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的故事续二 

    经过三个寒暑的风雨锻炼，女孩儿渐渐地习惯了农村的生存环境，适应并接受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在那个个人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的年代，就在她朦朦胧胧憧憬着扎根农村一辈子，做一代有文化有志气的新农民的时候，县革命委员会的一个通知，打破了女孩儿刚刚为自己编织好的梦。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八日，女孩儿被县革命委员会选调安排到县城女孩做了一名印刷车间的学徒工。

    这是一个仅有二十九名干部职工的县办企业，厂址坐落在县城东头路北一个临街的方正院落里。大门东边临街三间房子是传达室兼会计、厂长办公室（一明两暗），西边三间是排版车间，排版车间对面隔着一条夹道是原材料仓库。方正的院子正北是印刷车间（也叫大车间），大约有200余平方米，里面分东西两排安装着两台“八页”，四台“圆盘”，一台“十六页”印刷机和一台裁纸刀。穿过印刷车间西墙中间小门，紧连着的是装订车间。车间后面是食堂，再后边就是单身职工宿舍，茅房（卫生间）。当时厂里女职工大约占了半数，女孩和另外三名乒乓球友、三位单身女工友住在最后排西头两间平房里。

    女孩的乒乓球友除了一位天津知青外，另两位都是她的同学队友，一位父亲是文革前的副县长，一位父亲是当时一个公社的供销社主任，三人都吃商品粮，只有女孩儿来自最贫困的农村，父母都是农民。进厂后，知青和父亲是副县长的两个球友分到装订车间（当时厂里环境最好、最干净的车间），供销社主任的女儿分到排版车间（相对环境比较安静、干净的车间），唯有女孩儿被分配到全厂最吵（机器轰鸣）最脏（各种油墨颜色随时沾到身上）最大的印刷车间。其他队友徒工没有固定师傅，和同车间的师傅们共同学习工作，没有定额要求和技术要求，每天出勤师傅让干啥就干啥好了。女孩儿开初被分给两台“八页”（平台印刷机器名称）上的男师傅（都已五十多岁）打下手（负责为师父调墨、折纸、换胶辊、摘胶辊上粘的不该粘的纸、端铅盘…），一切从零开始，女孩儿很努力，很刻苦。除了给两位师傅打好下手之外，早晚还主动负责整个车间的卫生打扫，冬天主动把车间两个取暖炉子（砖垒的大火炉）的和煤、封火等活全部包下。冬季，女孩儿每天都要比别的徒工早起晚睡。入厂不久，工作之外，老师傅开始让女孩儿到厂外去给买烟、酒、火柴之类的生活日用品，叮嘱女孩儿若碰到厂领导，可不能说是给师傅去买东西。两位男师傅每天轮番给女孩儿讲他们学徒时先从给师傅点烟端尿盆做起，言外之意…女孩儿知道师傅的寓意。女孩儿当时很不爱说话，心里虽然很为难，但是每次师傅差遣，女孩儿都照做不误。有几次被厂领导碰到了，女孩儿红着脸支吾不清，领导就在全场职工学习会上不点名批评：有的新徒工不安心工作，上班时间出去逛大街，希望你自觉改正，不然下次…女孩儿无语。很快到年底了，厂领导开了一个新徒工座谈会，同时进厂的队友们在领导面前历数工人师傅们大公无私，手把手叫技术，耐心关怀暖人心的“典型”事例，厂长听的很惬意，很开心。轮到女孩儿了，“——”气氛一下子沉闷了，“说说你的感受吧EZ”，厂长点了女孩儿的名，女孩儿只觉得眼泪挤着往外涌，委屈梗塞了喉咙，她不敢说师傅差遣她上班时间上街买东西的事实，她不能说两个男师傅天天用点烟端尿盆的学徒经历熏陶她，要求她随时听从师傅使唤，她更不能说几个月来她在两个师傅的机器之间被啪啪的拍竹板（印刷师刮纸的工具）声呼来唤去，“啪啪啪，嘔---”是两个男师傅呼唤她的代名字，有时候两个师傅斗气，这个师傅的活没做完，那个师傅的竹板啪啪啪加嘔声直催，女孩儿谁都不敢得罪。在女孩儿心里，两个师傅的所做所为和大公无私的工人阶级很难挂钩。一个初入社会十八岁的女孩儿，她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能说什么？“怎么了EZ，就你了，说说吧？”“师傅们很好，我会努力学习适应的。”女孩低着头任眼泪汹涌地滑落双颊……

