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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沈阳后，我像往常那样上班，下班，陪妻子，逗孩子，会朋友，看父母。当然在轻霜降临的寒露节气前后也发生了别的事。我坚信那出发生在边疆小城和我之间的即兴剧落下帷幕了，直到隔一个星期后的周四下午，我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

“兄弟，有个电线杆，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朋友，要买20张流通品大团结。我说缺货，给他出货改明天上午十点了。”含混的语调居然是那个头顶没几根毛的边疆老罗，“如果你的朋友高个头，你就趁明天上午过来认认吧。”他边说边打呵欠。说不准昨晚他又在工地修过一夜长城，刚睡醒。

“他买流通品做什么用？”我没问他对方的长相，而是提出这个问题。

“嗨，这次我真帮你问了，”这次他回答得有耐心，“可我的话肉包子打狗了。他就笑了笑。”

“好吧。”我条件反射地说。

电话挂了。

老罗压根忘记我的“朋友”是中等个而不是“电线杆”了。当然，这不要紧，我没盘问他对方长什么样也不要紧，我口头许诺给他的“尾款”才要紧。他真正惦记的是这个！他同样没有发觉我和他之间的口音差异以及由此可以推导出的长途跋涉的问题。当然，他昏天黑地的过活使他以为我是居住在边疆小城的外地人，也说不准。

去吗？

不去吗？

这不大像是我要找的人，可他为什么要买不具备收藏价值的流通品旧纸币呢？难道他仅仅是为了把玩怀旧？

我查询车次，发现夜晚正巧有一列慢车直抵边疆小城，到达时间又是在明天上午八点前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如果说我之前百般努力为的是搜集线索，抓获作案人，那么现在我只打算揭开这个疑团了。我决定孤注一掷！在向公司请假和跟家人打过招呼后，我买票启程了。

在昏昏沉沉地睡个囫囵觉后，第二天早上，我算是真正熟门熟路地踏上了边疆小城的土地。

在老罗麻将桌被挪走的古玩旧货店里落座后，我和他等到他和买家的约定时间，乃至十点半，十一点，两笔小买卖做过了，“电线杆”这个神秘客却迟迟不见踪影。我享用着老罗慷慨沏泡的廉价的茉莉花茶，问他有没有留买家电话，他一边眼皮打架，一边摇起头，表情由刚重逢时的满面笑容转成满脸沮丧。不过快到中午时，一个脸上长着几颗青春痘的年轻女孩钻进门店，向老罗声称同样需要20张流通品大团结钞票。

“人家买这种货，都是为了回忆或者给孩子看，”老罗替我主动而糊涂地挑起任务，跟女孩搭茬，“你这个年纪买它干嘛？！”

“随便看看！”女孩用有些矛盾的看客的口气作答。

见我没有表示反对，老罗没有废话，更没有怎么讨价还价，二话不说地把早已准备妥当的钞票递给女孩，接过400元现金。就这样他把自己和“电线杆”的约定迅速抛到爪哇国了。

在女孩转身离开后，我犹豫着没有马上跟出去，而是身体贴紧窗玻璃，目视她走出短巷，直到她迈进巷外那间快餐店的铝合金门。我把两张百元钞甩到老罗手中，置他的诧异表情和“你看看我店里的纸币古玩俏货再走，一定有你看上眼的”喊叫于不顾，轻轻出门，踩着路人的闲适步伐跟上去了。

女孩身影隐约出现在快餐店内的明亮的窗前了，她对面还像站着一个人！不过我只装作视而不见。等我混杂在人群中慢慢靠近快餐店时，她已经脚步轻盈地推门出来，沿门前的热闹马路迈向远处。我正盘算着是不是要尾随上去，一个上身穿薄棉夹克下身穿牛仔裤的身影跟在别人后面，又从快餐店里钻出来，闯入我的眼帘。他的外表和举止有一点眼熟！这正是个三十岁上下，个头不高不矮，身材偏瘦，头上留着显得熨帖的毛寸发的年轻人！我不容细想就迎上去拦住他。

“请问，”我紧盯他可怜巴巴的抿住嘴的脸庞，“‘韩衣阁’服装店怎么走？”

