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这是一部传记文学的长篇,纪实了我和我的家庭,计划写五部,现在完成了两部;第一部【家】,第二部青春岁月里的【知青岁月】第三部【人生】,第四部【磨砺.】;第五部【眷恋】每一部二十章,每一章有十个情节段,这或许是我的文学梦想的一个万里长征;在100章、在1000个自然节中完成从童年到50岁以前的所见所闻;看身体状况吧;或许有继续也可能是遗作,从现在开始就敞开这个口子,希望读者耐心的等待着,我也以我最真实的生活和鲜活的文字奉献给读者和我的朋友们......
第一部
第一章——童年
一
六十年代初,我七八岁的时候,我们那一趟街的男孩子特别多,每当暑假三五成群一帮一对的男孩子在对面的鲁迅公园的山上玩耍,大部分孩子的家长是有工作的,白天父母上班没有人管理的孩子真是放羊了;一个个在泥里水里打闹玩耍,白天被荆棘揦伤在脸上和身上是长有的事情,在山上玩够以后就超越小道来到老虎滩一个石槽的海湾,十几个男孩子脱光衣服齐刷刷的从悬崖上往海里跳,真是一道风景线;我们周边的男孩子五六岁就会游泳戏水,狗爬蛙泳和潜水有模有样,一个夏天男孩子们身体被海水泡过又被太阳晒过,各个黑里透红,到了晚上男孩子们一个个静悄悄的看着大人们睡下了,才翘着脚从厨房或者凉台上爬窗户回家,在锅灶上随便吃些食物就睡去了……
那个夏天,我们街上有一个14岁的男孩子小名叫大眼睛的,与酒鬼老张到棒棰岛海域钓鱼,因为在落潮进入砣子里,两个人没有在意,风平浪静,鱼也上钩,忘记了涨潮了,就被困在砣子上,整个一趟街的邻居和派出所的民警都出动了,还是没有找到人影。后来大连水面舰艇学院出动了舰艇,才在第三天找到他们的尸体,他们被夹在石礁的缝隙里,已经没有了人形;从那个时候我们这条街的大人们对男孩子的管理严了,但是每年都有人落水淹死的,一些老人说海龙王饿了,还有老人讲西门豹的故事,还有一些鬼蜮的故事,吓得女孩子们晚上不敢上厕所和夜行,男孩子们还是我行我素,一个劲央求大人讲述,女孩子则捂着耳朵跑远了……
过了夏季,学校开学了,家长和孩子最头疼的就是学费;那个时候上学的学费一年7元钱,每一学期3.5元,还有书和笔记本的钱,一年亦要10元多,家里孩子多的,经济就十分困难的。老师每到这个时候就登门拜访,家长有的与邻居拆解及时给了老师,还有的得待到下一个月工厂发薪水时候。这样没有交学费的孩子就经常逃学来回避老师和同学的白眼和讥讽;我经常记得邻居家的三个男孩子14的、12的、10岁的;三个每天在外面野跑,早晨家长上班他们亦背着书包出来,晚上家长回来了他们不知道从那里也回来了,大的领着小的;在白天我母亲经常把他们带回家,把他们破碎的衣服缝补好,把烛台上的玉米饼子还有腌浸的咸鱼热好给他们充饥,后来他们大了,有一个当兵提了干,有两个先前做生意赚了钱开了工厂……现在是企业家了,我母亲去世祭奠的时候他们哥三都来了,感觉没有忘记当年的被帮助过的情景……
秋天,我们街上的男孩子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给附近的奶牛场割青草;每天下午放学,男孩子结伴在山上,大家先把草割好,然后一起玩耍和扑捉蚂蚱和山雀,或者采摘一些熟透的山枣和可以吃的野果,女孩子们也三五成群提着篮子挖野草……
那时候粮食家家不够吃,国家没有充足的副食品替代,女孩子们则到农民收割完的地里捡拾一些地瓜和薯根和叶子补充粮食的短缺;男孩子们一个月下来割的草,把每天用草换来的小票给大人……大人到奶牛场算账,我给奶牛场割草亦有八九块钱收入。大人拿出其中的五角钱给我们买糖块或者学习用的;记得我喜欢的一支自动铅笔需要一角二分钱,我用一个秋天的劳动换来了我的学费和那支喜欢的自动铅笔,我一直用到上中学。那个时候我的笔记本用完了,就继续用沾水笔写,最后是写毛笔字用。
