉莉的毒打。

    “卫东,咋啦,莉莉打你了?”四妮连忙起身迎过去。

    “莉莉没打我,让我跪了一宿,我膝盖疼!”他说着,直接向厨房走去,“妈,还有剩饭吗?”

    “锅里还剩下一碗面条,已经凉了,我给你热热。”

    “不用。”他端起那碗面条狼吞虎咽地塞入口中。

    四妮心疼不已,又将几个蒸馍与剩菜在地锅上馏一下。卫东又吃掉三四个蒸馍,打了个饱嗝儿。

    “妈,我爸去哪儿了?”

    “他去麦田薅草了。”

    “我现在要返回工地,莉莉不给我路费。”

    四妮给他拿来五百块钱,叮咛说:“卫东,以后千万不要赌钱啦,在工地上要有眼色,注意安全……”

    还没等她说完,他背起行李就走,说着:“这些我全知道,我不是小孩子。”

    背着行李离家,是多少人为了生存而挣扎的姿势。

    四妮望着他远去的身影,内心仿佛刮起一阵凄冷的风。

    在众人眼中卫东愚笨而懦弱,但卫东有自己的想法与判断。他的内心世界是很丰富多彩的。

     

    我上小学时成绩糟糕,同学们给我起了“罗零蛋”的绰号,原因是我考试经常考零分,尤其是数学,乘法口诀记得颠三倒四,从未考及格。

    人们把我看作傻屌,或者说是傻蛋。我读到小学五年级中途辍学。我对课本上的那些数字与文字讨厌至极,它们像是老虎,让我望而生畏。我根本记不住那些教条与法则,辍学反而是一种解脱。

    记得那是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老师检查作业,他翻看我的作业本后很生气,骂我不长记性,头上长的是猪脑袋,这么简单的题目竟然做错。他说着拧起我的耳朵把我扯到教室后面,罚我站着听课。

    同学们的目光聚焦在我身上,像是火焰烤着我。

    我的勇气从胸间忽然升起,我瞪着老师说:“你头上长的才是猪脑袋!”

    老师抛下课本,气急败坏,拧起我的耳朵把我拉到教室外面,还狠狠踹我一脚,不准我听课。

    “我不上学了,不听你的课!”我说着走回教室背起书包,搬起木凳就走。自动退学是我对老师强烈的抗议。

    不久,学校的报刊栏上贴出一张公告,大意是说我辱骂老师,目无师长,扰乱课堂秩序,且逃课成瘾,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所以学校决定开除我。

    我很想去找老师理论,你骂我、拧我的耳朵、用脚踹我难道没有过错吗?我知道我年龄还小,远没老师有力气,胳膊拗不过大腿的,蚊子斗不过蛤蟆,我便对那份公告不屑追究。

    从那时起,我觉得有些文化人满嘴大道理,其实是最不讲道理、最虚伪狡诈的人,不过我还得感谢老师教我几年课,让我识得一些文字,在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用途的。

    我最好的朋友是邢哑巴。邢哑巴六七岁时发过一场高烧,他高烧退去后诡异地成为哑巴。他的父亲邢老二带着他四处看病,没医治好。同龄的孩子嘲笑他,见他就胡乱向他做手势模拟哑语。他每天在贾鲁河畔孤零零地放羊。我逃课时经常去找他。我们坐在河畔的草地上,时而比划手势,时而发出怪笑,路人不知道我们到底在互动什么。

    我跟着邢哑巴学到很多哑语,我对学习哑语好像有一种禀赋,很容易学会。我们沟通几乎无障碍,他憋了一肚子话要对我讲。他只能对我表达,其他人大多疏远他,谁愿意和一个哑巴做朋友呢!

    或许,世界上人们的语言不是相通的,快乐与悲伤却没有隔阂。

    我与邢哑巴分享彼此的悲喜,常常在河畔坐到黄昏。夕阳落山,鸟雀归巢。绵羊咩咩叫着,它们用角抵着我们的身体,像是催促我们回家。

    我十二岁那年跟着邢哑巴离家出走。我们在县城的一家酒店做学徒,帮厨师做杂活儿,比如择菜啦、洗碗啦、拖地啦。我们常常能够吃上一些混着肉丝的剩饭残羹,我们感到很幸福,毕竟我们在村子只有过年才能吃得上肉,后来酒店因为经营不善,不幸倒闭,我们只好去砖窑厂搬砖,长大一些又跑到省城的建筑工地干苦力。我们靠着强壮的体魄谋生,流血流汗,每月能挣到几百块钱,还能填饱肚子,我们感到很幸福。

    与邢哑巴相比,我是幸运的。当灾难降临时,我们有时真的无力阻挡。在灾难面前,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卑微。

    有一天邢哑巴在建筑工地搬运材料,突然楼顶坠下一根钢筋,正好砸中他的身体。

    唉,那该死的钢筋!只见他倒在地上,血肉横飞,当场毙命。那年他才二十岁出头,头颅上鲜血淋漓,一双惊恐的眼睛盯着天空。他死不瞑目!

