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诗外传·卷一》载：“荆伐陈，陈西门坏，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过而不轼，子贡执辔而问曰：‘礼，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今陈之修门者众矣，夫子不为轼，何也？’孔子曰：‘国亡而不知，不智也；智而不争，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门者虽众，不能行一于此，吾故弗轼也。’”

楚国进攻陈国，战败了他。投降的陈国人，被派修城门。孔子乘车来到这里，凭轼而望，并不下车以礼。古代有礼仪规定，乘车者出外路遇有两个人，就要凭车轼向人致敬；遇三个人就要下车致敬。孔子见到这些修城的陈国降民，从心里鄙视他们，不下车以礼仪致敬。子贡不解问孔子，为何不下车致敬，有失礼仪。孔子说：“国亡而不知，不智也；智而不争，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门者虽众，不能行一于此，吾故弗轼也。”

在这里孔子是片面的主观思想，没有深层地去分析为何陈国国民降楚。陈国的民众爱不爱国，在于执政者对待本国民的政策，一个政权失去了民心，相反的给国民造成沉重的负担，国民对这个国家的政权只有痛恨，谁还愿意拼死捍卫？卫国的国君卫懿公嬖爱鹤，给以很好的饲养；而国民却得不到惠政，国君爱鹤胜过了爱民；当狄人进犯卫国，国民说：“国君爱鹤胜过我们，狄人进犯，让鹤去抵挡吧！”由此看得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将会走向覆灭。陈国的国政不会好，才会致使陈国有降民受命楚国修葺城墙。孔子只看到了陈国降民奉楚国命修城的表面，却没去看陈国民为何降楚的内在原因，而一昧地责备他们，这是他对此事的偏见。

《春秋左传》曹刿论战载：“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以曹刿论战，他和鲁庄公的对话，可以看出民心之重要。要让国民舍生忘死来捍卫这个国家、这个政权，首先是这个国家的政权爱民吧？鲁庄公对国民的态度“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在这里只是在处理案件上做到了以理判决，沒有冤屈歪理，曹刿听此觉得可以一战。是的，爱国是大义，也要看为什么样的政权值得去爱这个国家。卫国的国君只爱鹤，不爱民；民能爱国吗？陈国也是这个道理。做为民众，只是为了生存，有吃有穿，解决温饱就可以了，绝不会去拥护捍卫一个给自已沉重负担沒有公理的政权。

武王伐纣，兵至牧野，商兵倒戈反倾向周武王，一举攻入朝歌灭商，就是很鲜明的例子。民众沒有虚伪的高尚大义，只有实实在在的利于我者，则是好；不利于我者，则是孬。因为他们生活的空间狭窄，有局限性，面对的就是吃穿温饱的生存。明朝只所以灭亡，清朝兴起，就是这个道理。不论谁来主持乾坤，只要利于自已，就会拥护捍卫。

孔子只知评说他人如何，可是自己呢？也还不是周游列国，希望能得到其他诸侯国能采用他的政治主张，可以强国称霸。在他心里希望自已也如管仲那样辅佐齐桓公，言听计从；最好能像他极力推崇宣扬的伊尹、周公旦那样辅佐摄政，帮助治国安民教化百姓。要是能有尧禅让舜的事在他身上，那就更好了。若依他的君臣之纲理论，他曾任职鲁国大司寇，为鲁国臣民，若是他游说其他诸候国如得到重用，任为官职，他是否亦是违背了臣纲之义，成为叛国逆臣民呢？再者，其时周天了尚在，还有册封权力，他不去为周天子尽人臣之忠，却一心想辅佐周国属下诸侯国，使他们称霸，势抗周天子之天威，其理也是和他的臣纲之义相违背。他很赞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公这种做法有僭越周天子尊威行为，还要去宣扬效仿吗？是否是和他的学说之义矛盾呢？ 笔者觉得孔子倡导的儒学只是把周礼系统地继承传播了下来，也不是他的独创。他以周公旦为师，去周拜谒李聃，在周朝大殿前抄录《金人铭》，把周朝时期的文化整理后以借故事言论加以说明。

东周（公元前520年）在那个时期周朝，姬猛，姬朝争天子位。姬朝把周王室几千年的藏书装了五大车，逃向楚国。一路上这五大车书籍，被遗散丢失，甚为可惜，没有传流下来。这样，就成全了李聃和孔丘。

孔子按道理推崇爱国品行，可是他的实际行动却是相违背的，周游列国就是见证。

孔子本性也脱不掉利己则优；不利己则劣的这种思维，要不他不会去周游列国了。按说他也知道“苛政猛于虎”，却不去体会面对猛虎人的心理感受来看待陈国降民，是他的疏粗地方，不能够详察至微。

孔子自已尚且去投奔外国，施展心中的志向，却蔑鄙不容陈国民众为生存而降他国，可笑！真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