现在的孩子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沾水笔吧?现在你们可能连自来水笔都淘汰了?我们那个时候有属于自己的一支自来水笔那是奢望和如获珍宝……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衣服捡哥哥姐姐小的,书包也是;我当知青的时候还用中学时候的书包,哪一段艰苦生活养成了我们简约和素朴的生活习惯。
新中国成立初期,自然灾害损失造成中国老百姓的经济生活极度困苦,难以言表,我们吃过树皮和树叶;那时候经常有一些人被有毒的野菜和蘑菇毒害或者死亡,哪一段往事可能在中国历史不会再有……所以记忆犹新……不会忘却……
小的时候亦有讨人嫌的时候,就是顽皮和倔强,记得邻居家里养的鸽子有许多,早晨放飞出去,鸽子从我们家的窗户路过,响着鸽哨声……很好听……晚上又整齐有序的回来;他家有一个上中学的男孩子在院落放置一个盆子,里面有一些水,鸽子喝过水后就呕吐出吃的高粱米和玉米等等食物,他们家人把吐出的粮食洗净晒干,就成了人食用的粮食。
我觉得好奇,一天趁着那个男孩子不在的时候攀登到楼梯口想抓几只,鸽子们看到有陌生人的原因咕咕的叫着,还用嘴巴咬我的手,我用力过猛一下抓着一只,他扑棱棱的从我手中溜了,落下一地的鸽子毛,那只鸽子的尾巴被我拽下来了。
我知道闯祸了,晚上不敢出门。第四天我们在一起玩耍的时候,那个男孩子把我骗到一个角落,狠狠地教训了我,我没有一滴眼泪,他亦莫名其妙的看着我为什么没有哭,因为我知道今天的代价就是那个鸽子的尾巴啊。
后来我们成家立业了,互相见面谈起这一件事情,他给我说……让我接受晚了二十年的道歉……我们拥抱着笑个不停……
还有一件事情,顾家的院子里长着一棵很粗的桃树,五月开花的时候把一街的人吸引在树边,旁边还有丁香花和杏树,到桃子差不多熟透的时候,顾家老爷子把树旁放上铁荆棘,还把一些臭油子涂抹在树干上,怕孩子们偷他的桃子。那个老头子很抠门很吝啬,我上学路过看着一半青绿一半银红的桃子,早已是馋的要命……趁着他午睡时候,悄悄地爬过墙头,衣服被刮破了,手被铁蒺藜划破出血,偷摘两个……手里握着两个桃子跑回家,没有敢吃掉,匿藏起来。
下午四点左右,老顾头提着棍子追上我家,我知道没有好果子吃,把两个桃子丢在他身边跑到二楼我外祖母怀里,老顾头用拐棍打我,我外祖母用绱鞋的锥子扎他,老顾头气急败坏的走了,晚上我被母亲一顿皮肉之苦。
第二天顾老太太用绣花手绢包着四个桃子迈着小脚蹒跚……送来,给我母亲陪礼道歉,又臭骂了自己老头一顿……我母亲与顾老太太是知交……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昨天晚上挨的皮肉之苦的疼痛全然没有似的……吃着甜甜的桃子…顾老太太心疼的抚摸我被妈妈打肿的屁股……
不知不觉我长大了,今天回忆一些童年往事,是对逝去的亲人记忆和情感的寄托吧……
二
对于三年自然灾害,我迷迷糊糊也记得一些事情。我们部队大院外边经常传来邻居的哭声。
一天院外又传来哭声,接着就是破碎的瓦罐声音,我和大院的男孩子翻过墙头出去看,邻居的院子躺着一个女人,她的两个双胞胎男孩子和我在一个幼儿园,他的男人说是得了浮肿病死的,我迷迷糊糊知道她在那个发着霉味的房间躺了三年多,记忆中那个房子总是阴湿的,满屋的烟味和草药味,她整天吸着一个木烟袋,那个女人的脸蜡黄又皱褶着。
我每一次都是在门缝偷偷地看,她倒善意的微笑着,头上永远的锃亮乌黑的发劗,一根银钗横在脑后,身上盖着素兰花粗布夹被,露出的是一双大脚穿着绣花鞋。或许我母亲与她熟悉,每一次我在她家门缝看,她都伸出她嶙峋干枯的手示意我进去,我从来没有进去过,我怕那张黄色的脸。
她的男人没有工作,干一些力气或短工赚一点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有时上山或赶海,采集一些可变卖的东西换一些钱。
我记得他经常在雨后去棒棰岛的山上采集蘑菇和叫红松伞的菌类,每一次我母亲都把一些钱塞进他手中,他鞠着躬一个劲说“谢谢..谢谢你嫂子,你总是关照我们,谢谢了嫂子......”
