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是一个回归的过程，起点也是原点，经过的都是一路的风景，回归自己的仍是那片桓久的土壤。

 ——题记

 一抹残阳斜照在残缺的城墙上，一群小孩子在高低不齐的城墙残垣上奔跑嘻闹。

 “咳，那里有枸杞。”

 残垣豁口的下面墙上，长着一蓬野枸杞，听到福子的叫声，嘻闹的队伍停下来，顺着福子手指的方向，几个小孩子一起奔向那个豁口，红嘟嘟的枸杞挂满带剌的枝条，几个小孩子顾不得枝条上的尖刺，你争我抢的从那蓬野枸杞丛里摘下一小把红彤彤、圆鼓鼓如小葡萄般的果实来，边走边吃。

 城墙已经残缺不全 ，但大致的轮廓还在，秋天的斜阳照在孩子们的脸上，小脸蛋红朴朴地，宛如涂上了一层油彩，福子是老王的小名，这是他小时候常玩的地方。

东西南北四座城门老王已经没了印象，但城东南角那个叫做“长沙门”的城门却依稀记得，“长沙门”如三国小人书中的画儿城门，丈来高砖砌的城门上是两层厚重的木制挑檐城楼，城楼高大壮伟，如同蹲伏在城门上的一头巨兽，连接两边的城墙虽然破败，但城门还基本完好,穿过城门洞到城外，一座丈来宽的木桥下，五六米宽近两米深的河水，终年四季沿着城墙从南向北地流淌着，老辈人都管它叫做“长沙河”。长沙河这边的城里边，挨着城墙是一大片芦苇湿地，芦苇荡很大，南北沿着城墙似乎一直在向两头延展，向西过去的湿地上，夏天时候，长满了翠绿的野草和红色、黄色还有蓝色的野花，再往城里的方向和湿地接壤的是平坦的沙土地。这是小城中偏僻的一偶，可能很早的时候这里也是河床吧，在空地上往下挖不了几尺，就是厚厚的沙子，因此也不知道哪辈起，哪位有心人做个考据，又因为这地儿在城的最东边，遂把这个地方起个名子叫“东沙湾”，是老王生长的地方。

突然有一天，福子和小伙伴们从城墙上玩耍回来后，看见母亲和两个姐姐抱着父亲哭天抢地的大哭，哥哥站在姐姐们的后边，默默的擦着眼泪，父亲躺在炕上一动不动，后来陆续来了一群人，把父亲搬到西间屋中间地的一块大木板上，在木板前面拉起一个布帘，布帘前面的小矮桌上还摆了许多好吃的东西，闹闹嚷嚷几天后把父亲装进一个大木头盒子里抬到城外一个河边，埋在一个深深的土坑里，大人们告诉福子，说父亲是死了，后来家里又来了几个人，骂骂咧咧搬走了许多东西，他们走后，屋里空空的，妈妈和姐姐们一个劲的只是哭，哥哥捏着小拳头，把脸绷得紧紧的，那年福子六岁，哥哥十二岁。

那天的傍晚，天格外清冷，阴阴的天空中，半弯的月亮勉强挤出云层，冷冷的挂在天上，星星一个也不见，院墙是用苇草缠在木栅上后再用泥巴糊在上面围成的，一阵秋风从墙头上吹过，漏出泥巴的苇草索索发抖，发出嗦、嗦、嗦、嗦的声音，空空的屋子里，福子和哥哥、姐姐们在母亲面前站成一排，听母亲说话。

“长哥，看来你的书读不成了，你爹死了，家里几乎什么也没有了，你两个姐姐女儿家不好抛头露面，你弟弟才六岁，这个家以后只能靠你来撑，你就是我们家的天！”

“长哥”是哥哥的名子，那时哥哥刚读了半年书，母亲带着眼泪，一脸庄严的宣布“以后你们都要听长哥的。” 福子不明白妈妈话里的意思，两个姐姐听了母亲的话后放开声陪着母亲哭泣，家里那只狸色的瘦猫站在母亲脚旁，杨起头也喵喵的发出几声叫声，只有哥哥紧绷着脸不说话。

父亲死后，一家五口的生活担子有一半落在了哥哥身上，福子记得，哥哥从此再没有读书，挑一副担子卖菜，那副担子的扁担比哥哥还高出一头，那两只柳条编成的筐，哪个都比哥哥的腰还粗，妈妈带着两个姐姐给别人洗衣服。福子那时六岁，只觉得爹爹死了的那几天闹哄哄的好玩，闹哄过后每天照常和豁嘴子、张雀儿，二喜子那几个玩伴到破城墙上摘野枸杞吃，到芦苇荡里摸鱼，从沙土地里刨出湿砂子堆房子玩儿。

