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乡村邮递员是一项十分受人尊敬的工作。他们身穿绿色工作服，骑着印着 “邮电”标记的绿色自行车，后坐的双向甩两个绿色的邮袋，袋里装着要发送的报纸、杂志、信件、公函和包裹等。绿色的自行车在邮递员的驾驭下轻燕般地穿村走户。

那时在市郊的乡村里，通行的大都是泥巴路，逢雨天路就泥泞难走。村子里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话，全靠一条泥路通往乡村外边的世界。在小镇上有邮电局，有手摇的老式电话，凡村子里有人家遇紧急的事，就会步行或骑着自行车到镇上的邮电局，付五分钱用手摇机打一个电话。如联系远途较为紧急的，可以在柜台上写几句简明扼要的话，请发报员发一份电报给对方。也有年轻人去镇上直接办事的，就把要寄的信件带去邮电所，然后亲自贴上邮票，把信交给柜台营业员，看工作人员在信件上盖了当日的邮戳后，才高兴地离开。这样的通信方式，对如今的孩子和年轻人来说，或许就是天方夜谭，但那时候确确实实是真的。
　　后来，有些地方为了方便，就由各生产队在村宅中心设立一个固定的收信发信、代收杂志和报纸的地方，而供销合作社开的下伸小店来往人员多，是最为理想的。邮箱是用木板制作的，用绿漆刷过，邮箱挂在下伸小店的大门口旁边，箱子的小门上一把小锁，中间用黄漆写着醒目的“邮箱”两个字。除此外，小店里还代销邮票。那时，本市寄一封信只需4分钱，寄到外省是8分钱；而对热心的乡村文学投稿作者来说是多了一份欣喜，由于报刊杂志社给予作者特别的优惠，吸引众多作者投稿，邮资都由对方支付，所以再厚的文稿，只要用剪刀在信封右上角剪去一个小角，写上“稿件”或“投稿”两个字，就可以不用付费了。天长日久，乡村四周的人们都视下伸店的邮箱为不开口的朋友。凡要寄信的人，不再跑远路去小镇，他们会兴致勃勃地赶来下伸店，趁买东西时，买了邮票贴在信封上，然后把信件插入邮箱的上口缝隙中。而邮递员，总是在每天上午十一点左右到达，送来报刊和远方各地的来信，然后再开锁取信，他们把这个工作当作神圣和崇高的事业。而报刊和远方的来信，由下伸店店员抽空帮着插入编了号的村宅口袋里，村宅上有人来下伸店买东西，就会义务帮着带回，而且乐此不疲。
　　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风霜雪雨，邮箱旁每天总有一个人准时来到这里，他就是那个受人尊敬的、身上穿着绿色工作服的乡村邮递员，因为他姓杜，大家爱唤他为小杜。说到那时通信，年轻人居多，他们乡间谈恋爱时不兴经常走动，大多是靠写信传递和表白各自的心情。处于情感萌动期的小伙或姑娘，对爱情有着独钟的美好和向往，他们一旦想起了对方，或者要互相倾诉衷曲，大多会来下伸店走一走，乘购买油盐酱醋时，顺便悄悄往邮箱寄一封信。然后就等待着心上人适时回复。接下来的每天，总有小年轻来下伸店看看有没有自己的信。如果有了心上人来的信，她们就会红着脸急忙拆开，躲在树下看完了才回家。
　　乡村邮递员在我和村宅人的心里，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是他们把外界的各种信息，通过报纸杂志带回到村里，也把村里人的问候等，通过信件带往村外的亲朋好友。时间长了，大家和乡村邮员也就熟悉了。后来的日子，村里人在下地的路上，或在村口遇见乡村邮员骑着绿色的自行车经过，就会互相招招手，唤他小杜，还会问及有何信件之类的话题。邮递员到小村宅送挂号信或电报是最艰苦的，遇到刮风下雨，路上泥泞不能骑车，要穿着套鞋或者赤脚扛起车走一段路才能送到。邮递员就像是春天里的风一样，吹到哪儿都是无限的喜悦。某东村有位军属大娘常收到儿子寄自部队的信，因为大娘认不得几个字，眼睛又花，常常接过信拆了请乡邮员小杜念给她听听。有时念了一遍还要再念一遍，直到老人满意得点头，脸上笑得似花儿盛开……
　　记得80年代末，海峡两岸逐渐实现了间接“三通”。就在这时候，台湾地区数十年没归家的亲人，便通过香港向大陆亲人邮寄信件，寻亲意愿强烈。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村宅的变化很大，一些从台湾寄来的信除了寄错地址，还会写错亲人的名字，成为了疑难信件。记得有一次，年轻的乡邮员为了送一封信，在投递过程中，发现当地同名同姓的有五个人，就挨家挨户地查找了三天。正值寒冬季节，其间东北风猛刮，满天大雪下了一天一夜。但年轻的邮递员不怕路艰，踏雪走了三个相同名字人家所在的六个村宅，最后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台胞亲人家属。当收信的主人家看到邮递员浑身都是雪的时候，深为邮递员小伙为民服务和吃苦的精神所感动。
　  说到这里，还要穿插一个小故事。在我家的东宅，有一个姑娘叫秀薇，长得亭亭玉立，十人九赞。那年她二十一岁，父母为她获色了一个在镇上当医生的小伙子。小伙长相不错，论家庭条件，有房有钱。但姑娘始终不肯去见面，这是为什么呢？是缘份没有到还是什么？后来其母发现，女儿爱上了每天穿村走宅的乡邮员小杜，已处在热恋中，他们用写信的方式互相联系，几乎每周要写一至二封信，姑娘的枕头里，塞满了小杜写给她的信件。此事被当地乡人传为自由恋爱的典范。
　　九十年代前夕，也是我踏上文学创作之路的黄金时期，每天工作后回到家里，创作的灵感一来，常常会把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故事通过文学形式写出来，手执钢笔，抒一份浓浓的情感，写在方格文稿纸上，然后再通过邮递员寄到一个属于我梦想发稿的报纸刊物。那时我年轻，创作精力旺盛，常常会写到天亮。所以，我几乎每三天中就有一件文稿要向市内外有关报纸杂志投稿。当我把糊了口的信交给邮递员，看着乡邮员打开绿色的邮包，把投稿信件认真装进包里，然后招招手离开的时候，我还会莫名地站在村口，目送着邮递员的背影，直到消失在乡间小路为止。是生怕稿件掉了吗？此种心绪怎么也说不清楚。真的，这对于不写作的人来说也许是不会体验到的。
