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正在键盘上敲着字符，忽然接到婶母的电话，听她絮絮叨叨说起一件事情，央我去处理一下。我唯唯连声，随即站了起来，手上的活儿只好暂且搁置下来。
　　
　　据一个进城购物的村邻相告，婶母家无人居住的老屋因为年久失修已经多处渗漏，很有倒塌的可能。虽然那里早已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她自备的一口“千年木”还搁置在楼梁上，一旦房屋倒塌，“千年木”势必砸坏。因此很有必要将那可怖的怪物从楼梁上移下来，放置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借以避免砖瓦的砸撞和日晒雨淋的侵蚀。像“千年木”这种东西，人死了才用的，和鬼神祭祀有关，带着一些说不清的忌讳，除非迫不得已，平常是不能乱动的；况且那骇人的外表令人敬而远之，因而这事也不好随便托人去办。于是我和堂弟一道开车向三十公里以外的故乡赶去。
　　
　　自从叔父病故以后，婶母就抛弃了耕种大半辈子的田地，跟随堂弟一起搬进城里居住了。数年下来，像许多迁出乡村的农民那样，她似乎也适应了城里的生活，一改赤脚农妇粗犷的容貌，处处变得精细起来。但是毫无疑问，乡村依然是新生市民的根，时时与他们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纠缠着割舍不断的感情。在故土上延续演绎的婚嫁丧葬、修屋上梁、生辰三朝等等红白喜事的庆讯，会通过书帖和手机这两种裁然不同的通讯方式传达移居都市的亲友。
　　
　　靠近故乡时，驱车从干线拐上村道，远远看见田野那边的农舍，或红砖平房，或土墙青瓦，疏疏落落分布在山脚下，看似参差不齐，却极有情趣地聚成整体，依稀迁避这里的远祖，相互依偎着抵御寒冷和危险。岁月在艰辛的生活中滑过了几个世纪，祖宗的沧桑依然铭刻在斑驳的土墙上。午后的冬阳暖暖地晒着，历史和现实在宁静的氛围里恍然交错。篱笆外一棵光秃的枣树上晾挂着切成爪条的萝卜；勤快的农妇也趁着太阳在门前的竹杆上晒满了花花绿绿的被套。走进村子，骤然间感觉有些冷清。村子里没有几个人，许多房子门窗紧闭，屋主早已离开。少了鸡鸣狗吠的热闹，也少了孩子喧哗的嬉戏，唯有那一簇簇绿树包裹的安祥令我心中一动，久违的亲切感顿时复苏。
　　
　　这安祥的气息正好映照我们内心的苦寂。蜇居商品房里的街上人因为迥异于乡村的便利条件，没有了诸事求人的必要，只要有钱，一切都可搞定，因而切断了人与人之间情感联系的纽带，失去了心灵间相互温暖的意愿。冷漠的气息弥漫在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物欲的满足难以弥补精神上的空虚，曾经羡慕的生活一旦到手就变得有些寡淡。正如一个兴致勃勃的旅人，看到渺如仙境的远山禁不住手舞足蹈，待他走近时才发现不过平常的顽石草木而已。
　　
　　婶婶的老屋座落在村子的东端，和最近的邻居间隔着一片小树林，是个典型的“单单户”。连续的晴天使通向老屋的小路变得既干爽又硬朗。道路两旁随意生长的枫树、槐树和不知名的杂木，把遒劲的枝桠交叉伸展在小路的上空。路旁的青苔受了树荫的庇护长得分外茂盛，正以卑微的姿态展示自身的苍翠和洁净，让人忍不住想坐上去小憩。许久以前，浓密的树冠上经常有画眉驻足，它们一边喙下伤虫的果实，一边唱出婉啭的歌喉。但在这时却一片寂静。待我们走近时，三五只栖息的斑鸠警惕地振翅飞走了。
　　