    那一幕,熔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也抹不去。

    包工头给了邢老二八千元作为赔偿,邢哑巴的一条命就值八千元!他的尸体被拉回芦湾,埋在村头的乱葬岗上。

    我继续在工地干活儿,像是一个毫无情感的木偶,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在城市自己能干什么。

    从前在酒店时我的双手常被泔水浸泡,不过没生茧子。一转眼,我的双手已经结出厚厚的茧子,还划出几道伤疤,毕竟二十多年已经过去,我目睹好几例工友流血暴亡的事故。工程完工后血迹荡然无存,矗立在我面前的是峥嵘的高楼与葱茏的花园。

    我又要转移阵地,去新的建筑工地。夜晚挤在又脏又潮的工棚中。风霜雨雪,披星戴月,我们将一片片荒地建造成一座座大厦。

    我想,死亡离我们是那么近,幸运离我们是那么远。刹那间我们便能跌入死亡的深谷。我们站在高楼之巅踮起脚伸手触摸,也触及不到幸运。或许没有不幸降临,便是最大的幸运。

    我偶然会想起邢哑巴,也会傻傻的想下一个暴亡的是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生命如蚂蚁一般微不足道。当灾难真要扼杀我时,我也无能为力。我庆幸自己能够苟且存活,用血汗与年华换取短暂的幸福。

    邢哑巴死后,我有时感到孤独。身边的每个人都在忙碌自己的事情,每个人像是机器上一枚冰冷的螺丝,在工地不停运转,却没人再关心我,更没人理解我,其实我也不关心别人,不理解别人。我想,这个世界上最缺的不是金钱,不是怜悯,而是关心与理解。

    我不够聪明,我却知冷知热,知道谁对我好,谁对我坏。从前天冷时邢哑巴会把毛衣脱掉让我穿。他还会将好吃的零食分给我吃。他真的很珍惜我们的友谊,很关心我。我想到他,更加怀念他,鼻子酸酸的,很想落泪。现在我没有这样贴心的朋友了!

    村里人都不相信我能娶到媳妇儿,推测我要打一辈子光棍儿。谁愿意嫁给众人眼中的傻屌呢!

    我承认我不够聪明,记性差,上学时成绩糟糕透顶,但我绝对不是傻屌,也不是低能儿!

    我胸怀坦荡,做事踏实,没有歪心思,从不偷懒耍滑,工地领导对我很放心。

    有一天媒婆到我家说媒,说水坡镇上有个姑娘身材苗条,长得齐整端庄,上学时追她的男生排成队,但是她的父亲得了心脏病,生死攸关,急需动手术,需要十五万元彩礼。

    那时十五万可是个庞大如山的数字,普通人家的彩礼大都是两万、三万。我父亲听后吓一跳,这姑娘是金人啊,这么贵重!可是他没有直接拒绝,毕竟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登门来说媒,从前都是父母拎着礼物去媒婆家央求。

    那天父亲急切地给我打电话,让我立刻回家。

    “啥事儿啊,这么急,谁死了?”我原以为是哪个亲人突然死亡,让我回家戴孝。

    “胡说!让你回家相亲娶媳妇儿嘞。”

    “哪个姑娘看上我了?”我一阵惊喜,又将信将疑。

    “你赶紧回来,到家再说。这是一本好亲事,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我向工地领导请了两天假。回到家后父母把姑娘的情况向我细说。

    我有些失望,人家看中的是钱,而非我这个人。我猜想媒婆应该走遍村子,村里的年轻人谁愿意拿出那么多钱当彩礼呢!

    没有这么傻的人,谁这样做也会被村民视为傻屌,况且能拿出那么多彩礼的人家寥寥无几。

    我在工地干了那么多年积攒十多万。这些钱我全交给母亲保管。当时三弟卫星正在上高中,他如果考上大学,我愿意拿出这些钱供他上学。我小学没毕业,识字不多,如果能当上大学生的大哥,我会很骄傲。我将向工友们炫耀,我有一个大学生弟弟,将来他毕业后预计会在我们盖的高楼里上班。

    “这个亲咱们不相吧,要的彩礼太多。”我有些不情愿。

    “咦,要是彩礼少的话,哪能轮上你!你扳着指头算算,咱村有多少老光棍儿!”父亲叼着烟卷说。

    “咱们村老石娶了个傻女人做媳妇儿,他媳妇儿啥都不会做,常常在床上屙屎、尿尿……你的相亲对象是一个正常姑娘,你好好珍惜吧!”母亲唠叨说。

    次日一大早我穿戴整齐去相亲。相亲地点设在媒婆家。女方的几个亲友盯着我上看下瞧,评头论足,见我一米八多的大个子,肩宽腰圆,五官端正,身体无可挑剔。他们在外面嗑瓜子、吃糖果,低声闲谈。我与莉莉进屋单独谈话。

    记得那天莉莉梳着一个短短的马尾辫,穿着一件枣红色外衣。她个子不高,身材瘦削,脸庞秀丽,尤其是那双眼睛,乌黑透亮,像是两池黏黏糊糊的淤泥。一不小心,我就会跌入“淤泥”,难以爬出来。

