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最后一天了。

送走从我们的手指脚下滑过的一年，365天，仿佛只是一瞬间。

许多往事荡漾在心头，牵动着悠然的思绪。时常看母亲的华发在额头晃动，总是欠疚。陪伴母亲的时间很少，不是没有时间，而是工作之余，便躲进了家，慵懒在冬日过早的黑夜。

我和母亲一起边聊天边看电视剧《老农民》，那个纷纭变幻的年代，深深地烙印在母亲的心上。母亲说起我小时候的一件事，那时我刚一岁多，母亲去了学习班封闭学习，不让回家。约二十天后，她很着急，便请假回家。进到院地看我一人抓着自行车脚踏搅动着。瞬间她心里很不是滋味。祖母病了，躺在屋里的炕上。母亲抱着我，我竟然有点陌生地不敢看她，第二天当母亲走时我却怎么也不放她走，一直哭嚎。这样的体会恰恰在我儿子一周岁时，我深深地感受到过。儿子一岁时随爷爷奶奶去姑姑家，约过了半月后，我们去看他。他看到我慢慢地走到我跟前，带着些许的陌生，些许的羞涩，些许的思念吧。我抱他坐在腿上，原本很闹的他，那一刻却很安静地坐在我的腿上不想下去。孩子虽然不会表达，但就那么一个细微的动作或是眼神已经深深地触动了作为母亲内心最柔弱的神经。他爷爷告诉我，说孩子胆子太大，将小手伸进大黄狗的嘴里抓狗的舌头，狗竟然不咬。听后我惊出一身冷汗，万一狗咬了，该是怎样的结果？所有母亲都担心孩子处在一种不安全的环境。

母亲又一次提到了我患病住院的事。母亲怀着孕，抱着生病的我去医院，走了近三公里路。医院让住院治疗，可家里人又都不知道，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抱着我到医院门口希望踫到一个同村的人给家里捎个信，跑了五六趟也没有遇见一个认识的人。父亲正在打蓝球，祖母等母亲抱着孩子看病久久不见回来，让父亲去找。父亲去了医院却没有找到。回到家，祖母又催促父亲，父亲叫上在县城上班的大伯一起到医院找到了母亲。病越来越重，发展到我站不起来，母亲无意中听说他们诊断错了，抱着我从医院跑了出来。

曾经和现在听母亲讲这些感触是不一样的。曾经像是在听一个与自己有关的故事，现在，却有一种从心底溢流的母子深情或相依相偎的细腻情感。

母亲说起二祖父因为说宝卷，参加三阴会，在一个清晨被抓走了。她看到后告诉父亲，围拢了很多人，静静地看着，二祖父戴上手铐。二祖母急匆匆地给二祖父找衣服找鞋子。一走就是四年，被关押。我只知道二祖父一直是批斗的对象，只知道他是四类分子，却不知道还有这样一段经历。

父亲辍学后，在四清运动中，因为是村上的会计，帐面上说亏了。我的祖父用修建房屋时砍掉的枣树，天天锯成小段扎成一梱，背到县城去卖，好几天才卖上几元钱，还欠款。到年底清帐，父亲所欠帐只有二十七元，祖父还上了一百二十七元。村上却将钱发给了村民们，没有钱退还父亲，只好将没收刘跃文家的一台缝纫机顶给了我家。

在那个饿死人的年月，人们更需要的是能活命的粮食。姨实在饿得不行来找我母亲，我的祖母给了她一小包炒麸皮。姨回家将它藏在炕洞里，实在饿得不行了，吃上一小把。被大舅发现后拿去一次给吃了。

看着电视剧《老农民》那一场一场运动，母亲忆起了许多那个年代的艰难。父亲提着油印机印刷宣传材料，一家人多日没有粮食了，二伯是大队文书。取掉油印机的芯子，二伯在里面偷偷地给放了点粮食。父亲悄悄地提回家，一家人才没有被饿死。一生正值的父亲，在我的记忆里从没有拿过集体的一点东西，这却是我从母亲那里听到的父亲做“贼”的事。