“哥，我要跟你去卖菜，”和小伙伴玩儿腻了的福子，想跟着哥哥去乡下的菜地那里玩儿。

“别去了，那远得很呢，你小孩子走不动的。”哥哥摸着福子的头说，“哥回来时给福子带几个大杏子。”

“不行，我不要杏子，我要跟你去嘛。”拗不过福子的纠缠，哥哥只好把福子带上。

福子记得，他跟着哥哥出了长沙门，从那个木桥过去后走了好远好远才到了菜地，哥哥和那些种菜的乡下人好一会讨价还价后终于装满了两筐蔬菜，在往城里集市走的路上，福子跟在哥哥后边，哥哥随着担子左右摇晃，好像是和担子一起跳舞，走到那个用木板搭成的长沙桥上，桥板在哥哥脚下一颤一颤的，福子看着好害怕，真怕哥哥从那个吱吱呀呀的木桥上掉下去。

“福子，穿这件新衣服试试，妈妈送你去读书。”

“不，我要和哥哥一起去做生意。”福子不忍心让哥哥一个人那么辛苦。

“不读书怎么行呢，你都十二了，不能再耽误了，哥哥是没办法，你再不去读，我们家就成一窝瞎子了，”哥哥拉着福子的手劝道“等你念几年书，会记账了，哥哥把生意做大，你来记账，可不比现在强。”

在哥哥连哄带劝下，福子走进了学校。

三年级的那个冬天，天格外冷，快过年的时候，又下了厚厚一场雪，门后那个腌菜的瓦缸冻成了两半，早晨起来，门被冻住，用开心浇在门轴上才能打开，突然院门外传来急促的打门声，福子赶快出去打开院门，只见哥哥的几个朋友抬着一副担架，跟在后边的妈妈一把掀开担架上的被子后立即哭了起来，妈妈和姐姐们的哭声，让福子心中“腾”的一下，想起了六岁那年妈妈和姐姐们也是这样的哭声。担架上的哥哥昏迷不醒，那个比哥哥足足大出十岁的金大哥讲了哥哥被冻伤的经过。

大些后，哥哥跟着几个比他大得多的朋友跑长途生意，把从甘州收购的土特产雇车拉到外地贩卖。那时，汽车在甘州还是极稀罕的东西，这天几个人合伙雇了一辆汽车，拉一车菜油到肃州贩卖，那时哥哥二十岁出头，身上裹一件光板老羊皮大衣蹲在车厢里押车，不想车过了古镇不远坏在了路上，司机无法修理那老掉牙的汽车，唯一的办法是派人回古镇找大车、牲畜把汽车弄到古镇城里再说，那时刚刚解放，路上还不安宁，几个人商量的结果是让哥哥到古镇找人找车，其它人留下看守。正是农历腊月时节，夜里刚刚下过大雪，清晨的寒风刺人肌肤，无垠的旷野上，一片银色世界，路边的白杨树上，枝梢上挂满积雪，几只麻雀缩成一团，蹲在树叉上，一声不响，似乎冷得连叫声也发不出了。

肆虐的寒风，将雪末从地上裹起，呼呼地袭向抛锚在旷野中的汽车和一切，几个人已经冻得话都说不出来，哥哥找到古镇那个熟识的人家，当主人把门打开时，哥哥像根冰棍似的倒在了那人怀里，那次的冻伤，使哥哥的一只脚落下了残疾。

为一家人的活着，哥哥什么罪都受过，在哥哥拼命苦做下，一家人虽说不上温饱无虞，但毕竟从那极端困窘里活了过来，甚至还供福子念完了高小，而哥哥自己只是粗识字，过了几年姐姐们出嫁，母亲也死了，剩下弟兄两个，哥哥就是一家之主， 哥哥少言寡语，是个不善表达的人，在父亲去世、一家陷入困境时，他帮母亲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福子对哥哥一直像父亲般的敬重。