　　这片林子我太熟悉了，几乎能历数它生动的表情：春天是绽放的新绿，夏天就浓郁成一片荫凉，到了秋天，则显出成熟的稳重和恬淡。现在，象接到物候老人的一声密令，或红或黄的叶片纷纷从树冠上落下来。那飘飘拂拂的身姿像一首首轻盈的小诗，那触地时弱弱的一声叹息，仿佛呻吟着流年不再的忧伤。然后，那些诗的精灵就安静地躺下了。看着这样的情景，总能勾起我伤感的回忆，缅怀童年的时光。那时候，稚嫩的脚丫无数次在这条小路上疯跑过，嬉闹的欢笑穿过树梢飘向了流云，泥土的质感却清晰地铭记在心坎上。如果能穿越时光，我会毫不犹豫地在落叶织就的地毯上打两个滚——此时也是心里痒痒的，但我终于没有躺下去。
　　
　　我们踩着落叶走进篱园，场院是一片触目惊心的死寂，老屋一旦失去了人气竟会呈现如此凋败的景象。昔日光洁的院子里长满了蒿草，那里再也找不到我们跳房子刻画的线条。曾经装满幸福的屋宇在记忆里是一座高大的殿堂，现在却显得那样狭小，仿佛一个褴褛的乞丐呆立草丛中。门窗早已失窃，空洞的方框像几张饥饿的大嘴。屋背的瓦片被风雨摧残得七零八落；裸露的檩条开始腐朽，泛着灰白喑哑的光泽；土砖墙壁上到处是雨水冲蚀的痕迹。屋旁的树木把有力的根系伸到墙根下，然后长出新株，不动声色地占领曾经不敢问津的空间；爬山虎也悄悄地攀上山墙，与身旁的树木试比高低。在这样破败的地方，也许最适合狐仙来演绎聊斋的故事，精明的老鼠是再也找不到一粒大米了，春归的燕子也不愿在曾经的屋檐下筑巢，只有守株待兔的蜘蛛，在黄昏里织就硕大的网络，暗自窃喜没人打扰它猎食的阴谋。
　　
　　走进凌乱的居室，越过废弃的破烂家具，抬头一望，楼梁上果然有一副“千年木”，黑黢黢的泛着幽光。上面盖着一层油纸，油纸上积着厚厚的灰尘。这灰尘将棺木与杂物和谐成一个整体，整个楼梁上是一片灰蒙蒙的颜色。
　　
　　楼梁有两米多高，伸手可及，但没有楼梯，单凭我和堂弟两人显然无法把那庞然大物弄下来，必须去村里叫两个劳力过来帮忙才行。然而一路上看到的是空荡荡的村巷，不多的几个男人正散布在田野劳作，此时要叫来两个人还真不容易。我察看了室内可能放置那物么的地方，暂时遮风挡雨还是可行的，但这样平坦空洞的场地从安防措施方面来看几乎为零。如果因为把它弄下来而招致偷窃，我们的举动岂不等于帮了窃贼的大忙吗？
　　
　　我表明这层忧虑，堂弟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刻放弃了搬移“千年木”的打算。事实上，我们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在一个失去信仰失去敬畏的时代，生活中各种禁忌的破除正在动摇人类基本的社会秩序和内心秩序的基础，大大小小的窃贼一门心思只考虑解决技术上的问题，把活儿做得漂亮不易发觉就算本事，道德上再也不用揣着良心不安的愧疚。城里的贼越来越多，但街上人日益坚固的安防措施让缺乏技术含量的窃贼们哀叹不已，空巢化的农村正好成为那些在城里混不下去的小偷和二流骗子转移的猎场。村村通工程硬化的道路没有拉出更多的粮食，却为窃贼做案铲平了阻碍。那些驾驶摩托的职业小盗来去如风，欺负留守的老农犹如美国攻打伊拉克一样得心应手，捉人鸡鸭简直探囊取物。如果在某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两个当代豪杰联手作案，不费太大的力气就可以把这副棺木拖走。这种平常让人见到就觉晦气的东西到了窃贼的眼里就只剩下钱了。这东西购买起来得花两三千大元，窃贼们只要几块钱汽油的成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掠走，并很容易将它变成千儿八百的现款。
　　
　　于是，我们决定放弃搬移，而改为捡瓦——只要这屋子不再漏雨，就没有搬移物么的必要。我叫堂弟去村中借来一架楼梯，我们从后檐上房，开始忙碌起来。