    当时的印刷厂，虽说是县办企业，但是包括女孩儿两位师傅在内，大部分职工都是合同制工人。

   “你们三个月能学会‘闯纸’就是好样的”入厂不久第二次徒工座谈会上，厂长这样鼓励女孩儿和她的学徒工友们。          

    当时的县办企业虽然都不实行定额管理，但是装订工人每小时能闯多少张页子，排版工人每小时可以捡多少铅字（七十年代的县办印刷厂还是活字印刷，所有表格、文件都是人工捡字排版），印刷工人每小时可以印多少活还是有标准的。比如：一台人工操作圆盘印刷机一小时满负荷可以开合一千次，也就是可以印一千印；一台八页平台机一小时满负荷可以印两千印。由于当时都是卯子工，而且县城供电不稳，经常半路停电，所以女孩儿刚进厂所跟的两个八页机师傅每小时也就能印一千多点印张。

    “师傅，您教我上版、印活吧。”入厂两个月后，女孩主动向师傅请求。

    “好啊，先去排版把那块文字版端来，”“哎，”文字版端来了，“回去要点水线（排版上版用的铅线名称），捎上些五号铅空….”

     平台机器印活上版是第一道技术关口，如果是帐页，版上不好，水线就套不准，或者出现深浅着墨不匀的废页，如果是文字版，就更加麻烦，除了垫版均匀规矩外，糊机器的滚筒也有窍门和要领。女孩跟了师傅几个月，每次一个人从排版车间端五六十斤重的铅盘回来，等看师傅上版时，师傅总是让女孩东跑西颠去找东西，“去找保管要些棉丝” ，“师傅，给”“再去弄点煤油（临时洗版用）”“奥”女孩一溜小跑往返于车间和物品领取处，东西拿齐了，师傅的版也上完了…

    有一天上午停电，师傅（刁德一）和女孩儿闲聊。

    “哎，咱俩都是合同工，我要是把技术都让你学会，假如有一天厂里裁人，你说会留下谁？

    “就算我学会一点点要领，也不能和师傅比呀。放心吧师傅，你就先教些简单的，让我练练，有人替你上机器印活总比你一个人干轻松吧？”师傅瞅着眼前这个闷头闷脑的徒弟一脸认真的样子，磕了磕刚吸完的旱烟袋，“明个你先试试上机器印活怎么样？”“哎”。就这样，女孩入厂不到三个月，开始上机器学习印活。

    女孩儿很聪明，简单的续纸操作一上机器就能上手，不到一周，八十克胶版纸质的帐页正倒规矩都能顺利操作了。刁德一师傅在机器旁边瞅着，脸上浮起了一丝另人难以察觉的“？”笑。女孩儿很快完成了八页平台机简单印刷的操作学习。接下来就是一小时一小时的坐在机器凳子上不停地印啊，印。腰，久坐印刷机边的高凳子，一小时一小时两千印的扭动，疼了，扭头看看师傅，师傅扭过脸儿去装旱烟；胳臂每小时推拉两千印的材料纸，酸了，再看看师傅，师傅拿起水杯去倒水喝了…师傅悠闲的在一边喝水，抽烟，聊天…自打学会了印活，女孩儿半天半天的坐在机器旁边印啊，印…

    女孩儿的两个师傅，厂里工人们调侃时分别给取了绰号,瘦的高个子叫刁德一，矮的秃顶胖子叫胡传魁。两个人平时为人处事，有联合有竞争，对女孩儿的“传统”教育确是合作默契。除了话里话外敲打女孩儿要好好伺候师傅口径一致外，连呼叫女孩的方式都是用刮纸竹板在机器平台上“啪啪啪，嘔---”像是商量好似了的。师傅要喝水，啪啪啪，嘔---；胶辊裹了纸要用手摘下来，啪啪啪，嘔---；师傅要买火柴烟酒啪啪啪，嘔---只是女孩儿不爱说话的特点让两个师傅经常没辙。只要能学本领不被辞退回家，任凭你们说啥是啥，叫干啥干啥。除此之外，在当时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自小接受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育和雷锋精神在女孩儿心底深深的扎根，八小时工作之外，女孩儿除了喜欢读报看书，就是每天天一亮就起床，一个人悄悄的把整个厂里的院子打扫个一干二净，然后再把大车间师傅们机器旁边的废纸脏污清理干净。