    我直勾勾地瞅着她,很紧张,毕竟长这么大,我没有和这么漂亮的姑娘单独相处过。她表情羞涩,瞥我几眼,低下眉头,眼神故意躲避我。

    “你家能够拿出十五万彩礼吗?”没想到她问我这个问题。

    “能!”我憨笑说。

    我们像是做梦似的定了婚,很快又结婚。

    我对结婚当天记忆深刻。当天家中热闹沸腾,我忙得脚不沾地,又向亲友敬酒,我差点儿被灌醉。

    那天晚上我和莉莉折腾到半夜,我体会到做男人的幸福。我筋疲力尽,昏昏睡去,半夜一泡尿憋醒后我起床去撒尿,躺回床上后辗转难眠。

    愧疚的情绪萦绕着我,我对不住卫星,也对不起卫兵。那些积攒的钱我本来是想要供卫星上大学使用的,却全部花在我的婚事上。即便这样钱也不够,又捅下个大窟窿,父母向好多个亲戚借了很多钱。当时卫兵在县城的修车店工作,他计划开一家修车店,但是我的婚事后,家中一贫如洗,父母哪里有钱帮他!他的想法难以实现。

    我想我的两个弟弟一定会恼恨我,我不是一个好哥哥!

    我躺在床上听着莉莉平匀的鼻息,她睡得很安宁。我内心的波澜被她的气息渐渐抚平。

    彩礼给了莉莉家后,岳父在医院做了手术。手术顺利,他的身体逐渐康复。他时常哼着小曲儿在院子里锻炼身体。

    我以为这是一箭双雕:第一是娶到一个满意的老婆。第二是我们家救了岳父一命,让他的生命获得延续。

    那段时间,我晚上搂着莉莉睡觉,把我的体力挤干榨尽,挤出无尽的欢乐。白天我常去小卖部看人打牌。有人问我新婚的感受咋样,有的问的更露骨,比如咋亲嘴啦、房事持续多长时间啦。

    大家是成年人,有些事情大家都爱做,却遮遮掩掩,闭口不谈。唉,虚伪的人啊!快乐的事情不应该被掩藏在阴暗无光处,它应该光光明明的畅游在阳光下。

    我痛痛快快地说了新婚的感受以及男女之事的一些细节,没想到他们听后又惊又喜,哈哈大笑起来。

    婚后我处处让着莉莉,尽量不和她争吵,然而她自私、暴躁的性格暴露无遗。

    我想,婚前的姑娘全是女神,一旦结婚,像是受到魔法的驱使,很多成为女妖。

    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是我应对莉莉的策略。她变得更加飞扬跋扈,而且她与我父母不断争吵。此时我夹在中间,是最痛苦、最尴尬的。我如果站在父母一边,她必定对我打击报复,晚上回家让我跪搓板;我如果站在她的一边,父母必定骂我忘恩负义,是个混蛋,对我失望至极。

    我不上不下,不左不右,像是吊在悬崖上,坠下去将会粉身碎骨。我劝阻父母不要与她争吵,彼此互不退让争吵将久不停歇。

    在众人眼中,我是一个软弱无能、怕老婆的怂蛋。唉,谁知道我的苦衷!

    我不想和莉莉争吵,不想和她打架,因为在一个家庭中男人与女人的战斗大都以男人的失败告终,最后男人还得苦苦求和,甚至磕头求饶。

    我试想多次,我和莉莉激烈争斗后,她会一哭二闹三上吊,气怏怏地回娘家。僵持一段时间,我又得硬着头皮去她娘家道歉认错,请她回家。她将摆着架子执意不回,我得低三下四苦苦哀求,她将顺势抛出一串条件,比如要是我还有下次咋办、以后不准我睡床上、口袋中不能超过十块钱……

    我的软弱是一个壳儿,保护着我,保护着脆弱的婚姻。

    婚后大约两周,我扛着行李返回工地。我整日在工地忙活,偶然给莉莉打一通电话。莉莉回娘家照顾岳父一段时间,又回县城的商场卖衣服去了。

    不管别人咋想我,咋看我,咋笑我,咋骂我,我就是我——软弱的我,愚蠢的我,滑稽的我,悲哀的我!

    当有了儿子小勇后,家更像个家,我觉得所受的一切委屈、艰辛都值得。

     

    卫东每年大多仅在春节时回家一段时间,然后又扛着行李返城。年复一年,过了很多年,他的身上积满风尘,内心贮满辛酸的记忆。

    那天卫东的身影消失后,四妮坐在屋檐下心绪纷乱,她想起很多往事。

     

    三个儿子当中,我最挂念的还是卫东。卫东小时候不是上学的料儿,考试成绩一塌糊涂,有人怀疑他的智力有毛病。

    是不是他出生八个月时,从床上掉下来摔坏了脑子?我多次这样想。

    那天卫东在床上睡觉,我去猪圈清理猪粪。老罗独自在田地干活,这些家务他顾及不上,我抽空做一些。当我听到卫东哇哇大哭时赶忙扔下铁锨跑向屋子,只见卫东已经从床上掉下来,斜趴在地上挣扎,头上磕破一个包。

    那木床与成人齐腰高,地面铺着坚硬的砖块,想必摔得很疼。

    人活一世,难免磕磕碰碰长些伤疤。我们农村人土里生土里爬,没有那么娇贵。当时我没有在意,捏起棉花团给他擦了擦头顶的包。

    过段日子,我发现卫东的动作变得迟钝,表情不再聪明可爱。我越想越恐慌,向老罗讲了后,老罗仔细瞧了瞧他,见他长得白白胖胖,哭的时候嗓门很大,老罗说我是在胡思乱想。孩子的脑子是肉长的,不是瓷器,摔在地上不会支离破碎!