　　
　　捡瓦是一种粗活，但也有一些讲究的。青瓦分大头和小头，大头厚而宽，小头略窄而薄，槽瓦就大头朝上，小头朝上；盖瓦就小头在上，大头朝下，依次鳞接，托水下来；同时，作槽瓦要选取模样端正无残损的好瓦，才能保证下雨不漏。那些略有瑕疵的就当作盖瓦，破损得厉害的只好丢弃了。
　　
　　这些技术措施虽然简单，但堂弟并不会弄，就像许多八零后九零后的农家子弟不会做农活一样。我这样教他，并示范给他，他才恍然大悟，同我一道着手忙碌起来，不久就熟练地掌握了。我们将瓦沟里堆积的落叶和污物清理掉，将盖瓦和槽瓦都掀下来，去掉破损的，换上完整的重新遮盖。这样势必添加瓦块，在没有备用品的情况下只好重点保护放置棺木的这间房屋，从另一间最破败的房背上揭瓦过来加盖。
　　
　　太阳暖烘烘地晒着，站在有些腐朽的屋梁上，脚下和心里都有一丝颤巍巍的感觉。也是好久没有做粗活的原故，不久就汗流浃背了，以致衣服一件件地脱掉，最后只剩下背心，让结实的肌肉裸露在凉嗖嗖的轻风里，但是劳动的欢喜始终荡漾在心间。我们一边做事一边说笑，体验着这种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的无穷乐趣——这样的乐趣在城里已经很难体验到了。
　　
　　瓦片在我们的手里嚯嚯地响着，灰尘不断地往下掉。就在我脚下这间小小的厢房里，一个幽静的夜晚，曾经进行过一场严肃的对话。那场对话，足以改变堂弟一生的命运和这户人家现世的走向。当年正是八十年代中期，农村经过几年责任制的激励出现了一些繁荣的气象，到处大兴土木，开始红砖平房替代土砖瓦屋的伟大改造。那时候，农民修屋相当不易，每块砖头每块瓦片都是一口一口从嘴里省下来的。修屋是人生最大的理想，房子造得如何也就标志着那一代农民的人生价值，其直接的效果就体现在儿子是否能娶到老婆或儿媳妇的人品质量上。能比较容易建成红砖楼房的人家往往是女孩垂青的对象，自然能娶回秀外慧中的好媳妇；没有此等能耐的人家，只好拣那歪瓜裂枣娶回家来繁殖后代足矣！
　　
　　在堂弟初中升高中的关键时刻，叔叔和婶婶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是修屋呢还是送儿子读书？既修屋又读书当然好啦，但是以其微薄的力量，要想两者兼顾，正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是很难的。两位家长在黑暗中躺在床上反复地商量，不断地叹气，做出每一样选择都让他们心痛。最后，叔叔咬咬牙：“修屋还不是为了儿孙好？我们苦点算了，还能住几年？如果儿子能读出大学来，吃上国家粮，还要这农村的房子干什么？读！让他读！”
　　
　　从此，叔叔家里一直居住着祖父传下来的老屋，就是现在这座摇摇欲坠的土坯屋。其实，一言九鼎的背后，叔叔还是有些心虚的。如果儿子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呢？赔了夫人又折兵，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就只好认命吧！痛苦的决定就像一场赌博，叔叔把宝押在堂弟还行的成绩上和比较听话的德性上。最后，叔叔赢了，堂弟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当堂弟大学毕业的时候，叔叔也因劳累过度吐血身亡了。他临终的时候拉着堂弟的手，气若游丝，只说了一句话：“将来有能力了把你老娘接到城里去享两天福……”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瓦背终于捡修好了，我们从屋背上退下来，两手黑乎乎的，脸上也沾满了污渍。堂弟从楼梁上找到一只旧桶，又找到一段废弃的电线当绳索，到院子一角的水井里吊上水来。我们痛痛快快地洗濯了一番，重新穿上衣服，巡视我们的劳动成果——那变得整齐的屋背——心里充溢着对自己劳动肯定的满足和愉悦。
