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真丢人，我初中毕业后，又复读了三年，依然没有如父亲所愿,考上个理想的学校，连录取分数线最低的技工学校也没考上。父亲仍然要逼着我去复读，可是我死活都不去了。虽然初三的教室里，有很多复读了四年五年的大龄学生在那里，我依然觉得再走进初三的教室，实在是人生最大的耻辱。 那些年，也不知是怎么了？初中课堂上的优秀的学生，都愿意上中专，不愿意上高中，即使被县一中录取了，还是要回到初三的教室里来复读，期望来年能上个自己想要的中专院校。可是，我和他们不一样，复读三年，一年比一年成绩差。

父亲伤心沮丧到了极点，他认为我给他丟尽了人，他一辈子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优秀的学生遍地都是，唯独自己生养的四个子女却个个都不能如他所愿。本指望成绩最好的我给他争口气，却还是这样一个结局。我却不这么想，考中专不一定是幸福人生的起点，三百六十行行行行出状元，不管干什么只要能有一份养活自己的正当职业就行了。何必一定要走考学这个独木桥？何必一定要飞上枝头做凤凰？
    于是招工进厂就成了必然的事。那些年县城里的一些工厂经常招工，招收像我一样，有公职的家长转正后，农专非带出来的有城镇户口的适龄青年。还有些是在县城的户籍部门买来的城镇户口的年轻人。 我招工在县刺绣厂，花了二千多进厂，相当于现在的俩万也不止。刚刚招工的时候，心里美得很，不管怎样，这是一家国营工厂，自己总算有了个归宿。也许自己的余生都会在这里度过。湛蓝的天空之上，飘着淡淡的白云，白云之下总有些飞鸟飞过。我的心就像那空中的鸟儿一样，摆脱了所有的束缚，仿佛整片天空都是我的。不再承载父辈所有的寄托，不再背负沉重的责任。好像18年来，第一次见到了晴朗的天空，第一次感受到自然界的美。路边的杨柳迎着风儿温柔的摇动着枝条。走过的行人个个带着微笑说着什么。

我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刚刚离开学校那个纯洁的环境，不知道该怎样接受眼前这个全新的世界。工作期间依然要等待铃声的召唤，却不知道上班时间是要靠自觉遵守的。长长的一个上午，或下午依然希望能有个课间十分钟，可以作短暂的休息，却不知道，如厕这样的小事不必再去请示车间主任。我们厂的工人，做的是绣品加工的活。有平绣，电机俩个车间。我在平绣车间，一个月的培训后，就开始工作赚钱了。培训期间有生活费30元，虽然不多，足够我在厂里一个月的生活费还有余。十八年了，我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从来没有自主的为自己买过什么，夏天的冰棍，早上的油条，同伴身上的花裙子，还有他们嘴里经常咀嚼的零食，于我都是遥远的神话。可是从今天起，我就是个能自力更生的成年人了。能够拥有按排自己生活的权利了。自己买饭吃真的是一种享受，手工馅饼，筋道有力，又有滋味。热包子柔软又热乎比妈做的大馒头好吃多了。家里的母亲父亲还没有机会吃这些美味呢！ 刚从极度节俭的人家走出来我能够经常吃到新做的包子和馅饼真的是幸福极了，万分的知足。