后来，父亲带领乡亲们开荒治理盐碱地让乡亲们吃饱了肚子，公社要调父亲到公社工作，每一次都因为亲生父亲（二祖父）的问题，政审没有通过。第二次，又是因为这事还是没有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就这么错过。当第三次人家又要调父亲时，父亲也没有抱太大希望，可这次通过了。因为那时二祖父平反了。偏偏大队不放人，说是将他们的人都调走了，谁带领他们发展生产。本村的张居额顶了这个名额，吃上了公家饭。这些是我写关于父亲的一些文字时所不知道的事。

父亲从小就过继给了他的三叔。在他八岁那年知道这事，坚决不干。只好送到师家姑妈家里呆了一年。我一直没有弄清处我们和师家的亲戚关系，小时候跟祖母去过，师家大爹也常来。

母亲说有一次她去大寨小学参加学习班，当时正在搞破四旧，当场就要让她们都剪辫子。也没有理发师，就互相用剪刀将辫子从根部剪了。她披着那一头短发回家，刚到村口正好好多村民都聚在水井旁边，看到她像看到了怪物似的：“你们快看，那是谁？”母亲羞得赶快往家跑。当时父亲也在场，看那么多人议论母亲的头发，我不知父亲是啥感觉。

这些久远的往事，勾起我无尽的回忆和怀念。

陪母亲看电视，母亲讲着这些琐碎的往事。更是细心地照顾着感冒的我，一会儿拿了蜂王螀非要我喝点，一会儿又冲上酥油茶让我喝，还拿来一盒药看我能不能吃。这些细细碎碎的关照在我的心底激起波浪。

是啊，人上了一定的岁数，就喜欢回忆。母亲如此，我又何偿不是。

昨天与老公同样是在看《老农民》，他忆起了文革的一些事。文化大革命给他们一家带来了灾难性的毀灭。他父亲是粮食局局长，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将他的脸上抹上黑灰，晚上批斗，还让家人必须参加。她母亲带着他们去了。他父亲站在一个登子上，脖颈上用细铁丝挂着一截粗木板，上面写着：“反革命”，不一会儿血顺着脖颈流下。他母亲开始哭泣，他们都不敢看，躲在母亲身后。他们还不让母亲哭，必须要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吴国雄。”

后来，他们又制做了一个生铁帽子，帽子里面凸出好多小桩桩，就硬给他父亲戴在头上游街，脖子上依旧挂着那个牌子，血顺着他的脸上颈部流下。这些画面一直刻在他的记忆里，是他幼年不能忘却的回忆。

紧接着母亲是资本家的小姐，也被抓去游斗。很快他们被赶出了原先住的房子，他们找了一间闲置的土坏房住在那儿。抄家抄走了所有。这间土坏房一个土炕连个土炉子，边上的泥土台上放案板，边上一个水缸，中间放着一张桌子，这就是他们一家七口的家。最小的妹妹在吃奶。大伯的孤儿孤女都在他们家，比他们大，堂哥弄了点泥巴将墙上的洞糊上。他们就挤在一个炕上。母亲被从原先的单位调到供销社搬运货物。父亲蹲牛棚，受不了被打的折磨，几次想上吊自杀。母亲鼓励他无论如何都要活下来。这是一段非常心酸的记忆。到七八年父母评反了，还补发了七年的工资。他父亲把左邻右舍在特别困难时偷偷地接济过他们的人都请来，买了一个猪头和酒，做了菜，大家一起吃。那天他父亲喝得大醉，之后，父亲、母亲都嚎啕大哭，他们全都跟着哭。能熬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多么不容易，但又是多么幸运。他们必定看到了光明，证明了自己无罪。而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人，是多么的冤枉，他们最终没有等到澄清事实真相的那一天。

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只有经历了的人，才更能体会。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理解那个年代的，他们无法想象那时的愚昧、落后和贫困的程度。他们不知道饥饿到饿死人是怎样的境地。文革时期的疯狂，让正直善良的人们睁着一双迷茫的眼睛，看一群曾努力工作，无私奉献，忠于党，热爱人民的人，被一两个人带领一群愚昧无知擅长于打砸抢的人愚弄到无奈，多少人不堪被屈辱和殴打，结束了生命或惨遭不幸。

往事，那些细琐的生活，脑海里浮现着好多远去亲人的身影。无论是听说的还是经历过的，都引人沉思，激起深切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