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忽然觉得梁漱溟先生就站在我的面前，衣冠楚楚神情严肃地说。
　　他深邃的目光注视着前方，脑海里思考的仍然是他执着一生，孜孜以求的两大问题：“一个呢，现实问题，现实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赶上一种国家的危难，社会的问题很严重……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超过现实的、也是人生问题，对人生的怀疑烦闷——对人生不明白，怀疑它，有烦闷……两个问题不一样，一个就让我为社会、为国事奔走，一个又让离开。”
　　二
　　“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没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哪有这样振聋发聩的一问！
　　这是香港沦陷时候发生的事。面对敌机的狂轰乱炸，梁先生安然打坐。别人疑惑，他说：“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香港沦陷后，在港的文化名人乘船撤离。天空有日机轰炸，水中有水雷骚扰，满船的人都惴惴不安，彻夜难眠，只有梁先生鼾声如雷，睡得踏实睡得香。有人问：“先生不害怕吗？”他平静地回答：“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三
　　为了“中国怎么办”，梁先生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出现严重衰落，农村社会动荡不安。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统治者的掠夺加上天灾人祸的打击，全国各地农村普通出现农产品价格低落，输出减少，农民购买力下降，地价下跌，耕地荒芜，土地所有权再度集中的趋势，并且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农产萎缩，农村金融日趋枯竭，农民生活贫困，农民大量流离和死亡。在此状况下，“农村危机”、“救济农村”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强烈呼声；“复兴农村”、“乡村建设”、“农村改进”、“改革土地制度”形成一股强劲的改良热潮。梁漱溟发动并指导山东乡村建设就是一个有益的实践。
　　梁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有着独特认识，借鉴西方近代化中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的优长，提出了一整套社会改造的构想，即“乡村建设的路”，并以“出家”的精神努力加以实践。关于乡建运动的内容，梁漱溟规定了三个主要方面：“所谓乡村建设，事项虽多，要可类归为三大方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经济方面，主要是谋求农业各门类的发达，谋求技术改进和经济改进，其组织方式就是各类形式的合作自治体，进而以农业发展促进工业开展，逐步走机械化道路；政治方面，主要是在经济普遍合作提高的基础上建立自治组织，由经济合作引入政治自治；文化方面，主要是进行全民教育，包括学校教育、乡间礼俗兴革、禁除积弊、树立文明风尚等等。
　　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由邹平县开始，继而扩大到菏泽、济宁等鲁西南14个县，实验活动取得很大成效，邹平最为突出。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山东，梁先生苦心经营七年的山东乡建运动被迫停止。作为一场乡村改良运动，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山东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落后、贫困面貌，但其改良举措，诸如办学活动、合作运动、农业改良、礼俗改革等，对于促进实验地区经济建设，提高实验地区农民文化素质，做出了积极努力。
　　新中国建立后，梁先生“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梁先生“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初衷和为之奋斗的不懈努力值得我们永远敬仰。
　　四
　　为了“中国怎么办”，梁先生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强暴。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痛斥：“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他发表了《民盟秘书长的谈话》，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为了“中国怎么办”，梁先生批林不批孔。1974年2月24日，81岁高龄的梁漱溟衣冠楚楚，提着鼓鼓囊囊的皮包走进政协会议室。他把讲稿、参考书、笔记本整齐地放在茶几上，站起来向大家鞠了个躬，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授课那样侃侃而谈，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他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并针对当时所发的中央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所以，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先生的这番话，轰动了北京城。于是，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发展成了“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给他扣的帽子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孔孟之道的卫道士”。对此，他的态度是每会必到，到则沉默：“我不再申说，静听就是了。”
　　为了“中国怎么办”，梁先生为中国知识分子鸣不平。文革时期教师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被冠以“臭老九”的帽子，书本也随之被学生们抛弃：知识越多越反动。为此，梁先生写《咏“臭老九”》一诗，以示抗议：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若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
　　五
　　为了“中国怎么办”，梁先生敢向领袖“叫板”。1953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邀请100多位民主人士征求对党的“总路线”的意见。梁先生在会上发言说：有些农村干部把持乡政权，违法乱纪，生产没有搞好，农民吃不饱，跑到城里当小工。有的露宿街头，设锅造饭，影响市容。公安部门今天把他们送回去，明天他们又来了，“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希望共产党进了城不要忘掉了农民。对农民施行仁政，要体恤农民云云。
　　毛泽东讲了份量很重的话：“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全场，说：“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毛泽东还说：“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重视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梁先生对这一批评不服，写信给毛泽东申辩：“你说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毛泽东未予理睬。梁先生犯上了桀骜不驯的牛脾气，死活不肯认错，在9月18日的大会上，再一次朗声质问毛泽东：“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因为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党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后来，梁先生提及此桩公案时，不仅没有对毛泽东报以恶语，反而作了自责。他说：“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后……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指毛泽东）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为了“中国怎么办”，梁先生注重自己的修养。梁先生以诚带人，他的处世原则是，在人格上不轻易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他待人直来直去，总是诚恳地微笑，使见者大为感动。梁先生非常谦虚。他崇拜诸葛亮，曾说“我爱他的谦虚。一般人都认为他很有智巧，其实他很谦虚，愿意听人家指责他的话。谦虚谨慎是最可贵的品质，一个人自以为聪明、了不起，那就不行了。”梁先生与李大钊相熟，李就义后，他说自己不敢与李相比，“也不敢冒昧地自居于交谊深挚之列了”。梁先生生活简谱。他说“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他坚持素食七十余年，除了鸡蛋、牛奶，其他荤腥一律不沾。三十岁以后，梁的身体愈发结实，体质、精力为友辈所不及。建国初期，在一次宴会上，毛泽东见梁只吃素食，又不饮酒，笑着说，梁漱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
　　梁先生曾书一座右铭：“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晚年，谈及文革的遭遇时，他说：“行云流水，不足挂齿。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不就过去了。”
　　1988年6月，95岁高龄的梁漱溟坦然告别人世。作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一个毕生探求中国问题人生问题，而且又能在社会实践中身体力行的学者，梁先生无愧于“中国脊梁”！
　　“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刚正不阿、善恶分明、表里如一的梁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