　　
　　“就是这个样子，再过三五年肯定没事！”看看将要落山的太阳，我说，“走吧！”
　　
　　我们踏着暮色离开老屋，向村子里走去。一路上经过两户人家的院落，都是门户紧锁的，各种迹象表明许久没有住人了。一切都处于一种自然的沉寂、衰败、腐朽的过程中，并把那种失去时间意义的进程断面无声地展示在我的面前。踢踢踏踏的脚步声落寞而空寂，单调地在院子里回响。眼前的环境似乎变得虚幻起来，我仿佛行走在幽森的海底，又像游荡在一个虚无飘渺的梦境里。
　　
　　一阵悠扬的琴声忽然传过来，把这种虚幻的感觉击得粉碎。老家还是这个老家，虽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大概的的基调还是没变的，其实最大的变化就在于昔日人烟绸盛的景象被人去屋空的冷清所取代。琴声是从第三个院落里传出来的。那琴声呜呜咽咽，出自那种惯于拉出低沉而悠长的韵律、忧伤多于欢乐的乐器。走进那个庭院，门阶前的竹椅上坐着一个形容沧桑的老者，正以瞎子阿炳的姿势操持一把二胡，伊伊呀呀地拉奏。
　　
　　老人叫吉旺，近七十岁了，按辈份我们应该叫他叔叔，正是借给我们楼梯的那户人家。我们归还了梯子，亲热地和他打了招呼。这时，女主人也迎了出来，并殷勤地搬出板凳，亲切地叫我们坐下休息。我说：“吉旺叔，您拉得蛮好啊！”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蓝壳“芙蓉王”来敬了吉旺叔一支。我本来不吸烟的，却常常带一包香烟在身上。敬烟的举动与其说是为满足烟瘾，还不如说是一种礼节——我们的民俗如此。
　　
　　“呵呵！拉得不好，乱拉的！反正没事，解闷呀！”老人谦虚，连忙放下二胡，几近卑恭地伸出双手接了，一面来了一句带彩的谢辞，“嗬！吃你的发财烟呀！”
　　
　　我哈哈笑着应承，心里却漾起一丝堵的感觉。现在，连僻居乡里的老人也深深地懂得当下社会的价值观，知道评价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他有没有钱，而基本上过滤了其赚钱的手段，“发财”成了人们相互问候最普遍的贺词。吉旺叔现在对我的“恭敬”并非基于我的人品和能力，而是基于我相对于他“有钱”的那样一种价值错觉。我是替那些真正有钱的人背上了尊严，同时也背上了诅咒。
　　
　　告别老人，我们坐上车子，发动引擎掉头回城。一路上难得遇到几个村民，也就省却了许多寒喧和问候。车轮悄没声息地碾过黄土小道向村外驶去，窗外茂密的灌木不断地向车后掠过，村子与我们就渐行渐远了。转上出村的山梁，我猛然刹车，回头怅望。隔着漠漠水田，刚才还充满质感的村庄又退回虚渺的意境里去了，那清淡恬静的影子仿佛沉婉忧伤的琴声，飘浮在暮色弥漫的乡野，丝丝缕缕溶入我的心田，几许沉醉，几分沉重。
　　
　　哦，乡村！这古老文明依然活着的标本，像永远难以进化的草履虫，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依然散发着新石器时代的气息。人类文明的母亲，被榨干乳汁之后，却遭到儿女的厌弃。那村头伫立的老妪，不就是你苍凉的容影？你蹒跚的脚步将走向何方？你的明天又会是什么样子？
　　
　　汽车飞快地行进，载着游子的沉思愈去愈远，逐渐消失在原野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