每一次我看见他,都是眼角含着泪水走的......
他家有一个细高个子的三十多岁的男人,耳朵有一些聋、脖子有一些疤痕,邻居一些屁小子见了他就叫他“大聋子......大笼子”朝他掷石头,看到这些那个男人就跑出来赶走他们,那个耳聋的男人管他叫叔叔;我不解的回去问妈妈,妈妈不说,当时我不知道他们的关系,那个女人比那个男人大十八岁,那个管他叫叔叔的只比那个耳聋的男人大五岁,这就是他们的家庭关系。
这一年,他的女人死了,是一九六一年的春天,我记得那一天有蒙蒙细雨,他家的院子很泥泞,种植的玉米和豆角刚刚出土,去他家的人多了就踩出一条小路,他看着被踩死的菜苗很心疼,但还是鞠着躬给来的邻居说着“谢谢!谢谢!谢谢......”
就几天的功夫,他明显的瘦了,头发也花白了,背有一些驼了,紫红色的脸上一道道皱褶......
她的女人被放置在院子里,白布覆盖着身体,身低下铺的是苇席。
我看见他一次次去看那个脸已发黑的女人,眼角都是泪水;他的聋子侄子哭哑了嗓子,还有从山东老家赶回来的两个梳着大辫子的姑娘,应该有二十四左右吧,她们哭的不厉害,看见那个男人很冷漠、什么也没有叫,眼睛有一种陌生和羞涩;母亲说她们是她生的女儿;那个男人的哥哥也来了,哭着喊着“嫂子....嫂子”的。
三天,邻居都说她有福啊,他的男人变卖了祖传的一个宝贝东西;买的楠木打得棺材,我们几个男孩子很好奇。每一天都看木工在做那个厚重的木头棺材;三天后那个女人被抬了进去,上面盖得是粉色的蚕丝被,我们几个孩子不敢靠进,在他家的二楼凉台看棺材盖子被很长的钉子牢牢的钉住;她的聋儿子在前面,她的双胞胎儿子也披麻带孝跟着,她的亲亲很多,就埋在炮台山那边了。
我记得那一天我母亲去过她家,安慰了她男人一些话,给了那个男人两元钱。这一些是晚上母亲与父亲说的,我父亲说了一句:“人啊!活着不容易,就怕犯错误,你看他。”
我母亲说:“他也不容易啊,是作孽过,但他受到了惩罚了,这一次他对于窦嫂的后事安排的挺好;一个男人,带着两个男孩子今后的日子怎么办啊!”
我不知道他们谈话的意思,只是觉得他们家怎么那么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说不清楚这么多人......
我记得派出所也来人,把他叫在一边说着什么,我不知道,我看见他毕恭毕敬地站着,说着“是!是!是!是......”
防疫站的也来了,喷洒了一些药物就走了,他们说她得的是传染病。
丧事办完,她两个山东家的女儿走了,带着一些她母亲的遗物,一个包袱和杂物还有一些中草药回老家了,他师傅的那个耳聋的儿子技校毕业了也工作了;他每天赶两个潮汛,在街道上晒着海带,还有从山上采集的中草药,听说他的日子更艰难了......
我们那条街那几年死人很多,我只看过那一次;也是人生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死;对于生更是模糊的概念,不知道生孩子是怎么回事,母亲告诉我们是怎么来的,就是说“从山上捡来的......”
