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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酒店后，随着下午的剧情片段一一倒放在脑海中，我头枕双手仰卧在快捷酒店的宽敞单人床上，思绪一刻也没能停歇。

我不难确信，她接受我这个陌生人的请饭不只是因为她对我的好意的领受和投桃报李，以及我作为“警察姐姐”的代理人解析案情的吸引力，还因为，她举步维艰地独自前行，在浑然承受着我所无法完全理解的中年人的生活重荷。她的喜，怒，哀，乐，尤其是她独木难支的困苦心结和跟命运抗争的愤懑情绪在某个临界点，通统需要向一个对她施以援手的可以信任的特别人宣泄！

她不是贸然接受吃请的神经质女人，相反她是懂得领情和情感细腻的有心人。她不是笼子里的金丝鸟或者双栖双宿的比翼鸟，相反她是为残缺的家庭披荆斩棘的开路人。她不是命运的宠儿，相反她是历经坎坷但不甘屈服的自强者。这毫无疑问是真正值得帮助的人！

可是参照金警官的说法和这桩催眠案的案值，根据经验揣测，案件侦破不可不谓希望渺茫，乐观的话也需要假以时日！

是啊，要是我真有一个警察姐姐就好了，最好她就在这服装店的辖区派出所！这样她就可以排除私念，身体力行地搜集线索，将作案人迅速捉拿归案了！

“什么姐姐哥哥的，”可是我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能你自己做编外警察，侦破这桩催眠案？”

“你是何方神圣？”另一个声音很快嘲笑我，“一个异想天开的门外汉和普通人凭什么破案？”

“当刑警与做销售工程师有什么区别？”先一个声音不服输，“不都是根据一丁点线索，在这基础上使出浑身解数，顺藤摸瓜，收获成绩？既然我能做销售工程师凭什么不能客串警察？不就是找人吗？再说事情又是那么小。”

“狡辩！”后一个声音说，“要知道周日你就必须返程准备上班了，说说一天半的时间你能做些什么？”

“我帮到哪是哪，尽力就是了。”先一个声音说。

“这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管它呢！大不了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

声音缠斗了一会，我在床上雄赳赳地猛吸一口气——好吧，我自己来！

这样我就打定在身处异地的情况下，客串警察，为一个偶遇人越位侦办催眠案的主意了。

到这我漫无目的的游历终于转为有的放矢的举措了！

只是从哪里入手呢？“三十来岁的青年人，中等个，短发，草绿色军装，背个军挎包，说话可怜巴巴的”，这是我从金警官和柳英慧嘴里得到的关于作案人外貌的仅有线索，对破案几乎于事无补，甚至应该不如“松江路”三个字蕴含的线索能派上用场。可是找到松江路上的案件当事人和探寻作案人的蛛丝马迹虽然可以尝试，却属于曲线路数，要费不少周折，相形之下从金警官嘴里获取完整确凿的案情信息无疑更加直接快捷，尽管这听起来有些幼稚！不过毕竟昨天他在服装店里吐露出只言片语。谁能咬定他不会继续开金口玉言呢？

第二天早餐后，我很快套上新风衣，揣上写有头天晚上查询到的地址的纸条，出门搭车直奔春城路的辖区派出所。距春城路只拐过几条街——照司机的说法——的两层楼办公地到了。只是事不凑巧，我被告知金警官出警了。听他的几位同事在室内闲聊时提到的“金晓波”、“旅社”、“站街”字眼，他和同事应该是抓嫖去了，要“过一阵”才会回来。也好，我找不相干的人为不相干的人做不相干的事的纷乱心情可以暂时平息了。闲暇中，我踱到派出所院门外，开始有意无意地打量起周末路上的行人，侥幸期盼里面冒出个“三十来岁的青年人，中等个，短发，穿身绿军装，背个军挎包”的身影。可这当然是徒劳无益的。于是我驻足在门口，转而琢磨起身旁一株挂满小红果的跟服装店前雷同的行道树。在用手机查询这株仿佛苹果树的阔叶树的果实和叶子的性状，并向过路人确认后，我得到答案了，这是所谓的山荆子树！百科词条果然说它是蔷薇科苹果属的落叶乔木，多见于山地；仁果经霜前酸涩难吃，经霜后却甜酸适口。我摘下一枚放入口中，又很快将它吐回手中。许是秋霜将到未到，它的味道果然没有酝酿成熟！就这样我在派出所门口徘徊着，等候着，直到临近中午时，一辆让我眼熟的越野警车开进院内。