    女孩儿勤奋好学，吃苦耐劳的行动终于感动了师傅，感动了全车间，感动了厂领导。入场半年以后，厂里又来了一位女徒工（其父亲是已故公社书记），分配给胡传魁师傅打下手。女孩的工作量看上去一下子减轻了一半，可是，整个印刷车间的文字校对不成文的都来找女孩儿，女孩儿来者不拒，她记住本村一位老爷爷教导她的话：艺多不压身，力气就像井泉里的水，越用长得越快。为了勤俭节约，女孩儿开动脑筋，在厂里原有印品纸张空间做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空版处加印当时社会各食堂都需要的饭菜票版面，既做到边下脚料废物利用，又为厂里增加了不少收入，当时叫做技术革新。这一设想建议得到了全厂师傅领导的赞扬和刮目相看。

    肯吃苦，又善于动脑筋，白天不吭不哈的低头干活，业余到县直各单位义务教职工们打乒乓球，女孩儿在几十个人的工厂里一下子倍加引人注目。

    “看着这家伙闷头闷脑（当时女孩儿不足一米四五的个子，体胖头大）的，学活还挺快。”“你小子闹着了，刚来跟我的这个什么也不懂，还不上道儿（不听指挥的意思）”。趁着车间停电，女孩儿主动和另一位工友到厂外给师傅们打开水回来，进门就听见刁德一和胡传魁两个师傅议论她。那年代生活条件低下，小厂子养不起一台锅炉，车间工人一年四季喝开水都要到城里茶炉去买，印刷车间里进城买水的活女孩儿差不多每天包了。说是进城，离厂子不过一两里地的路程，但那是没有便利交通工具的年代，两人抬着装满几十斤开水的白铁水桶靠两脚走来回，春冬天冷，抬水人还不觉什么，炎热的夏天，抬一桶开水回来浑身是汗，但是，还没等女孩儿拿水杯，开水已经被师傅们争抢一空，特殊条件下锻炼了女孩的忍耐性，时间久了，女孩养成了上班只管进城抬水自己不喝水的习惯，她不忍心和师傅们争那半碗开水喝，再说自己年轻，夏天喝点自来水也解渴就行了。进厂的第二年，女孩儿被评为厂里的先进生产者。第三年、第四年连续被评为厂里出席全县工业系统的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每年的全县工业系统先进生产者表彰大会，女孩儿都荣幸的被选为唯一工人代表作大会发言。女孩儿很认真准备讲稿，进厂委屈的日子女孩儿无语，现在女孩儿成了工业系统瞩目的典型，女孩儿依然无语。她默默地、认真的完成着各位师傅和厂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很自然，很平常，很平淡的过着一个徒工默默无声的日子。

    在县城大会上发言的次数多了，在县直单位业余教乒乓球爱好者打球时间长了，女孩儿节假日休假，在城里街上一走，常听背后有人指点议论：“诶，那就是咱县乒乓球冠军”“人家还是县劳模呢”。

    女孩儿在县印刷厂学徒四年，换了四任书记厂长，第一任刚混熟不到半年就调县委宣传部工作了，接任的是一位年龄较大的公社党委书记，做了一辈子农村基层工作不懂工业，期间县城经常停电，生产没定额，没指标，不到一年厂里亏损严重，又换来一位书记兼厂长，这是一位懂经济会管理的书记厂长，进厂当年扭亏为盈，在全县工业系统赢得了好名声。这任厂长很欣赏女孩的勤奋好学和文才，厂里有对外活动经常有意锻炼女孩儿，抽调女孩儿参加，女孩儿也很努力，比如：全县工业联查，厂里领导没人布置，女孩儿主动用整张大红纸毛笔写了欢迎词贴在印刷车间门口，欢迎词很到位，如果没有人找真，女孩应该算做了一件为厂增光的事，偏偏参加联查的县工业局长认真读起来，“呵呵呵，是笔误吧？什么叫哀心感谢呀？”女孩儿躲在众人身后，浑身一阵血涌灌顶，满脸臊的通红。怎么这么大意呢，衷心和哀心只一竖只差，竟然闹了这么大笑话，丢死人了。“一个刚进厂的徒工写的，她还是个孩子呢，”只听厂长一旁直打圆场。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件笔误风波刚过，女孩儿在帮助一位师傅校对给县法院印的档案袋时，核桃大的“档袋案”三个字愣是没有看出错位来，印刷师傅也没注意，上千个文件袋印完交货了，“不对呀，怎么档案袋变成档袋案啦?”来取成品活的师傅看出了问题，女孩儿知道自己又闯祸了，这次可不比一张欢迎词的错误，这要厂里损失多少钱啊？女孩儿很懊恼。都是忙中出错！女孩儿怨自己的同时也很委屈，我又不是专职校对员！是自己太粗心吗？不是，越是熟悉字少越容易出错，怎么看都鬼迷心窍正着念过去。好在这批档案袋都是马尼拉纸做的，可以拆了重印，那也要工人师傅们重新反工，女孩儿恨不得抽自己一顿嘴巴，眼泪再次在她的眼里转来转去。本来她是帮忙给师傅校对的，好心又捅了个大漏子。为了补回厂里的经济损失，女孩儿悄悄地把大车间里师傅们用过的废油棉纱用火碱清洗干净回收重用，火碱烧的女孩儿手上脱皮，女孩儿不管，只要能够为厂里补回经济损失，自己吃点苦不算什么，这件事儿女孩儿一直做到离开印刷车间。