那几年我们院子里的槐树花,榆树皮和榆树钱都被院外的人们抢光,山上的一些野菜也挖光了,郊区的地里被城市的人一遍一遍翻过,豆荚和庄稼的藤蔓也没有了。
邻居的一家人从鱼市场捡来河豚做汤吃了,全家中毒死了没有人知道,十几天邻居才发现。
两个双胞胎是我小学同学,我是一九六四年上学的,我们的班主任很关心他们两个。
班主任的两个儿子与我差不多的年龄,中午老师把她的午饭拿出一些给小哥俩;同学们很羡慕,几个男孩子就骂他俩是“要饭的,不要脸。”老师批评了他们,讲道理说“不要歧视他们,要关心同学,帮助他们......”我的第一个班主任是济南师范学院毕业的,她的家是地主出身,当时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她应该在高中或大学工作,但当时在一所小学教一年级。现在想她也有自己的苦楚,她比我母亲小六岁,一九二四年生人,我不知道她现在的情况,活着的话也近九十岁了。
我的那两个同学在一九六八年与他父亲回山东老家了,那个男人听说在一九七八年得病死了,听到两个儿子在家务农,现在不知道在哪里。
母亲后来说,那个男人年轻犯了罪,进了监狱押了十二年,劳动改造的好提前释放。
他女人死时他三十五岁,那应该是二十三岁时犯的罪。
那个女人与他不是原配,她是他的师娘,他与他的师傅在码头当搬运工。
他十六岁那年,从山东来大连投靠叔叔,他叔叔得了伤寒病死了,他举目无亲又走投无路没有了盘缠,饿晕在码头;一个山东大汉救了他,把他领回家,他与师傅一起在码头做苦力,帮助师傅养家糊口,师傅有一个儿子,就是那个耳聋的孩子,两个姑娘;师母(就是后来那个女人)患有肺气肿,当时说是痨病,孩子多,老婆又是药罐子,这样几年下来他师傅劳力的透支,也得了伤寒病,没几天的功夫就死了;这一家老小如天塌下来一样没招没捞的。
十八岁的他撑起了这个家,比长工还艰难,每天繁重的劳动,回来还要照顾师娘和三个孩子,他就这样与师娘在一起生活了。
这个病女人,病没有治好却怀上了孩子,而且是双胞胎。
孩子生下来,家里日子越来越贫困,没有办法把二姑娘送回山东老家寄养在亲亲家。
他与师娘现在说同居时,大姑娘十五岁了,可以照顾家看两个弟弟了。
虽然困苦贫穷,他正值青春期,繁重的劳动使他筋骨越来越强壮,他的师娘却每况日下,从生了双胞胎后就经常咳血,干枯的如骷髅。
他师傅的大女儿却出落成大姑娘,像师傅修长的身材、丰腴的胸脯;一幅美人胚子。
一个屋檐下,一个是二十三的叔叔,一个十六的侄女,就这样她们在一个夏天两个人就偷吃了禁果;女孩子的肚子越来越大,她妈妈询问后报了派出所。
第二天,一辆警车驶来,法警把那个男人带了手铐带走了,他的双胞胎儿子才两岁。
他师傅的大女儿怀了他的孩子,回了山东老家,时间应该是一九五八年吧。
再后来听说她生了个女儿,嫁了一个比她大十岁的男人。
她回来过,就是那个得了痨病女人死时(她的妈妈),我见过她,还是那么漂亮,头发还是那么黑,身材很丰满......