“你什么事？”在和其他执勤警察将嫌疑人领到询问室时，受到同事提醒，金晓波留意到跟上来的我了。他没有认出我这个昨天跟他近在咫尺的闲人！

“一件小事。”我笑着说。我建议跟他移步到室外，避开嘈杂，他不苟言笑地算是听从了。在院子里内我问他事关“韩衣阁”服装店的催眠案有没有可能很快侦破。

“你谁呀？”他用这副口吻质问。

“我是柳英慧的远亲弟弟。”我硬着头皮说。我发觉自己谎言编织得不那么从容了，即使这副口吻在我意料之中。

“什么情况？”他盯住我。

“被骗的服装虽然不值多少钱，但我这位姐姐生活不易，破案为她挽回一点损失很重要。”我简单回答。我庆幸他没有对我的背景盘问更多以制造麻烦——即使我并不真正担心被质疑，我对偶遇人的襄助也会因为过于热情而不免浪费口舌和时间。为等他我已经空耗一上午了。

“怎么也不差800元吧！”他的犀利目光没有离开我，“她怎么没来？”

“她要做生意，脱不开身。”

“你是外地人？”

“沈阳人，过来探亲。”我又穿上假外衣以图蒙混过关，虽然事实上它又被乔装改扮过了。

“再急案子也要走正常程序。”他语气和缓了。

“线索有那么少吗？”我捡起话题。

“作案次数多，可就是没有多少线索。”也许是放松戒备了，他说。

“作案次数多？”

“近三个月全市已经有五起类似案子了。”他不经意地提到。

“不是只有两起吗？”

“那是在我们辖区。”他重新盯住我。

“可是昨天你在店里提过线索不少。”我重述起他的“没有监控器，没有收银台，没有收款机。都是店内只有一个女老板兼伙计。都是发生在下午三四点钟。地点偏僻，没有顾客。金额都不大。一手付三十年前的十元旧纸币……”原话。

“那是有效线索？”他驳斥我，“昨天她被骗那点货就感觉像天塌了，非要我们尽快捉住作案人。我那么说是为了提醒她，破案是门耗时耗力的技术活，不见得手到擒来。事实也是这样！”

“松江路那家店没有什么线索吗？”我侥幸切向关键问题。

“这你就不用打听了。”对方也许是意识到这问话直白了，不但立马收住口，还把他的狐疑目光重新投向我，于是我就连松江路上哪家店铺发案也不好探问了。

“线索少，”我只能归纳，“是不是说明破案没指望了？”

“这可未必！”他剜了我一眼，“就算没有线索，有时候作案人因为别的事被抓住了，或者向别人炫耀，案子也说不定会破解。”

他的敏锐眼神和似乎察觉我来路不正的架势，连同这句话，促使我就此结束对话了。我最后笑着说：“这件事拜托你了！”

所幸他直接转身进门了。我也拦辆出租车姗姗告辞。

我全身而退了。可是除了“全市已经有五起类似案子”这句话，一个上午下来我没有丝毫收获！

中午在一家餐厅就餐时，我为自己上午的空手而归找到答案了——对一个号称是案件当事人亲属的主动上门的陌生人，一个警察没法不守口如瓶并保持警惕。说老实话我没有遭遇被查看身份证和为自己开脱的挑战已经算运气了。当然案件线索也可能数得过来，他貌似以职业要求为挡箭牌封住嘴巴的做法没准只是个幌子。我打消通过他打开案件缺口的主意了。