    这件事在我的心底好像渐渐结成一个瘤子,让我懊悔,让我痛苦。

    我想,那天我要是一直看守卫东,他就不会掉床。我猜想他掉床后很可能损坏脑子,降低了智力。

    我本想抱着卫东去问问村医,然而转念一想,这件事一旦传扬出去,将是孩子未来的阻碍。村里人一旦知道,必定会说这孩子小时候脑袋被摔伤过,不是正常人。或者以讹传讹,说得更玄乎、更难听。这样的话卫东的成长路上将充满嘲笑与蔑视,他长大后很难娶到老婆,很难走出村子找到工作。

    忐忑不安很久,我与老罗将此事埋在心底,永久封藏这个秘密。我们从未向卫东透露,即便他早已长大。

    他每次糟糕的表现,加重我失望的同时,更加重我内心的愧疚。

    村里的孩子常常欺负他,记得好多次他回家时脸上残留伤痕,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我一看就知道他挨打了。

    “谁打你了?人家打你,你要学会还手!”

    “几个人打我……自个儿,我打不过他们。”他哭着说。

    我去找老师告状,希望惩处那几个坏孩子。

    老师一本正经地坐在办公桌前,身旁摞着一堆作业本。他拣出卫东的作业本扔在我面前,严肃地说:“卫东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倒数第一,你瞧这作业本上的字写得歪歪扭扭。你是咋当家长的?”

    “我今儿个要说的是卫东被几个孩子打的事情,和这作业本有啥关系,学习差就应该挨打吗?”我很生气,对眼前的作业本不予理睬。

    “男孩子顽皮,打打闹闹是常事。做家长的应该更关注孩子的学习……”老师鼓舌摇唇,讲着大道理。

    我对老师不分青红皂白的态度深感失望,和他理论无济于事,我悻悻地走了。

    卫东和邢哑巴很要好,两人简直秤不离砣。我并不愿意他们交往,我极力阻止他们在一起。

    俗话说“虾找虾,蛤蟆找蛤蟆,乌龟找王八”,意思是说同类的人才能做朋友。我们想知道某个人是啥人,看他和啥人交往就知道了。

    邢哑巴这孩子命苦,原本他能说话,一场高烧后他成为哑巴。也有人说他因为发烧去卫生室看病,他趁人们不注意爬到桌子上伸手摸着墙壁上的电线玩耍,竟然触电被击倒,幸好捡回一条小命,从那儿以后他却成为哑巴。

    哑巴的朋友应该是瞎子、聋子或傻子。卫东和邢哑巴在一起玩耍,我内心不由得难过。他和邢哑巴在一起,容易让人以为他的身体或智力存在缺陷。这正是我所顾忌、我所痛心的。

    邢哑巴来我家找卫东玩,我站在门口,板着脸说:“卫东不在家,你以后别来我家了。”他应该能听懂我的话,只见他脸色低沉,一副落寞的神情。

    卫东在屋子听到他的声音,屁颠屁颠跑出来,拉着他的手去玩耍。我追着他们喊:“卫东,你不能出去玩儿,你要做作业!”他们的脚像是踩着风火轮,早溜得无影无踪。

    在贾鲁河畔,我远望到他们在草地上打滚儿,几只绵羊啃着青草。我快步赶过去拽起卫东就走。他却死活不走,和邢哑巴比划着乱七八糟的手势。邢哑巴牵着他的手不放。我正在气头上,狠狠踢了邢哑巴一脚,骂道:“哑巴,你以后别缠着卫东!”

    邢哑巴跌倒在草地上后用愤恨的目光注视着我。那一刻,在他心中我很可能成为恶魔一样的人物。

    唉,邢哑巴已经死去很多年,想起这件事,他的目光在我的眼前闪动。我不禁泛起一阵歉疚之情。他要是还活着,我要向他郑重道歉。

    有一天卫东背着书包、搬着木凳从学校回来。那时教室里的凳子都是学生们从家自带的。

    “学校放假了吗,你把凳子带回来?”我惊诧地望着他。

    “妈,我不上学了。”

    “咋啦?谁又欺负你了?”

    “我不想上学了。”

    等老罗回来,老罗很恼火,他抽出柴垛里的一根木棍按倒卫东就打。我连忙阻止说:“打孩子不是办法,你去学校找老师问问吧。”

    老罗从学校回来后气得浑身哆嗦,嚷道:“卫东这家伙疯了,竟敢在教室骂老师。他真是烂泥扶不上墙!”他说着又抄起木棍要揍卫东,不过那次卫东不在家,躲过一劫。

    老罗又去了两次学校,回来后摇头说:“这回没戏了,学校翻旧账,说卫东多次逃课,要开除他。”