三
童年的记忆力里,桂林街是一条十字街口,我们居住的上坡就是水泥的百阶楼梯,从这楼梯上去就是通往老虎滩和棒棰岛的路,小的时候经常走这条路。
这条街也住着一些白俄和日本的侨民;大连的历史上虽然只有一百多年,但它的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标志。
从1899年始称大连市。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对大连进行了侵扰。作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大连在近代史上曾遭受两次大的战争劫,沦为俄、日殖民地近半个世纪,其中日本的殖民统治达40年。这些搁置在大连的侨民正是战争遗留的活标本。
其中有一个俄罗斯中年人,小时候看到他整天与酒为伴;母亲说他的父亲是苏联红军,曾经与父亲一切工作过,一次意外牺牲在大连,他的尸体与抗美援朝牺牲在大连的苏军埋在一起;他的母亲跟一个哈尔滨男人走了;他一个人在中国读书,他爱上一个中国女孩子,母亲说他们是59年结婚的,但那个女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生孩子时大人与孩子都死了。
当时那个俄罗斯中年人在大连一所外语学校教俄语;妻子和孩子死后,他就萎靡不振天天喝酒,房间到处是空酒瓶子,后来就不能去学校了。
国家还是很照顾他的,在国家自然灾害期间保证他的物质供给,有时街道派人帮助他清理房间和院落,他总是眯着眼睛笑,或许那时就有了轻微的精神病。
我看到他的模样,个子很高、白皙的脸、亚麻色的头发披肩弯曲着,一件褐色的短呢子大衣,紧身的马裤,棕色的皮靴,很帅气的绅士装扮,我想起【静静地顿河】小说中那个男主角,或许这是他的民族的一种审美标准。原以为俄罗斯这个民族是粗犷的,我常常看到的是他们嗜酒如命不修边幅,其实这个民族对于爱情还是执着的,母亲说的就是他的一些事情。
他原来不酗酒,或许是喜欢的人没有了、爱情没有了;寻找一种麻醉和忘记。
后来他还是找到了一个喜欢他的中国姑娘,是他的学生,也是我的邻居家的最小的姑娘,我叫她老姑。与我前面说的那个顾老头有关系,他的最小的姑娘。
顾家在我们那条街算是一个很风光的大户了。
他的大儿子很优秀,大连解放时他高中毕业,参军后就南下,当时有文化在部队是大有益处的,二儿子在一所理科大学读书,三儿子读的是铁道学院,大姑娘在家里排行老大,早早的就嫁了一个农民,最小的姑娘当时刚刚从一所外语学院毕业,专业是俄语和英语;顾家老头在解放前就开油坊,他的老婆是大家闺秀,人长得小巧玲珑,人很善良温柔又知书达理,但这个顾家是男人当家。
解放后顾家成分是资本家,但他的大儿子当兵,就算参加了革命,那个时期他的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自然灾害时期他家的厨房总是冒出诱人的肉香,而且粮食是充足的都是白面和大米的细粮,街坊邻居总是高看他们家,他们家的墙很高,老顾头年轻时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当时有六十多岁了还是身强力壮的,他家周边的空地都被他耕种着,我经常看见他一个人推着水车和粪车,每天都忙碌着;但他很刻薄为人,只有他的老婆与邻居来往,一般在下午的一点到三点,三点后顾老太太就送客了,老顾头很准时在那个时间回家,我母亲就是她家的常客。
顾老头对于她老婆是约法三章的,就是不准他家的女人到外边,加之顾老太太是裹脚的,行走是不方便的,她经常约我母亲去她家消遣,给她带一些外边的信息。
母亲经常帮助她做一些刺绣,母亲说顾太太一个人很苦闷的,那个牛高马大的顾老头把钱看得比她还重,日常给顾太太的零花钱少的可怜,这或许就是那个时代的男人的权利,女人只是男人的一件活着的物件。
顾家的小女儿在顾家可以是叛经离道的人,刚开始是处于和怜悯去帮助那个失去妻子和孩子的俄罗斯老师,帮助他做一些家务事情,他辅导她英语和俄语,闲暇时聊天,俄罗斯老师弹奏肖邦和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她喜欢唱歌,这样他们慢慢的相爱了,当他的小女儿向顾老头说此事时,顾老头把她的闺房锁死了,用铁丝网封住窗户,房间放置一个陶罐子,大小便使用;这样呆了六天,老顾头的小姑娘不翼而飞了,气急败坏的顾老头把顾老太太锁在了那个房间,全然不顾夫妻之情。我母亲去劝说过,顾老头恶狠狠的说“出去!不管你的事。”就这样关了一个星期后,他的孩子们跪着求饶也不行,还是他大儿子带着部队的人来打开了房门,奄奄一息的顾老太太得救了,从此就瘫痪了,我再没有看见她出门。