下午我只能去松江路寻访另一个案件当事人搜集线索了！想到我所订票的那列返程火车不到24小时后就要开动，时间紧得火烧眉毛，我坐在餐厅里与其说是在午饭，不如说是在发呆！可惜我无从知道那个无赖的其它三起案情，哪怕是一星半点，否则我完全没有必要押注在下午这趟前景未卜的行动上了！

好在下午我照旧没有遇到被访者的真正挑战，只是步量松江路长安街般的长度和像废品回收人似地遍访两侧店铺不免让人疲惫。——或许是由于涉案值不起眼，催眠案在整条路并没有扩散得尽人皆知。终于在松江路城郊一端的一家自行车经销店内，一个仿佛年纪的打闲的中年女店主浮出水面了。她没有怀疑我这个不速之客上午版本的言辞，也没有为我柳暗花明的苦苦寻觅带来收获。尽管她愿意讲述在技师外出只剩下她留守店铺时，她将价值750元的一辆休闲车作价145元“卖给”作案人并换回15张大团结的详情，尽管她能够把案发时像柳英慧醉酒被骗的经历描摹得那样生动，不过里面没有任何新鲜货。傍晚时，我迈着酸软的脚步告别她，搭车前往酒店。

这个下午又毫无所获！

第二天中午我就要踏上返程列车了，可现在事情还没个眉目！

跟柳英慧聊过了，跟金晓波见过了，把松江路的案件当事人“捞”出来了，我还能够找谁？找珍花姑娘？问她有没有柳英慧所忽略的线索？我在出租车上正胡思乱想着，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是柳英慧的来电。我纳闷地接通电话。

“凌心，”电话那边说，“上午你是不是去迎春派出所了？”

“你怎么知道？”我惊奇地说。

“我下午接到金警官的电话了。”她直言相告，“他问我是不是有沈阳的远亲弟弟。”

“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是。其实我在沈阳没有亲朋好友；我想应该是特殊的你。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别人谁。”

“我到那只是打探案情，”我说，“好让姐姐帮助参谋参谋。”

“不用了。”柳英慧语气急了，“你已经出力帮过我了。”

“我那只是随便问问。”我敷衍着说，“对了，你有没有别的线索，不算昨天的？”

“没了。”她劝我，“你就不要再在这件事上费心了。你帮过我了。我也过那个劲了。再说作案人不是付给了我80元旧钱？”

80元旧钱？旧纸钞？和草绿色军装？沿着这条线推进？我的思路像快刀斩乱麻似地理清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听你的。”我安慰她说，“不过，你这件事也许会有结果的。”

在她迁就似地的“嗯”、“嗯”应答几声，我们又彼此嘱托几句后，电话挂了。

最后的救命稻草是古玩旧货市场或者邮市，只要作案人的旧东西不是在网上或者其它地方购到！只是在通过电话查询和向出租车司机确认后，我发现，这座边疆小城的古玩旧货市场和邮市有倒是有，还是合二而为一个，不过这时天已经晚了，市场店铺应该都打烊了！

明天上午出发，去那厘清线索，揪出作案人。当然时间紧我可以把线索交给金晓波！成与败，在此一举！我激动得雀雀欲试！

几乎一宿未眠地捱到天亮后，我兴冲冲地赶到战场。由于时候还早，蜗居在市中心短巷里的十来家仿古建筑门店一派冷清。我在巷外一家快餐店吃过早点回到原处散步，发现在尚未开张的两侧店铺里，其实有一家虽落着卷帘门，里面却隐隐传出吆五喝六的麻将洗牌声，更飘出淡淡的烟草味道。随着我轻轻敲门，报出买家身份，里面静了一下，然后有人答腔走来了。门升起了。满屋的烟雾很快呛得我喘不上来气。

