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九十岁的人了，回想过去一段生活经历，好像隔世相仿。登高望远，人们往往在将走完人生旅程的那一刻，才能比较清晰地看到自己脚底下走过的人生概貌，切实地体会到生命的甘苦。有些经历如果讲给90后的年轻朋友听，可能他们认为简直是瞎编故事，天方夜谭。可是这确确实实是历史真实，这些生活片断或许可让年轻朋友多少了解一下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从而理性地珍惜当今，自觉地负起社会责任，积极地创造更好的共同未来，从中积累更多的精神财富。
　　自古道 ，“ 王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的确，衣食住行中“食”最为重要，它是赖以生存生活的必需。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水平低，粮食供应比较紧张，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市场价格不断上涨。于是，政府釆取统购统销政策，严格控制价格。1954年起城市居民开始粮食计划政府供应平价粮，长达三十多年，从而保证了这一历史时期 人民的基本需求。各省市印发地区专用粮票，出省市就歺须用全国粮票。
　　脑力劳动男姓成人每月定量二十九斤，女性二十五斤。未成年孩童也分年龄段十多斤不一。一日三歺只能是“两稀一干”。孩子们人小饭量大，这样，一般做父母的，总是尽可能从自己嘴里省下来有限地满足孩子的需要。这似乎是天性，良知告诉自己应该这样做，心安理得。那时并不觉得生活窘困而埋怨谁，因为社会公平，人人都是这样，相信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哪一天能撑开吃饱肚皮是最大的盼望。
　　现在人们讲究营养，注意节食,主张低盐低糖低脂肪，防止肥胖。不同于过去唯恐油水不足失衡。过年时，政府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给老百姓“加油水”，每人配给半斤肉，一户一只鸡一条魚，家家户户都一样。大家还是欢天喜地你来我往跑亲朋人家拜年，都知趣地避开吃饭时间，要不然好客的主人留你吃饭，也就把人家一年一度的春节份额吃掉了。当时物质匮乏,有感不足,但人们 丝毫没有感到失落，亲情友情纯真稠浓。
　　我们做教师的要带领学生下乡学农，轮到便是半年。学生年轻正直发育阶段，农业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定额的粮食一日三餐难以填饱肚皮，虽有一定斤量的临时贴补，但还是远远不够。于是每人都自带“炒麦粉”下乡，夜间饥肠漉漉，学生在寝室里都在床铺前闷吃炒麦粉。之所以"闷吃",是因为边吃边讲容易呛口。只见个个面形喜色,其乐融融妙不可言。有些学生“炒麦粉”断档，先是写信告诉上海家人作好准备，然后教师准许派学生代表到上海有关同学家里“采粮”。有些家长把家里仅有少量配给白糖节省下来掺和其中，添加一点甜味，而极大部分只是炒熟的麵粉而已，闻闻香喷喷，吃吃苦叽叽，只是填饱肚皮也就满足。好不容易等到吃肉这一天,我与坎事班的同学一起"精制"红烧肉。力求切塊大小均等，火侯到家，色香味俱全，毫不夸张地说光看看也就令人垂涎欲滴。
　　邻居老翁不慎跌倒骨折,按照我们传统需要煮骨头汤补钙,当时要凭医院证明以及政府发放的定量肉票才能在菜场上买到适量的猪骨。有人患有风湿性关节炎需要保暖，当时不透气的化纤睛纶针织裤刚上市，因为非棉制品不需要用布票购买，所以供不应求，但也同样需要医院证明方可买到。体现在日常的衣着上，大家不约而同遵照"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穿着准则。裤子左右膝盖和臀部大面积打补丁十分普遍,人们习以为常,节俭成风，并不感觉到有什么不体面。
　　尽管当时铺天盖地批林批孔，但残留在社会生活中数千年儒家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深刻影响倒是与形势不谋而合,无形中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人们面对现实平和地接受"少”而“均”，因为社会上没有“沾多”而“不均”，没有可以攀比对象也无从埋怨起。那时，兴的是“忆苦思甜”，新旧社会的纵向对比，同《白毛女》中的楊白劳比，与喜儿比，同贫民穷人比，感到现在大家都“有口饭吃”已经是社会一大进步，都有一种共同的幸福感。
　　“全国一片红”，城市适龄的知识青年学生全都必须上山下乡。六九屆大女儿赴黑龙江孙吴县插队，所在地离原苏联边疆不足一公里，白天可互见人影走动。冬天河流冰封，可以直接步行到彼岸。从上海出发，火车三天三夜，还要转乘好几小时馬车才能到达目的地。远离家乡是是对亲情的考验。送别时火车汽笛一响,我硬是瞪着眼干巴巴见目送列车呼啸远去。女儿十七岁远离家庭独自赴边疆务农，是否老头硬心场？
　　从大环境讲，家家是这样，人人都如此，更何况自己是教师，生活上和道义上都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根本没有对女儿做什么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只是一句话“爸爸是教师”。当时没有官二代，没有富二代，邻居厅级干部区委第一把手儿子照样插队，公开公平公正，无一例外。当时唯一的希望，只要孩子眼前平安无事便算是大吉大利了。至于今后的日子会变得怎么样，连神仙也不知道。
　　不久，消息传来,在中央XX工业部工作的哥哥连同他的同事一起从北京下放到武汉农场劳动。顾念他是主任工程师，且行走不便，就照顾派在养猪场室内劳动。建筑专业的硏究员开始钻研猪的配种科技。近似这一类的社会现象在当时视作平常并不奇怪。
　　我自己则默默以“认认真真教书，清清白白做人”自勉，摸着良心过日子。