他正打算给我指方向时，表情僵住了。

“我说的是春城路上的那个店。”我强按住心跳。

他回过神似地目光开始躲闪。

“松江路还有一家自行车经销店，你大概也知道怎么走。”我步步紧逼，“就是没有收款机、没有监控器的那家。”这些话让这个无赖脸庞变得刷白。

“你是便衣？！”他声音孱弱得像一只蚊蚋，不打自招了。

“我姓凌。”他的先入为主让我心里窃喜，可我仍旧保持表面不动声色。

几乎心理崩溃了，他却仍旧用眼角余光扫视起四周。

“就我一个人。”我亦真亦假地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这种小事犯不着兴师动众。”

对方虽然没有我身材壮实，也可以说看上去体格瘦弱，但人不可貌相。他有两下子或者腿脚轻捷可说不准！我手心攥了一把汗！

好在他没有顽抗或者逃跑的念头，而是乖乖伫立在我面前，缴械投降了。

在被我领到一家中餐厅的包间后，他见我居然要了一壶碧螺春茶水，主动开口了：

“凌警官，我们不去派出所吗？”

他不再紧张了，相反问话透出让人难以排斥的播音员般的纯净音质。

“先把事情交代清楚再说吧，虽然你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差不多了。”我敷衍着提高音调，“说说你的个人情况和作案次数？！”

“我弄来的东西最多价值不超过五六千元，”兴许是“作案”两字让他急了，“而且被我原封不动地放在家里，没有卖掉也没有损坏。我把它们退给人家不就行了吗？或者起码大事化小了？你不是说我这是‘小事’吗？”

“那么对你的处理根据法律可以适当减轻！”我做作地说，对他的交代内容感到意外。

我用“对你的处理”取代“对你的惩处”的措辞让他安静了。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埋下头供认：“我叫方惊涛，今年31岁，是一家小心理诊所的负责人。从深圳回来后，从八月到现在，我踩点到过五家店铺。我搞到的东西有书、自行车、羽绒服、老上海手表，和茶叶。”

五次作案的得到验证，此刻使我既对自己曾经拜访金晓波感到庆幸，又确认这个家伙还算老实，对他多了一份信任。可是我不由自主地追问：

“你说你今年八月从深圳回来？”

他默然没有回应。不大一会，当他抬起头时我发现，他的眼角开始湿润了。

“我大学学的是应用心理学，我的理想是研究心理学知识和催眠术。”他的消瘦脸庞带着感伤，“可我读的不是医学院校，我学的不是医学心理学专业，所以我毕业后到深圳发展，发现自己当然不可能成为有处方权和高收入的执业医师，而只能在小医院、心理咨询中心、部分学校和企业打工，做一名心理咨询师。其实即使这样我也很为自己满足，不过我的家庭只是普通家庭，我的薪水没多了不起，所以我就算工作八年也没攒下很多钱，买得起房子。我被自己的无能逼疯了，我都快找心理师解决自己的心病了！后来爸妈说老家物价低，要我回来发展，我左思右想后同意了。我去年回家在他们的资助下买房子了，也开了间心理诊所。可是你也许不知道，在我们这座小城其实人们不大认同心理治疗。我的诊所开始就没多少生意，今年下半年更挺不住了。我的理想快破灭了。路走不通了。我没有多少收入，要还房贷，自己又不甘心心理咨询和催眠技能只是秀给亲朋好友，逐渐荒废掉，所以三个月前——”他停住了。

“所以三个月前你打算拿专业催眠术去外面实践？！”我以更温和的措辞接话。

“可是我的本意只是锻炼它。”他直视我的脸庞，“如果说还有，那就是用我小时候的价格买到现在我所需要的东西。这也许真是我被自己的无能刺激出的心病。因为实际上我更在乎每次行动的催眠效果而不是财物，否则我不会把东西完好保藏在家里，更不会每次只瞄准千八百元的东西。”他一字一顿地说，“我的初衷不是诈骗和犯罪。请相信我。”

我沉默了。包间里安静了。要不是柳英慧饮泣的场景浮现在我眼前，此刻我简直要强迫自己接受他本不算可恶的错觉了。

我以尽量和缓的口吻问：“那个帮你购买旧纸币的女孩是谁？”