“这有旧纸币卖吗？”我屏住呼吸问。

“算你找对门了！”一个秃顶男人坐到麻将桌的对门座位里，头也不抬地说，“——三万——要哪版的？”他没有理会牌友“老罗，打麻将手背，买卖可早早上门了。老天是公平的”的打趣。

四周的古玩旧物柜台里，果然有一面墙陈列着齐刷刷的旧纸币。墙顶还支着俯瞰柜台的监控探头！我说我找的是大团结。

老罗双手摩挲麻将牌，语调含混地说：“你只要大团结？第三版人民币？”见我犹豫着确认了，他列出选择，“你要三罗还是二罗？哪年的？”

我没管什么三罗几罗和年份，而是声称要最普通最不值钱的那种大团结。

“不挑年代、版别、品相？流通品就行？”老罗赏了我一眼，掸了掸烟灰，“又是这种没几个子儿的买卖？！”接着自言自语，“原来一年到头也没几个要这大路货的，现在可好！”

我抑制不住狂喜地问他见没见过一个“三十来岁，中等个，体形消瘦，短发，说话可怜巴巴的”的同样不受他待见的买家。我多希望线索马上水落石出，最好他和那个无赖就是老相识！

可是他的答话浇我个透心凉：“高、矮、胖、瘦，男的，女的，我哪能都记住——碰——”

又完蛋了！

事情就这样没有下文了？

我不甘心地问：“那有没有这样的人买过草绿色军装？”

“我不做这种旧货。你找别家问吧。”

失望之余，我还是撵着问：“那些人买流通品大团结做什么？”

“是玩是送人，”老罗不耐烦地说，“我怎么知道！

这句话像一道曙光，催促我问：“他们是什么时候买的？”

“最近三四个月吧。”老罗甩出一句。

“那些人买过几次？”

“四五次。”

“他们一次买多少大团结？”我刨根问底。

“十来张吧——”他失去耐性了，“——你到底是要买东西还是要找人？”

我在原地思绪飞转，一时间没想好如何回答。他说的勉强算得上线索，虽然这渺茫得简直像薄暮下的一缕夕照。可是向前走，也许还有一点光亮。停步不前，差不多就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

“我是找人，找一个失去联系很久的朋友。他有搜集旧纸币尤其是流通品大团结的爱好。”我想了想说，“如果再有哪个人过来买这种东西，请把出货时间推迟到第二天上午并提前告诉我。我好赶过来见他。”我把两张百元钞按到麻将桌上，“这是酬金。见到人我会再付给你这个数。不管人是不是我找的。”

在众目睽睽下他接过钱，表示生意谈拢了。他没有理会——我想他也没空理会——我采用这种幼稚可笑的方式见人，为的是真正寻找故交。

不管怎样，事情定了。我留下电话告辞了。

步出店铺没多久，古玩旧货街的其他门店依次开张了。果然没有哪家店经营旧纸币，而更让人沮丧的是，尽管有几家售卖像绿军装、红徽章、摇摆式挂钟这样的老旧货物，却没有谁能够记住我遍寻不着的那个无赖。

我再也搜集不到自己想找的线索了！

我已经竭尽所能了。

希望就这样接近落空了。

中午时，我迈着沉重的脚步，携带行李登上了归程。希望也许还有那么一丁点，可我知道那只是我给自己侥幸保留机会的念想。我在列车上给柳英慧发了条短信告诉她我返程了。我又安慰她说案件也许什么时候就破了，尽管这么说时我都在嘲笑自己。她像所有新老朋友惯常的那样回复我了。她再次向我致谢，还邀请我什么时候回到小城做客。可是，“什么时候”也只能是不知什么时候了。

这出在边疆小城和我之间展开的即兴剧，我想，到此为止了。

我有的放矢的举措不了了之了。

这是自寻烦恼的生活花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