    老罗对孩子期望很高,希望孩子成为有文化的人,对社会有用,这样光耀门楣。我以为孩子识字就行,不给社会添麻烦,不损人利己,健健康康、高高兴兴活着就好。

    卫东不上学就不上吧,在家学种地,学腌菜,替我们分担农活儿,将来给他娶个媳妇儿,像我们一样在村庄生活。

    然而有一天我们发现卫东离家出走了,我们四处寻找没有找到,倒获取一条线索:村里有人看到他与邢哑巴背着包裹搭上票车向南去了。

    两个孩子能跑到哪儿去呢,不会跑到广州、深圳去吧?我们越想越害怕,发动亲戚朋友四处寻找。

    没过几天,一个亲戚从尉氏县城回来说卫东和邢哑巴在一家酒店当学徒。那家酒店离东关塔不远,每天有很多客人在那儿吃饭,留下一些剩饭残粥,他们饿不着肚子!这样我们这才放心。

    他们长大一些到砖厂干活,后来又去省城的建筑工地打工。有一天邢哑巴被高空坠落的一根钢筋当场砸死。唉,邢哑巴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我感到建筑工地很危险,想让卫东换一份工作。他说城市虽然很大,适合他干的工作却不多,他在工地继续干吧,大不了死掉去找邢哑巴。我骂他乌鸦嘴,千万别这样说。他朝着地面呸呸吐下两口唾沫。

    眼看卫东到了结婚的年龄,我有些焦灼,提着糕点去找媒婆,请她帮忙留意,为卫东物色一个媳妇儿。

    媒婆笑着说手下正有一个媒茬儿,邻村有个寡妇,比卫东大五岁,还带着两个孩子。我有些犹豫,毕竟卫东还未结婚,咋能娶个带孩子的寡妇呢!

    回去我与老罗商量,老罗说那不行,两个孩子非亲生,养大后不会有孝心。我们耐心等吧,河里没鱼市上看,没出嫁的好姑娘多着嘞。

    大概又过了三四年,仍然没人为卫东说媒,我们更着急。就连媒婆所说的那个寡妇已经再嫁,又生下一个男孩。我有些后悔,后悔没抓住那个媒茬儿。

    人心都是肉长的,即便非亲生的孩子,你对他们好,他们长大后也会记得你的恩德,不会辜负你。

    老罗很着急,毕竟眼看我们的同龄人都当上爷爷奶奶,我们也急着抱孙子!他从腌菜屋中拎出一罐腌辣椒,让我去送给媒婆,顺便问问有没有媒茬儿。

    媒婆很忙,她说有时一天安排七八场相亲,毕竟几个村子单身青年多。姑娘眼光不断提高,索要的彩礼猛增,还要“三金”“五金”,就连拍个婚纱照都得进城选高档的影楼,甚至还要求男方在城里买房子。即便有一个二婚、三婚的媒茬儿,带着拖油瓶,一堆单身汉抢着要,哪里轮得上卫东!

    又过了一两年,我和老罗商量,只要有个媒茬儿,我们都要好好珍惜——是个女人,能生孩子,下雨知道跑进屋子避雨,屙屎、尿尿知道去茅厕就行。

    我们打听到贾鲁河对岸的一个村子有个傻姑娘,她二十多岁,早些年被一个男人抛弃后精神受到刺激就傻了。她光着身子、披头散发在街巷乱跑。她的父亲丢了脸,干脆把她关进牛棚里。这一关就是好几年,她吃喝拉撒全在牛棚。

    我们托一个远房亲戚去找她父亲说亲。过几天亲戚到我家说事情没办成,姑娘的父亲脾气犟,眼光高,之前好几个说亲的都被他一口拒绝。他又直率地说卫东傻乎乎的,卫东的条件和其他孩子比,确实不如人家。

    难道卫东这么差劲儿吗?亲戚说的话我不爱听,赶紧打发他离开。

    老罗说自尿不臊、自屎不臭,我们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宝贝疙瘩儿,在别人眼中卫东就是个傻屌!就是个白痴!

    哪有傻屌在工地打工挣钱的呢!

    我想对全村、全世界的人大声说我家卫东确实不够聪明,没人家孩子机灵,性格软里吧唧,但是他吃苦耐劳,分得清孬好,智力没大问题。

    正当我们焦虑时,媒婆笑着来我们家。我心想,难怪清早有一只喜鹊在老桐树上鸣叫,今儿个准有喜事!我拿出箱子中珍藏的绿豆糕招待贵客。

    媒婆第一次来我家,走进堂屋后环顾四周,见家具陈旧,墙壁上贴着很多奖状,墙角织着蜘蛛网。

    “哎呦,这么多奖状,你家孩子很争气啊!”她仰头仔细瞅着墙壁上花花绿绿的奖状。

    “这全是卫星的。”我实话实说。

    “今儿个我是来给你家老大卫东说媒的……”

    原来水坡镇上有个姑娘叫莉莉,二十岁出头,在县城的商场卖衣服。之前她多次相亲,因为挑剔,挑来挑去,就被悬了起来。前阵子她父亲突患心脏病,几乎花光家里的钱也没看好,过段时间需要十多万块钱动手术。哪能凑齐十多万,把一家人的骨头雕成纽扣也卖不了那么多钱!