顾家小姑娘不翼而飞,顾老头也宣布与她断绝关系。
过了两年,小姑娘带着那个俄罗斯老师,怀里抱着一岁多的儿子回来了。
这一次,老顾头是喜上眉梢的高兴,原来那个俄罗斯老师有一个姑姑在沈阳,是苏联驻中国领事馆的一个官员,他们那一次出走去了沈阳,在那里办理了一切去苏联的手续,定居在苏联。
这一次回来可以说荣归故里了,从苏联带来的东西拉了一汽车,给顾老头带的是镶金的手表和怀表;她的哥哥姐姐是镶钻戒的,给顾老太太是是一个轮椅,她的孩子推着她出来晒太阳,那个时代有这些东西是很奢侈的,不敢想象的。
顾老头也是势利眼,在人前人后的把袖口撸起来显摆那块金色的手表,把怀里的表也拿出来给人听那些机械的声音。
他就是一个土财主,他的祖父是个秀才,听说去赶考时怀里揣着玉米饼子,一个咸鸭蛋,来来回回半个月,那个鸭蛋还有一半没有吃完;顾老头经常用这件事教育孩子,他的家法还是很严的,几个孩子读书都很好,但缺乏善良之心。
其实他一个人也是一辈子穿着土布衣服,鞋是他儿子给他的解放鞋,五冬六夏的一个色;我曾经看他的衬衣领子,打满了补丁舍不得扔掉;他把破碎的衣服做成鞋垫或搓成绳子当围腰,街坊的男孩子说顾老头从来不穿内裤,就是拉屎尿尿也回家他的口头禅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要求他的家人也必须回家大小便。他为了积攒种地的粪便,在院子里放置了一个大缸,可以装几个人的,整个都埋在土里,留着一个缸沿搭一块木板,大小便就在那里。
一次顾老头得罪了邻居的几个大一些的男孩子,他们翻墙去摘桃子吃,顾老头打了他们。这几个男孩子把顾老头踏板反面用锯条割了一下,又恢复了原样放置那里,顾老头急急忙忙从外边赶回来拉屎,刚踏上准备气力,噗通一下木板断了,他实实在在的掉了进去,他的几个儿子把他大捞出来,用热水冲洗,顾老头知道得罪人了又抓不住是谁;街坊邻居也窃笑他说“活该啊。”也有大人说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老人,这一次顾老头在家闭门不出有一个多月,从此就收敛了一些。
自从他的小女儿回来给他带来了荣耀,在以后带来的却是不尽的灾难。
由于中苏关系的紧张,他们在中国呆了不到一个月就回苏联了,他们那个时候是做火车到满洲里再去苏联,那时候需要半个月的旅程,这一去就是八年。
顾太太病危,急电他们回来,这一次没有上一次如妃子省亲那样辉煌,顾虑太的大儿子也因为妹妹的海外关系没有继续提升,他和老婆孩子静悄悄回来了,没有过去的穿着将军的服装大摇大摆的从我们那条街走,过去是吉普车开道后面就是黑色的轿车;大包小卷的提着。
他的二儿子也隔离审查了,因为顾老头的问题,说是与日本人有关系,顾老头解放前在日本人那里做过生意,也流利的说着日语,解放后他嘴巴闭得很严,从来没有说过日语,我母亲会日语,顾太太也会说,我母亲听到他们在家里教授孩子说日语的,大连的老一代人会说日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日伪时期是不允许在学校说中国话的。哈哈;因为这些,许多会日语的老人被扣上日本特务和汉奸的帽子,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
顾老头的小女儿和女婿回来了,还有他们的儿子,细细的个子中国混血儿长得很漂亮,我称作老姑的还是那么漂亮风韵始终,只是那个俄罗斯老师胖了,如一头水牛一样圆润;穿着猎装式的皮夹克。
顾太太在他们回来的第三天走了,似乎就是冥冥中等待她最小的姑娘才弥留的。
顾太太的丧尸办的很隆重,整条街都轰动了,披麻戴孝的孙男第女几百人,出殡的那一天母亲去看了顾太太最后一眼,她享受了土葬,埋在顾家解放前就有的坟冢。
也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土葬吧。
文革开始了,一次母亲悄悄地与父亲说“顾太太是有福气的,看现在老顾头遭得罪,整天被红卫兵和造**派批斗,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头上戴着纸帽子,天天在低头认罪,若她活着不也成了地主婆了。”
顾家的小姑娘,她的男人和孩子没有回苏联,在中国大使馆的签证被羁押了,他们也三天两头被公安机关传唤着,顾家的灾难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