毕竟还是学生习性，对领导的话唯命是从，我们的工作是在印好的图案的布面上，按要求用缝纫机绣制绣品。每一批货来到的时候，领导们会按车间里的人头分配下去，要求我们几天之内干完。我们每个人都会领到几套活，和做这些活应用的绣花线。绣花线，和普通的缝纫机线大大的不同。它是纯棉的，会令绣治图案光亮，细腻好看。因为各人的手头不一样，所以用的绣花线的多少也不一样，所以车间主任分配的绣花线经常不够用。于是为了完成绣品，只好再去向车间主任讨要。讨要绣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经常受到他们的训斥，为什么别人的线够用，你的不够用。我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别人的够用，而自己的却不够用。大盖是针脚的细密程度不一样，和线的松紧不一样吧！再就是缝纫机出毛病的时候，经常把绣线挤成一个大疙瘩，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我们经常为了讨要绣线在车间主任那里煞费心机，他们则一直是拉着个大长脸，没好气的应对着我们。但凡能在市面上能买到一样的绣线，我们绝不愿意为了一点丝线去那么费劲的去讨要，还要看她那张猪一样的脸。有同事说，买去？哼！不要说这样的绣花线市面上没有卖的，就算是有卖的咱也不买，干一件活挣不了几个钱，还要自己花钱去买？凭什么呀？不愿意给拉倒，完不成任务也不能愿咱，没线这活没法干。到这批货该走走不了的时候，看看着急是谁。
    我们领的是计件工资，无底薪。为了提高我们的工资总额，厂领导经常催促我们多干，说什么这批货哪天走，你们必须哪天干完。于是我们就整天加伴加点的赶工时。即使这样，我们的工资也不高也就有一百左右，不到200，极少数的人居然能领到三四百，养活一家人也是绰绰有余的。我每个月的工资也就是100左右。自己的食宿零花也是有余的。不敢想像别人的四百多是怎么挣的。

我们刺绣厂和附近的地毯厂都是女儿们的天下，大量的女工里面也有几个男同志的身影。他们就像葱花一样在我们之间行走 本来是和我们干着一样的工作，时间一长，就被领导安排了机器维修，产品检验员，保安一类的工作，领着每月200左右的平均工资，不用像我们一样，整日整日的加班加点的忙碌，真是羡煞了一群人。同事们中间有能说会道的工友也会被领导选去，直接提拔成了车间主任的。那中奖一样的幸运也不知什么时候能降临到我的头上。
    同事们中有很多家长有能力的，被办了调动走了。也有的工友能和领导攀上关系，家长为了她们给厂长送点礼品，就能够脱颖而出 ，做个质量检验员，或者在办公室里谋个职，就不必像我们一样辛苦了。可是我的父亲既没有能力帮我办调动，也不可能为了我去给厂长送礼，并求他给我一个好的职位。

离开学校的我仍然喜欢读书，喜欢在深深的夜里，在姐妹们都悍然入睡的时候，独自读一本书，看一个故事。更喜欢一个人到院子里，在清冷的月光下，感受那份似乎拥有整个世界的幻觉。那时的我是那样的天真，天真到把惨淡的生活想像成美丽的童话。我记得初中政治课本上，有这样的一则故事，一个工厂的老工人，依照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给厂长洋洋洒洒的写了一封万言书，真城的提出了很多可行而有效的建议，领导大为感动。不光大量的采用了他的建议，而且提升他为自己的助手，让他的才华得以施展。我是多么的希望也能用这种方式，来提升自己。

我见到张厂长的办公室的后窗户经常是敞开的。于是我用笨拙的笔写下一封建议信，也提出了几条看似有效的建议，没有署名。虽然心里也想着，让厂长能因此而重视自己，关照自己，可是最终还是希望。他能接受我的建议就好。可是厂长很快找到了我，并且让车间主任鲁霞来找我了。鲁霞只是来通知我，说厂长叫我去一趟。我跟着鲁霞去厂长办公室的时候，心里很是忐忑，厂长找我能有什么事呢？我写的那封建议信没有署名，他不会找到我的，可是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事能让这个我并不熟悉的人，想到要找我谈话呢！我自己是想不明白的，那个一向板着脸，总喜欢把脸涂抹得面一样白，冷若冰霜的车间主任鲁霞，今天终于有了点笑摸样。边走还边殷勤的问我，是否和厂长有亲戚。我说没有，那你们是街坊或者是早就认识，我说也不是。