    她母亲想出一个办法,谁能拿出十五万块钱的彩礼就把莉莉嫁给谁。虽说市面上彩礼逐年递增,从一万涨到两万、三万,顶多五万、六万,那时方圆一二十里还没有听说谁家的彩礼超过八万。

    媒婆将莉莉家的要求说给好几个单身汉,他们都摇头拒绝。他们掏不出那么钱,即便掏得出来,他们绝不愿意花那么多钱娶媳妇。

    当媒婆坐在我家的木凳上一边吃着绿豆饼,一边说着莉莉长得俊俏、在县城还有像样的工作时,我们以为天上掉下了馅饼,或者说天上掉下了七仙女!当她说彩礼必须最低十五万块钱时,我和老罗紧锁眉头。

    媒婆从我们的神情看出我们的愁苦,笑着说:“是啊,咱们是小门小户,拿出那么多钱比登天还难。再说了,除了彩礼,还得摆酒席。我瞧你家这屋子住的有些年头,再说你家三个孩子,不可能全挤在这个屋子结婚,总得再找块宅基地盖一座新房子。”

    她的一番话敲在我们的心坎上。对于这种难得的机会,即便困难重重,我们也要珍惜,自然不会当场回绝。

    “我和老罗再仔细盘算一下。”

    “你们得尽快盘算,那边动手术急着用钱嘞。我这一桩媒是件积德行善的事儿,能救人治病,还能牵个好姻缘。”

    媒婆走后我和老罗商量。老罗说他去找老蔡,打听一下莉莉的底细。老蔡有个外甥女前几年嫁到水坡镇上,正好可以问她。

    这些年卫东在外打工挣了一些钱,他交给我后我用棉布裹起来塞入一个腌菜罐,然后密封盖子藏入麦囤,用麦粒掩埋起来。多多少少加起来有十万出头,不过置办东西、摆酒席需要一笔钱,还有一个花钱的大头儿,就是盖新房子。三个孩子应该再找两块宅基地,盖两座房子,分给老大和老二,这个老宅子留给老三。

    那时老二卫兵在修车店修车,一心想另起炉灶,让家里帮衬,开一家修车店。老三卫星在县城上高中,正值要考大学的节骨眼儿。处处需要钱,没钱寸步难行。

    我盘算着家中的所有积蓄,也难以应付老大的婚事,需要向亲戚借好几万块钱。

    老罗回来后说这门亲事能定。莉莉的父亲好吃懒做,酗酒成性,但是莉莉本人没问题。她初中毕业后在尉氏县城的一家商场当导购员,很少回家,并没有啥见不得人的丑闻。

    “想到要花那么多钱,我愁啊。”

    “你别发愁,咱们先把卫东的婚事办好,卫兵、卫星的事情先缓缓,花钱的地方得分轻重缓急。钱不够,咱们得靠这张老脸去借,以后慢慢还。你快去媒婆家,说我们答应这门亲事,别让别人抢走,明儿个让她安排相亲,我现在就去给卫东打电话,让他赶紧回家。”

    接下来事情像是旺盛生长的藤条向前蔓延。

    卫东相亲后定婚,我们交了彩礼,又翻看老黄历择定婚期。我们找村长花钱买来一块偏僻的宅基地,又买来几车红砖和水泥,雇来施工队建造一座平房和院子,作为卫东的婚房。

    家中值钱的东西全部卖掉,钱还不够,我们厚着脸皮去亲戚家借钱。都是穷亲戚,家家过得都不宽裕。这么多年我们是第一次向他们开口借钱,不借给我们吧,他们抹不开面子。这家借两千,那家凑五千,总算把钱凑足,热热闹闹把卫东的媳妇儿娶回家。

    接下来,婆媳矛盾势如水火难以调和。卫东的表现令我失望。

    莉莉进门后不久,她没事找事,和我发生争吵。她当着我的面埋怨我和老罗偏心,说我们对卫东不好,只给他们盖了一座平房,她想要的是楼房。又说他们的新家缺少很多家电,比如空调、冰箱,是我和老罗故意不给他们置办。

    “我们凑齐彩礼,还给你们盖了房子,你还不知足!现在我和你爸还欠着一屁股债嘞。”

    “这是你们做父母的应该做的——你们做的不好,别人家的父母给儿子盖的楼房,还买了轿车。”

    “别人家的彩礼只要两万,你家却要十五万,这个你咋不说!”

    “要不是看在彩礼的份儿上,我才不愿意嫁给你们这个傻儿子。”

    当我和莉莉发生争吵时,卫东坐在她身旁抓耳挠腮,有时会向我高喊:“妈,你别说了!”他不劝阻自己的老婆,反而让我停止辩解。他的态度昭然若揭,他站在莉莉一边,支持莉莉。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娘!

    有一天晚上睡觉时老罗对我说:“卫东真傻,我看他脑袋瓜真是有毛病!”

    原来卫东结婚没几天,他常去小卖部看一帮闲汉打牌。几个闲汉追问他新婚之夜感觉咋样,他竟然和盘托出,将男女之间见不得人的秘密全部抖搂出来。

    闲汉们调笑他,他却浑然不觉,有问必答。

    老罗在街上听到这些传闻后感到十分羞愧。我听后对卫东很失望,没想到他这么没有心眼儿。

    莉莉在家作威作福,每晚让他端洗脚水,为她洗脚,为她揉肩捶背,动辄对他拳打脚踢。他却逆来顺受,丝毫没有反抗的意识。我这个怂包大儿子!