“不认识。她只是我在快餐店里遇到的陌生人。”他这样解释，“实际上我每次到古旧市场买旧纸币都是托陌生人。”

“你这么做是为了？”

“不留痕迹。卖旧纸币的店里有监控探头！”答案与我的暗自揣测不谋而合。

“所以你也没有选择在网上购买旧纸币？”

“这也容易留下线索。”

我捡回“陌生人”这个话题：“他们为什么肯帮你？”

“我会告诉他们流通品旧纸币成交价是多少，然后把现金交到他们手里，再额外付给他们二三十元钱作答谢。”

“你不怕他们带走钱不回来了？”

方惊涛眼中闪着自信的光芒：“我选的都是靠得住的善良的人。我相信自己让人不设防的眼睛，也相信他们的眼睛。我还没有看走眼过。况且我坐在快餐店的窗前既可以防备警察，也可以监视他们——”话说到这他意识到问题了，“——这次我本来打算再买20张就不干了，不再害人害己了，可没料到——”

“——他们如果奇怪你没有亲自去买，你怎么解释？”

“我就说我曾经在那捡过漏。店主不待见我。”

疑团解开了。整个事情的脉络清晰了。

不过新的一个疑团浮现了。

“你是怎么实施催眠的？”我好奇地问。

他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了。

“我不相信催眠有多能控制人。”我摇摇头，“你不妨把你在服装店里使用催眠术的经过演示一下。”

“这很重要吗？”他不情愿地问。

“很重要。这样我才能相信你的话。”我信口回答，“这对如何处理你也会起决定作用。”

“好吧——”他勉强同意了。他慢慢拉开薄棉夹克的锁链，可又很快拉回了，仿佛意识到情形不对。“——不过我的绿军装不在身边。我不敢确保这次催眠能成功。”

我忽然洞悉此前他踩点后做什么了——在进入被催眠者的店铺前，他会将外套脱下并将它和军挎包里的绿军装对换，这样一个扰乱时光和制造错觉的人就翩然出现了。接下来的场景正是此刻我将会看到的。

我摇头表示这没有关系。

他闭眼酝酿了一会，然后慢慢睁开眼睛，用再自然不过的声音向我确认：“那么你就是服装店店主了？！”

我点头确认了。其实不考虑销售的产品，我这个销售工程师与服装店店主角色倒是不无雷同。

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我说：“好吧，你是服装店店主了！我要用过去你认为的价钱，换你的一件羽绒服。”

“等等。”我拦住他——我忽然想起小的时候，就是20多年前春节后的一天，妈妈陪伴自己在商场购物的场景。那天我看上一件靛蓝色瘦腿直筒的确良裤子了，赖着不走，直到妈妈拖不动我，无奈用19元人民币从柜台营业员手中买下它。然而它穿没几个月果然裆部绽线了，最后报废了，这也成为我童年记忆中的一个小不点片段。选定不同于柳英慧当年的购物背景和商品无疑会增加他催眠的难度！我把视线落到下身价值三百余元的纯棉商务休闲裤上，改口说：

“你买的不是羽绒服，是裤子。”

“没关系！”他若有所思地注视我说，“从口音看，你应该是一个后来到这工作的外地人。那么你应该是在外地长大。也就是说打小你买衣服不大可能会是在市劳动商场。”

“是在沈阳的和平商场。”我不禁如实相告。我不得不认为他这个揣测入情入理。

“好吧。是和平商场。那么现在我们是在和平商场了。”他将光彩闪烁的暖洋洋的目光投向我，“看上去你只比我大五六岁，那么在我所说的从前的时候，你应该是被妈妈爸爸陪伴购物的——不过当然最可能是妈妈。”他停了一下，用确定的口气说，“所以，现在，你是由妈妈陪着买裤子来了。”

他居然烛照我的内心世界了，就像一个未卜先知的命理家！我对购物背景和商品的笨拙改动于他简直是守株待兔！他说我在妈妈的陪伴下买裤子，可是演戏买裤子的明明是他！我被触动——不——震惊了。可是我开始本能地抗拒他的催眠前奏曲和提防他的圈套。我在脑海里竭力把他这张脸庞和每个人当年最熟悉也最模糊的自己的面貌拆分开，我甚至对他露出嘲弄的表情！