    女孩儿边做印刷车间八页机器师傅的徒工，边帮助各位师傅校对，后来新厂长不时交女孩儿兼写厂里的生产汇报之类的材料，女孩儿从不拒绝任何师傅领导交办的差事，写材料基本是她业余时间加班练的，她边学边干，努力再努力，尽量做到师傅厂长满意为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作的历练，女孩儿成长进步很快，虽然她依然不爱说话，但是她写的各类材料师傅和领导还是满意的，学徒第三年，她被厂领导安排做办公室资料员兼出纳，离开了满身油污洗不净的印刷大车间。师傅刁德一换了一位战备连分来的男徒弟，还是他的同乡，但是工作使唤起来和女孩儿差异太大了。“你还回来吧，别不要师傅了啊”“我也不愿离开您和我已经熟悉习惯了的工作，你找领导说吧， 我没意见”。女孩儿离开了，师傅才感觉到女孩儿真正的好。

    印刷厂扭亏为盈的业绩让第三任厂长没干多久就被工业局领导派到县综合厂“救火”去了（全县最大的亏损单位）。新来的厂长书记一上任，不知道听了什么传言或者误导，上班后第一个全厂职工见面会，就让女孩儿给他写讲话材料。女孩儿很为难，“厂长，我从来没有写过也不会写领导讲话呀？你想从哪方面讲，我该写什么？”“你看着写，别难为我啊”新厂长一脸严肃的对女孩儿说。明明是领导给女孩儿出了一道大难题，现在写不出来或者不写成了给新厂长摆难题，女孩儿懵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女孩儿心里堵得透不过气来，写！女孩儿根据自己在厂里目睹的现实和亲身感受，第一次以厂长的口气写了她人生的第一篇领导讲话。有事实，有角度，有高度，有看法，有要求。女孩儿交稿后忐忑地等待着新厂长批示，出乎女孩儿意料的是，新厂长一字没改的拿女孩儿写的稿子在全场职工见面会上念了一遍，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散会了，平时一些懒散惯了的工人窃窃私语“这厂长够厉害，来了不到一个月把情况摸得这么清楚，咱以后得注意点了。”“这新厂长讲话挺有水平的，有事实，有分析，讲的在理，看来也是一个内行。”听了工人师傅的议论，女孩儿心里不知道自己从此该喜该忧。该喜，是师傅们一致认可新厂长讲话指出厂里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改进意见；堪忧，假如师傅们知道这讲稿是她写的，会对她怎样看待？会不会认为她出卖了师傅（批评当时厂里的乱象丛生）？好在工人们知道女孩儿从来不会写这类材料。材料过关了，接下来如何和新厂长磨合相处？好在女孩儿不爱说话的特性掩盖了她一时的不适应。她在忍耐中慢慢观察学习，做自己该做的，回避自己不情愿和不应该做的，让新厂长逐步了解和认识真正的她，对错是非让时间做裁判，终于，女孩儿走出了新厂长因先入为主的误导对她的成见，恢复了被信任和满负荷做本职工作的状态，这一年，女孩儿依然获得了先进生产者的光荣称号。次年年中县革委从工厂选拔青年干部时，女孩儿被选派到JQ公社当了团委书记，也是当时全县唯一的公社女团委书记。从此，一个因为选乒乓球运动员光脚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踏上了自己未知吉凶的从政之路。

    那时候，女孩儿没有自主选择工作的能力和权力，一切服从组织安排是天职。虽然此时女孩儿已经学会了印刷、装订、排版各个岗位的技术，对印刷厂有了“家”的亲切感，和新老师傅及厂领导磨合相处都已融洽，师傅们不愿她离开，她也不愿离开她已经身心认可的工厂之家，但是，她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1974年7月24日，女孩儿走马上任，只身到JQ公社报到，开始了她人生新的征途。

    完稿于2015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