厂长办公室里，那个外表彪悍的男人，在办公桌边坐着，见我见来，也不抬头，说；你来了，坐下，坐下 。我在靠墙的椅子上坐下，他从那几页熟悉的稿纸上抬起头，冲我笑笑，然后温和的对我说；“这封建议信是你写的吧？”我看了看他手里那几张我熟悉的纸，只好说；“是的。”接着就问，张厂长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前几天厂里招聘中层领导的时候，有一份自荐信，上有我的署名。那封自荐信和他手里的建议书笔迹是一致的。之后的时间里和我谈论着建议书上一条条的内容，和厂里的一些事，还问了些别的事，然后很礼貌的送我出来。于是我的激动的情绪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了。我是谁？我是个笨女孩，笨得复读了三年，连续三次参加中考，都以失败而告终。我还是个丑女孩，母亲经常说我的话就是丑死了，所以我从来不敢照镜子，怕见到镜子里丑得要死的我。自小到大，从来没有人对着我，很温和而和蔼的说过话。父亲母亲的语言一惯是严厉的，不可违背的圣旨。我从来就没有选择不的权利和空间。唯一的一次感动人心的谈话，来自我远在重庆的的大爷，回老家探亲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的一番鼓励。我才知道被人尊重，被人温情的对待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如今幸运之神再次吻上我的脸，我的内心依然是久久难以平静的翻腾。然而这次谈话并没有改变什么，厂长空头的许诺没有兑现，我也没有因此得到厂长的重视，并且被提拔到想要的位置。

我的本家妹妹静，本来在文登刺绣总厂打工。在我们的厂长去那里送货的时候，她跟着车一起来了。她早就知道我是在这里工作的，她和我们厂长一番长谈话之后，终于作了个中层领导，给车间主任做副手，发活，验货，记考勤。让我好生羡慕。父亲也很是嗔怪我的不争气，为什么工作这么久了，还是不能和领导们搞好关系，弄个好的职位为自己？人家静还比我小呢！你看人家的闯实劲儿。可是，很快这种羡慕和风光变成了一种羞耻。静是那样的喜欢吹嘘自己。她说自己从小是从大城市里长大的，有着怎样不凡的经历。回到村里又说，自己在厂子里得到了领导怎样的重用，我是她手下的兵，工作上的事需得听从她的按排。我们讨厌这个车间主任，讨厌那个领导，然而静的做派更让人烦感，言语更加刻薄。她常常穿着打了铁掌的皮鞋在车间里走来走去，高挺着胸脯像个骄傲的大公鸡 ，在车间里不受工人待见，在领导群里不受领导的喜欢。尤其是她那酸不溜丟的异地口音，明显是装出来的。总是没事找事，没话找话的和领导们讨近乎，似有所图似的 。让人实在看不惯。然而这样的风光并没有维持多久，3个月后，厂长通知她下车间干活。她受不了这大幅度的变化，再次回到了文登刺绣总厂。

我进厂的时候，厂里有五六百人。在我之后，又招了俩批工人，共有一千人之多。厂长曾经想完善经营范围，把仅有俩个车间的厂子，改造成能独立完成几十道绣品加工工艺的大厂子，可是轰轰烈烈的搞了一年之后，以失败而告终。刺绣厂以低廉的工资，不尽人情的管理制度，渐渐失去了原有的魅力，人员在飞速的流失，尽管它是国营单位，尽管我们是拿了不菲的安置费的正式招工的工人。调走的调走，辞职的辞职。到了结婚年龄的人，婚后也不见了踪影。我也在三年后的九六年四月离开刺绣厂，结婚了。之后人员流失得更快。  

如今的刺绣厂，厂房还在，只是没了工人和领导。诺大的院子，四排房子，还有那简易的二层小楼，都分别租给了几个家庭小作坊，只留下一间办公室，门口还挂着刺绣厂的牌子，由后来的张厂长在那里办公，他守着一堆的职工档案，和一个公章，有愿意自己缴纳养老保险的职工需要盖公章的时候，他会拿出公章来在那表格上加一个红印，仅此而已。

刺绣厂的巨大变化和地球沧海桑田的巨变一样惊人，世事沧桑，变化无常，我辈该且走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