“过去的售货员可不都是站姿笔挺和衣服挺括的。实际上她们有的站姿挺随意，有时候还懒散地坐着。她们有的脸庞挺冷淡，有时候还像是在嘲笑人。不过现在回想，就算这样也是使人感觉亲切的。”包间里只剩下他扭转时光的若有所指的纯净音质和温暖眼神了。脸上像是挂着笑。话语既不靠谱，也算靠谱。座位里的我不禁有些把自己混淆成他提到的八十年代的售货员。“她们中有年轻姑娘，也有中年妇女。她们高兴写在脸上，不高兴也写在脸上。她们真实得就像是整洁体面的邻家姐姐，或者邻家阿姨。她们往往懒得搭理人，除了对亲朋好友和小孩子。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在工作的大多数时间里，她们是懒洋洋的，她们的眼皮是不爱抬起的……”

我有些后悔将询问地选在这个包间了！每个人不难想象在包间门关上的情况下，我吸不到提神醒脑的清爽空气，躲不开穿窗而入的和煦阳光，导致身体松懈的场景！当然来自餐厅大堂却被包间门过滤的细微嘈杂声又带给我慵懒这第二重感觉。更糟糕的是，我有的放矢的侦案举措已经幸运地接近尾声，成功在望，身心不免懈怠，于是听到“她们中有年轻姑娘，也有中年妇女。她们高兴写在脸上，不高兴也写在脸上。她们真实得就像是整洁体面的邻家姐姐，或者邻家阿姨”这些和我感同身受的讲述时，我强派给自己的嘲弄表情渐渐逃遁了。“眼皮是不爱抬起的”的话语更是像催化剂，使我的眼皮沉重起来。整个世界仿佛倒流并停顿在20多年前。

他忽然站起来，无声地抬步迈向包间——不商场——门口。他没有离开商场或者哪里的意思，因为他在那轻轻转过身，向外伸出手，像搭上一只看不见的大手，一边蹭向餐桌布和铝塑窗间——和实木框玻璃柜台和老式钢窗间——的局促的——和宽阔的——空地，一边孩子气地侧头打量我身前的餐桌——和柜台，口里冒出听不真切但显系不情愿的嘟囔声。那嘟囔声是每个人都有过的闹腾的稚气的遥远的“妈妈，我就要那个”？这是别处吗？不，这兴许就是那个让我熟悉而陌生的孩子现身昨天——不今天——的地方！哦，瞧，那是眼下城市衣食丰足的孩子身上许久捕捉不到的眼神，由兴奋、失落、大胆、怯懦、渴望、淡漠、执拗、柔顺组成，只留在从前孩子的脸上，和现在家境最煎熬的孩子的脸上，可不是方才的大人眼神。旁边那只看不见的手，那只曾经温暖有力如今却粗粝苍老的手，那只属于昨天精打细算今天却丢三落四的患有健忘症的女人的手，让人为从来只享受被遮风挡雨而无需回报她的抚爱，感觉温暖，更感觉难受。

孩子终于挨近我，那副眼神黏着柜台挪不开了。尽管他受到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拉扯，他还是弯下腰，双腿反向使劲抗拒着，嘴里发出不情愿但真切些了的嘟囔声。这些顶嘴话应该就是“就要这个，就要这个”吧，每天在柜台前都有孩子这样嚷，跟大人作对！想穿得帅气的哪里只会是大人？我这个说不上是姐姐还是阿姨的柜台营业员，没有站着手搭柜台，而是坐在柜台旁，眼神冲他流露的不是冷漠，而是说不出所以然的怪罪、同情和怜悯。忽然那只手不再拉扯了。只见孩子的眼神换作大人的眼神；她指向实木框玻璃柜台，用无奈的语调问我：“同志，这条裤子多少钱？”

“这条靛蓝色裤子19元。”我不禁说。

“请拿给我看看。”她说。

“好的！”我弯腰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