 转眼福子已从高小毕业，成了大小伙子，五十年代高小毕业，那时候福子也算是个文化人了，毕业后分配到三百公里外另一个城市——临武工作，工作后的福子，人们渐渐叫他老王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那场 “四清”运动后，哥哥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批斗过后成为了搬运工人，哥哥的工作就是用排车把城里的货物运到五、六公里外的火车站，或从火车站把外来的货物拉到城里。哥哥的工作十分辛苦，不管烈日炎炎，还是雨雪交加，除非天气特别恶劣，三百六十五天，几乎每天都拖着辆加长的排车，蹒跚在从城里通往火车站那条五六公里的砾石路上，夏天他应该有件结实的雨衣，以免在那无遮无拦的砾石路上被大雨淋透，冬天他应该有件厚实的棉袄，以免在雨雪交加的野外被严寒冻去了知觉。雨衣，单位终于发了一件，棉袄，只是一件旧了许多的家常衣服，这天哥哥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是福子的同事，他到甘州出差，受福子委托带来一件短大衣，那大衣麻绒领子，灰色的卡面料，老绵羊皮的里子上还附着一层滑滑的咖啡色化纤布。那是单位发给福子的老保，他知道哥哥更需要，特意托同事带来给哥哥的，哥哥的大儿子叫建璋，那件灰色的卡面皮袄至今深刻在他的记忆里。

“四清”运动中，哥哥被多次批斗，逼其交待三年困难时期的 “投机倒把”问题，在巨大的精神折磨下，哥哥终于在家被抄后一病不起。

“爹，到家去吧，”父亲坐在那棵大树下，一动不动已经好长时间了，建璋怯怯的折到父亲旁边说。

父亲双腿平伸，背倚在大门外的那棵大杨树下坐在地上，瘦削的脸上，一双因塌陷而显得格外有些大的眼睛中，毫无生气地眼神呆呆地望着前边。

“爹，我们家去吧。”见父亲没有反应，建璋声音略大些的再说一遍。

“呃、噢，好，回去吧，”父亲有些吃力的坐了起来。

父亲生病的几个月里，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爷爷生前在院子周围种有十几棵杨树，伐树换钱成了活命救急的唯一出路。 “文革”期间，父亲又因三年困难时期的“投机倒把”问题蹲了一年牛棚，家又被抄了一次，一家七口，父亲单位每月只给三十元生活费，在这样的困境下，全家靠着母亲带着两个大儿子托土坯卖钱勉强度日。出了牛棚的父亲身体虚弱，不能立即进行搬运工人那特重的体力劳动，无奈之下，把树又伐了几棵。那十几棵直径五六十公分的杨树，除几棵是在后来老宅翻修时做了新房的材料外，其余都是在几次生活极度困窘时被父亲砍到、变卖做了救急。那些树是爷爷生前栽的，但都是被父亲砍伐的。那时候，尽管树是自家先人栽的，但要砍伐必须居委会、街道、镇政府层层申批，建璋记得每次的审批手续都是叔叔来找人办的，手续办好后他就回临武上班去了。

“长哥呀，那么多树砍了，你也不问一声你兄弟要不要，唉，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惯了。” 远在他乡的大姑妈回老家探亲，晚饭过后，盘腿坐在炕上，扫一眼翻盖后的老屋，端起建璋端到她面前炕桌上的茶碗，轻轻呷上半口后对她的大兄弟说道。

老房子还是爷爷活着时盖的，几十年的沧桑已使它像个耄耋老人，屋顶塌下几个凹坑，好几根椽子已经拆了，一副摇摇欲坠，随时塌下去的样子，看着那根支在大梁底下的木头柱子，母亲忧心忡忡：“我说当家的，这房子怎么也得翻盖一下了，万一哪天塌了可怎么办。”

“唉，我何尝不想呢，只是现在过日子都紧紧巴巴的，拿什么翻新呢，”父亲愁眉苦脸，满脸都是无奈。

“也得翻呀，都这样了，万一哪天塌了，砸在孩子们身上可怎么得了，我想了，我们拆了木梁柱的房子盖成土梁柱的，旧木头可以做门窗，椽子检出好的再用，断了需要补的，这几年我陆续做了些准备，人工嘛可以请农村的亲戚帮帮忙，人情我们以后慢慢还，只是这梁、柱、檩子少不得还得放那几棵树。”那是七十年代，建璋已有了几个弟弟和妹妹。

 母亲说出她的主意后，父亲沉默了半天，“行不行你倒是说话呀”母亲催促道。

“唉，只能这样了，”父亲终于点了点头，几次劫后余生后的那几棵树都架在了爷爷留下的那几间老屋上。

“其实那时候你兄弟也很难，你想呀，他两个儿子，五年功夫娶了四个媳妇，都是靠那点工资过日子的人，他怎么能没点想法。”那时候母亲已经去世，七十多岁的姑妈抬手捋起垂到额前的一缕白发，叫着父亲的小名说道。

叔叔的两个儿子，大儿子结婚两年后媳妇丢下因难产大脑受损的女儿离婚走了，二儿子结婚才三个月，媳妇出了车祸。

树被父亲一个人伐了，姑姑们似乎没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