那年景，一年一度的春节是最令人向往的，因为外地插队的孩子可以名正言顺回家探亲。那时上海北火车站人山人海。当时由于旅客和接送人数众多，摩肩接踵拥挤不堪，需凭旅客从出发地点发送的电报向车站限购两张进站票才能入内，其余人员一概在站外露天等候。火车误点是常有的事，守候的人们也只好在露天的瑟瑟朔风中默默等候。出站后的亲人见面的那一刻是整整一年中最激动最甜蜜的时刻，犹如戏剧中的高潮。朝朝暮暮日夜思念的亲人终于盼到了。顿时,温暖的春天欣然降临！
　　尽管北风凛冽，寒气逼人，但是人们心里装满火炬，用来给远来的亲人送暖升温。家家户户早就准备好最可口的家乡菜来慰籍自己的孩子。我作为家长的内心深处，对女儿在外受苦不免有些痛心惋惜又愧疚无奈，但从不轻易表露，平时通信也作坚强进行正面鼓励，希望孩子茁壮成长。每年，充分利用春节团聚的机会迎接女儿回来，谈天说地，快乐无限。

那时没有摩托车和汽车，我们一般都向工作单位借用运货的三轮脚踏车，便于装载行李，然后欢欢喜喜蹬踏回家。兴髙采烈从北站抵达家里，打开行李箱一看，惊呆了。千里迢迢，长途跋涉，竟带来她自己采摘的野生黑木耳，还买了不少坚果东北榛子和大豆，用棉衣裹着未經冻坏的新鲜土豆……一个女青年要手提肩背几十斤重行李上下火车和马车艰辛转辗两地，确属不易，她本人倒若无其事，我们看在眼里不免有些心酸。这些沉甸甸的土产浸透着沉甸甸的的亲情，回家途中放松的心情一下子反而又变得沉重起来。
　　节日假期毕竟是短暂的。不多日女儿又要回去。当时，家书是唯一传递信息维系亲情的纽带。它是生命中的火焰,千里一书胜千金。

她在边疆年复一年，先是被当地红旗小学"发掘"聘为舞蹈老师。说起来也有缘分，女儿与几位好友喜欢学习民族舞蹈，进而投入芭蕾舞《白毛女》组主要演员门下学习芭蕾，正规训练持续数年。想不到凭着这些“技艺”竟然当起了老师。她用了不到二、三年时间在学校里建立了一支小学生芭蕾舞队伍，日夜排练《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片断。农村孩子吃苦耐劳，跳芭蕾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荣誉感，脚指磨破，包包扎扎继续练跳。买舞鞋，购道具，定制服装，继而频频公开演出受到一致好评。当时的《黑河日报》专稿登载，图文并茂，“贫下中农子女跳芭蕾史无前例”，"知识青年大有作为",在省内形起一阵小小轰动。不久女儿被当地保送到黑河师范深造。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凭这么一点小名气，一九七六年她幸运被文化部点名聘为全国舞蹈教材七人编写组成员而到北京开会筹备。那时她已不是普通的上海姑娘，而是编写组中唯一的农村代表。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全家为之高兴。
　　说来也巧，就在女儿北京参加舞蹈编写组之际，我在上海也被点名参加由华东师大牵头的"教育学编写组"。据说这是教育部分派给上海的任务。 师大校长刘佛年任组长。小组成员共二十一人。报到那天坐停下来一看,大多数是市重点的教师,有上海中学的顾XX，格致中学高XX、向明中学姚XX、延安中学陈XX、实验小学袁X，除了虹口中学青年教师孙X外,基本上都是原来在上海比较有点名望的教师。

后来华师大的编写组解散。从此,一波三折高起高落戏剧性的生活节奏终于回归到正常的健康轨道上来,全国恢复了高考。记得1977年上海高考语文作文题目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吗?"。从今天的眼光看来，一眼便看穿"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一伪命题,还值得去一驳吗?但在当时倒是要彻底驳斥这一错误观点，为知识和知识分子正名。
　　金鸟西坠 ,玉兔东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以上这些不成系列的生活小插曲中，有面对阳光,有背对阳光；有顺境,有逆境;有春风，有雷电；有欢乐，有悲痛。这些以真人真事编织成的人生小故事，现在看来有些似乎不符合生活逻辑,有些简直不可思议,恐怕再有丰富想象力的诗人也难以想象得出来。虽然都不是什么标签式的大事,但这一切又恰恰也是对个人意志的种种磨砺，久久刻印在记忆的沉淀之中,经苦苦思索才铸炼转化为内心的几分淡定。
　　岁月匆匆，如今这“上海姑娘”已六十开外，加入了XX大学老年合唱团和舞蹈班，时有演出。上海老头已是耄耋之年，在金色的晚霞照射下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安安稳稳的晚年生活，感悟到人生的幸福不取决于物质生活的丰富，而有赖于精神生活的安定充实,有赖于人与人之间的良好情结。这就需要我们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能丧失生活的信心，同时要摆正心态，把握好視角，胸中装满理想和信念，便能尽情地享受平和而理性的生活情趣。
　　上海老头 2016.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