    唉,从前巴望儿子结婚,儿子结婚后家庭风波不断,糟心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是我们还是巴望儿子过得好。

    说起老二卫兵,在婚事上他让我们省心。

    卫兵初中毕业后到尉氏县城的一家修车店当学徒,他吃了许多苦,熬了四五年学会修车技能,升职为修车师傅。他能够维修汽车的故障,每月有几百块钱的工资。他偶然回家一趟,给我们说他计划开一家修车店,却没有钱,想让我们给他凑一些钱。

    我叹了一口气说:“开店需要很多钱,你也知道,你大哥结婚咱们掏光所有积蓄,还欠了一堆债务,现在我们真的拿不出钱。你开店的事情先缓几年。”

    卫兵面露失望,用右脚狠狠踢了一下木凳,像是宣泄内心的愤恨。

    “卫兵,爸妈真的拿不出钱,你要理解我们。”

    “自从我去了县城,你们几乎没给过我钱。我钱不够花,老是花小梅的钱,你们太偏心了,从不把我当作你们的儿子!”

    “卫兵,你别这么说,都怪爸妈没本事……”卫兵的话像是匕首似的刺向我的内心,让我痛苦万分。

    小梅是卫兵的初中同学,他们在学校时悄悄谈恋爱。她跟着卫兵时常来我家,那时她十四五岁,高高的个头,白嫩的皮肤,鼻梁高挺,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一副聪颖可爱的样子。她性格外向,大大咧咧,话特别多。她在我家丝毫不拘谨,坐在我家的木凳上啃苹果、看电视,有说有笑,自然坦荡。

    我和老罗很喜欢她。老罗说等卫兵长大后即便求着媒婆说媒,也遇不到这么好的姑娘。卫兵准是上辈子修德行善,才有这么好的缘分。我们做父母的将来不必为他的婚事操心,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们自然不会反对他早恋。

    卫兵从小爱美,书包中放着小镜子与小梳子。他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从不邋遢。在集市的衣市上他让我给他买牛仔裤。我说卫东的破裤子还有两条,全留给他穿。他不想穿哥哥的旧衣服,再三央求我。我心软了,给他买了条牛仔裤。他回家就穿上它向伙伴们炫耀。

    他小小年纪还用零钱偷偷买来啫喱水,涂抹在头发上,把头发梳得有板有型,一丝不紊。

    我想之所以有姑娘喜欢他,是因为他总打扮得漂漂亮亮。把自个儿打扮成一朵鲜花,自然会惹来蝴蝶。

    他很爱唱歌,对几个明星很崇拜,是个不折不扣的“追星族”。他自个儿也想当歌星。

    不过他的缺点明显摆在我的眼前:虚荣、浮夸、爱炫耀。

    小梅常跟着卫兵到我家。她的样子在岁月中改变,最初梳着辫子,又拉成直板,后来染成棕黄色。她的个子长高很多,身材袅娜,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姑娘,毕竟大约十年已经过去,她已经二十四五岁,不再是一个小姑娘。

    记得小梅最后一次到我家时她顶着一头棕黄色的头发,挎着一只红色单肩包,说着她在县城工作的事情。卫兵坐在木凳上抽烟,脸上布满忧郁的神情。我看得出来,他有心事。我猜想可能是由于他想结婚,不好意思向我们开口。

    “卫兵,看你发愁的样子,有啥事儿吗?”我悄悄问他。

    “没。”他低声说。

    然而没过多长时间,他再次回家后对我和老罗说:“我和小梅已经分手。”

    “为啥?”我们一脸惊异。

    “我提出分手的。”

    “你别犯傻,小梅多好的姑娘啊。再说你俩从初中就认识,知根知底。”

    卫兵像是犯错的小孩子,低着头给我们说了原因。原来做农药化肥生意的林富友去修车,见卫兵眉目英俊、勤快踏实,就找修车店的老板攀谈,得知卫兵的情况后想把他当作上门女婿。

    林富友只有一个独生女叫彩霞,彩霞小时候患了病,留下跛足的毛病。他准备找个可靠的人做上门女婿。家境优裕的孩子谁愿意当倒插门!他认识卫兵后把卫兵当作最佳人选。

    有一天,林富友当面向卫兵说明用意,并承诺卫兵到他家后他会把他当作亲生儿子,将来家业让卫兵继承。

    卫兵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挣扎,最终向现实妥协。他去林富友家做客,林家热情款待。彩霞对他很满意。不久林富友提出让双方家人见见面,谈定婚期。

    那天晚上,卫兵向小梅提出分手,说他另有所爱。

    我可以想象得到小梅的悲痛,毕竟两人恋爱那么久,彼此已经融入对方的生活。

    没等卫兵说完,老罗怒气冲冲,要起身扇卫兵几个耳光。

    我连忙劝阻,老罗对着卫兵大喊大叫,发泄心中的愤懑。他不想让儿子当倒插门,他以为这是辱没祖宗的事情。他脑子中的传统观念在作祟。

    卫兵向他喃喃解释。我记不得卫兵说了些什么。

    “卫兵,你先回你的屋子里,我和你爸商量一下。”我将卫兵支走,担心他们父子两人打起来。

    我感到的不是愤怒,而是惭愧。一是当时我和老罗真的无能为力拿出彩礼为卫兵结婚,我们没有做到父母应尽的义务。二是我们愧对小梅,我们本来已将她视作准儿媳妇儿,没想到卫兵财迷心窍,斩断两人的关系。