　　投稿后就会盼着编辑能够修改和录用，然后复信。那时我遇到的编辑很好，有文稿寄去必复。常常是这样，当我向编辑部投稿以后，报纸过十天半个月，杂志三个月后便会收到复信。当我在邮递员手中接过汇款单据。我就会激动得心跳；当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从某编辑部寄来的信件，看着散发着油墨香的书报上印有自己的小说、散文、诗歌等，就会静静地一口气读完，从心底里升起一份悠悠的甜蜜。所以等候复信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每当在家休息时，我总是会在邮递员进村的这个时间，在场院的路口东张西望，看到绿色的自行车和听到车铃声，就会莫名的心动起来，盼望着某编辑部的来信就是录用稿件的好运。常常是这样，看到信件中的方格稿变成了铅印纸，那种兴奋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当然，许多时候看到邮递员在向我招手时，但看到他没停车，就会知道没有我的信件，觉得有一份小小的失落感。后来我不断告诫自己，创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这样一想，即使没有收到的回信，留下的不是失望，而是多了一份给自己加油的动力。
　　到了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村村宅宅的面貌一新，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新时代来到。乡村的许多路开始改造成水泥路或柏油路。邮电部门的发展速度也很快，乡邮员的出行也大变样，他们出行的工具从骑自行车变为了骑摩托两用车，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革。多么神气的乡邮员啊，他们身穿绿色的工作服，骑着绿色摩托两用车穿行在乡村间。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啊！当邮递员走村串户送了报纸和其它邮件，又骑着摩托车唱着歌走了时，坐在阳光下的村里的退休老人们，他们停止了侃大山，摸出老花眼镜，翻读着订阅的报纸，闻着油墨香味，开始了幸福的阅读时刻……
　　如今，乡村不少家庭有了电脑，网络也普及。人们在获取信息等方面，和人联系的方式等有了很大的改变。个人通信不再靠写信；读书报可以从电视，网络上便捷轻松地获得。与人联系时，手机短信、微信，微博均为时尚，任你选择哪一类。写作和投稿，除了一些年长的作者写作时还坚守着爬方格文稿纸外，其余的作者大多是用电子稿发往对方的邮箱，也可以直接点击进入网络文学，放飞各自的灿烂梦想。乡村生活中许多原来靠乡邮员做的事，开始了大的变革。如今的乡村邮递员的工作，除了送极少的信件外，大多是给一些村宅和单位送送书报，给村里人送一些网上订购的物品什么的。但村里的许多人，特别是老年人，他们与乡村邮递员依然互打招呼，没有变淡。
　　每当我回乡度假时，看到乡村邮递员的绿色摩托车从屋前的水泥路经过，就会想起当年那些难忘的创作岁月，放飞的梦想便会又一次变得飞翔起来。又后来，邮电在1999年初分了家，邮电所变成了邮政所和电信两家。邮政所内设邮政银行。那次我回到家乡，发现家乡那个邮电所因为征地搬到新镇的新街去了，原址上新建了一排住宅高楼。当我在新街找到那个我思念的邮电所。发现那里装潢得十分气派，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新面孔。
　　触景生情，想起了那个乡村年轻的邮递员小杜，便去投递室打听。当我问及乡邮员小杜时，邮局一位即将退休的老领导告诉我：自从你离开家乡去市内工作和居住，年轻的乡邮员小杜由于工作成绩斐然，被评为市级系统先进工作者，不久又当了投递负责人，三年后又被调到县城支局当了投递股长。一天，一邮员突然在上班途中生病，为不延误送信送报送杂志，小杜马上帮着去代班，在骑着两用摩托车帮送一份贵重物品时，在长江堤岸的桥畔遇到了一个持刀抢劫的小偷，为保护人民财产，他奋不顾身和小偷搏斗，最后人民的物品保护了，而他自己却因流血过多牺牲了……追悼会上，他被组织上追认为烈士，凡知道和认识他的人都来了，花圈排满了大厅和所有走道……他的妻子秀薇，就是当年通过写信自由恋爱的姑娘，用绿色的工作服包裹着丈夫的骨灰盒，而且执意要把他的骨灰盒接回家中，据陪同的亲戚说，她抱着小杜的骨灰盒，不断落泪地亲吻着，还轻轻地和他说话，一连抱了三天三夜……
　　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民的邮递员啊！那一刻，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淌。朦胧中，我的眼前仿佛又看到了当年乡村的一幕幕情景，看到了年轻的邮递员小杜骑着车穿梭在乡间，那清脆的自行车铃铛声响起，一个亭亭玉立的乡村女孩的眼睛正望着他……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在市区的马路上看到邮递员开着摩托车一闪而过，我依然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那个年轻的邮递员小杜，他骑着那辆绿色的自行车，驮负着对事业的爱和希望，穿梭在乡村的前前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