    老罗气得眼冒金星,咳嗽不止,嘴里骂着卫兵狼心狗肺、不知好歹。

    我们冷静下来盘算,卫兵去林家做上门女婿是不错的机缘。

    卫东结婚后家中已经一穷二白,欠的债还没还完。如果卫兵与小梅结婚,我们多少得拿出彩礼,还得再盖一座新房子。这钱哪里来呢?挖东墙补西墙,没有墙啊!剜肉补疮,没有肉啊!我们真的拿不出来钱,皱破眉头也想不来解决办法。

    “咱们就让卫兵自个儿做主,别瞎掺和!现在儿子靠不住,你瞧卫东结婚后那副德行。咱们更不指望靠孙子孙女,他们不姓罗也没关系。再说咱们村子很多年轻人都搬进城里,也不经常回家,这和做倒插门有多少区别?”我劝导老罗说。

    次日,我们去县城到林家做客,只见林家是一栋豪华的洋楼,门口停着汽车,室内家具整洁,装饰精美。寒暄几句,林富友就与我们商谈卫兵与彩霞的婚事,最终商定下个月底举办婚礼。

    晌午时林富友开车带着我们到一家大酒店吃饭,我从来没有在那么气派的酒店吃过饭。

    办完事情,我与老罗坐票车返回芦湾,在车上他对我说:“卫兵以后进了林家,应该远比在我们家过得好。”

    “怪我们没能耐,没给孩子想要的生活。”

    “把仨孩子拉扯大,咱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唉,我觉得咱家对不住小梅。”

    “凭小梅的相貌,一定有优秀的小伙子追她。她要是嫁给卫兵,不一定过得好。你别担心她。”

    为了生下老三卫星,我吃了很多苦头。当时正是计划生育严打时期,三胎属于超生,是不准生下来的——是要打胎的。我扛着大肚子到处躲避,这个月在娘家住,下个月去投奔姊妹。

    终于把卫星生了下来,老罗找来一辆拉车,把我们母子俩拉回芦湾。我们听天由命,任凭村长处罚。村长领着一帮人把我家值钱的东西全部拉走,比如缝纫机、自行车和一头小猪。他们手下留情,没把铁锅掀走,我们还能做饭吃,不至于饿死。

    我几乎没有给卫星买过新衣服,卫东、卫兵的旧衣服足够他穿。

    卫星很朴实,从小对吃穿不挑剔,有件衣服蔽体,有口饭吃充饥就行,更不会像卫兵一样买啫喱水、雪花膏之类的东西。他喜欢看书,没事儿就安安静静盯着书看。他的成绩很好,荣获很多张奖状。

    老罗对卫星抱着很高的期望,他希望卫星能够考上大学,为我们争光增彩。他对卫星比较用心。我觉得孩子能够健健康康成长就行,我不巴望孩子长大后有多大出息。

    到卫星高考那一年他考了六百多分,据说这个成绩是比较优异的,但是他填报的志愿过高,未被大学录取。我猜,他是故意把志愿填报高的,其实他的目的是想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他想早一点独立,早一点为家里分担压力。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我觉得无所谓,活着不只上学这一条出路。这好比一块田地,不能种玉米,我们可以种花生或大豆。我们不荒废,努力干就会有收获。

    老罗的想法却不同,他对卫星的期望过于宏大,甚至说过于虚夸。

    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与卫星发生争吵,主要是因为卫星去县城的橡胶厂报了名,要做一名工人。老罗执意不肯,想让卫星再复读一年,下一年考个好大学。

    两人的争吵十分激烈,我连忙去劝阻。卫星气呼呼的走出院子,我追了上去。

    街巷上黑咕隆咚,空中几点星光在闪烁。街角堆着麦秸,飘散出一股淡淡的麦香味儿。

    “卫星,天黑了,你要去哪儿?”

    “我爸思想太顽固,总想让我按照他的想法去做。我已经十八岁,我不会再受他的控制。”

    “你爸爸都是为你好。”

    “我不稀罕他为我好。我只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们沿着街巷走到打麦场上,在打麦场上来回溜达好几圈。四周被一片黑暗笼罩,远处的道路上偶尔映过来一缕灯光。

    我们说了很多话。我发现他比我想象的更有想法,更有主见。他已经长大,我相信他有能力走好自个儿的路。

    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不要过多干扰孩子。过多的爱反而是一种伤害,好比在一株小苗上浇过多的水,反而会淹死它。

    我尊重卫星的想法,尊重他的抉择。我把他生下来,不是想让他活成我们的样子,是想让他活成自己的样子。每代人有所异有所趋,有所想有所为,有所爱有所依,这也许是人们活着最好的样子。

    尽管我没什么文化,但经历这么多人事,在内心沉淀为个人的心得感悟,这让我将很多事情能够看得通透开朗。

    回家后我开导老罗,让他尊重卫星的做法。

    他唉声叹气,思考一阵后默然无语。

    卫星如愿成为一名橡胶厂的工人,后来他又认识了晓静。晓静是个贤淑明理的姑娘,是个好儿媳。

    卫星的婚事我们没有咋操心。他说他攒够给晓静家的彩礼。他不愿意花费我们的钱。

     

    四妮回想着关于三个儿子的往事,眼睛有些湿润,原来是眼泪涌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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