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家中排行老大。她在花钱上有个习惯，对自己奢侈浪费，对别人勤俭节约。小时候在家替下放乡下的父母照看我们兄妹四个，做饭前总是偷偷先油煎个荷包蛋夹在馒头里自己吃个舒坦，然而等到正式开饭时，她基本不再吃，而是看着弟弟妹妹啃着红薯面窝窝头，就着大葱蘸虾酱。她参加工作后，花钱很仔细，尤其钱往别人身上花，算计着一分钱恨不能当二分钱花。她作为家里老大，很少请弟弟妹妹吃饭，用我老家沧州马庄子的土话叫：“舍不得呢”。近四十年来，印象中，她请大弟也就是我吃过两次饭，均是吃蔡记蒸饺。这两次吃蒸饺，年代不同，滋味不同，感受亦不同。第一次是在1979年的盛夏时节，那是我考上大学后所放得第一个暑假。当年大学的生活本身就苦，加上我上大学前又在老家马庄子“上山下乡”三年，几年营养不良的光景，使我看到荤腥的食物就跟饿狼见到羊羔一样。

    那年，大姐从部队复员后分在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在许多人眼里，当时月工资40元左右的她堪称“富人”，因为这个工资标准在当时可以养活一个三口之家，并能维持中等的生活水平。一天中午，大姐下班回来，从自行车前筐取下已经发白的军挎包，然后抽出一个铝质饭盒递给我，说：“让你开开眼、见见世面，弄笼蔡记尝尝”！刚刚吃过“小白兔一个菜”午饭的我，感觉新奇，忙不迭地问“啥是蔡记”？大姐一脸得意和神气，说：蒸饺啊！我咽了咽口水假装客气地说“你自己吃吧，我尝一个都中啦”！大姐自豪的说：“我，已经吃过了。下班路过三味饭店（当时位于郑州花园路一家知名餐馆），点了一笼蒸饺，一碗混盹，可得劲儿”。看着大姐油光光的嘴，我深信不疑。当我打开饭盒盖，一股异常诱人的让我从没有体验过的香味扑面而来。蒸饺的皮薄的呀能看见里面粉色的肉团儿。有的饺子上还沾着几根黑色的松枝叶（蒸笼上垫饺子用的，据说，放在松枝上蒸出的饺子，会有一种独特的香味）。我是看了又看，闻了又闻，就是舍不得吃。大姐用一种看乡下“老赶子”的眼神瞄了我一下，说：“吃吧，吃吧，觉得好，停几天再买”。我捏了一个放嘴里，哎哟，我敢发誓，这样美味的饺子我绝对是第一次吃到。好吃的哟，似乎还不等我品出香味，那饺子就自个儿争先恐后的爬到喉咙里去了。这种幸福的味觉记忆，常常让我跟外人念叨大姐这难得的一次慷慨。

    大姐第二次请吃蒸饺，其时间距第一次已相隔了35年。原因是大姐家的儿媳妇儿找到正式工作了，她一高兴，就随便嚷着要请客吃饭庆祝一下。可是吧，这请客的地点，就是迟迟没准信儿。她今天“马四”涮锅、明天“马五”包子，后个儿“马六”炒菜的，眼瞅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就是没有实际动静，撩得晚辈们心里个个着急上火。最后还是我催促她说：你要是心疼钱，咱就吃个便宜的，蔡记蒸饺，如何？大姐半天没吭气，大家跟着一起哄，吃蔡记蒸饺这事儿，算是定了下来。

    吃蔡记蒸饺这天，赴宴的兄妹几家个个拖家带口的跟赶庙会似的，凡能来的全来了。一看人多，瞅着大姐的脸铁青发绿，对来客微笑时面部肌肉绝对是僵硬的，说笑吧，比哭都难看，整个一个皮笑肉不笑。晚辈们全然不管三七二十一，可着劲儿点菜。我看出了大姐的心疼，对孩子们说：“来这儿主要是吃蒸饺，点那么多菜干啥！蒸饺很油腻的，要么点些王老吉凉茶一会儿解腻吧”。大姐指使她儿子光光说：“饭店里的贵，去大街上的小摊上买”。光光对她说：“你给我点儿钱呗”。我奇怪了，问光光：“你身上连几十块钱都没有吗？”光光调侃说：“老娘一听让俺请客，把我身上的钱全搜走了，怕我饭桌上充大！”大姐看看我，笑的很勉强很尴尬。扭头斥光光：“去，别胡说。”然后，手在衣服口袋摸索了好一会儿，抽出一张百元大钞递给光光。这情景让我想起中学课文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哆哆嗦嗦从破衣长衫里面排出九文大钱，然后说‘多乎哉，不多也’。”怕大姐兜里钱不够，我说：“我身上也带着钱呢！”大姐挥挥手声调高昂的说：“没事，大家放心吃，我带的钱多，有三四百块呢！”大家伙一愣，面面相观了好一会儿，忽然似乎明白了什么，立即压缩点菜数量，降低菜品档次，尽点素菜。主食蒸饺全点的是传统大肉的，至于像价格昂贵的新品“虾仁蒸饺”，用俺老家我五叔的话说：“操他血丫，你贵俺有对付你贵的办法，就是给你来个不吃呢！”

    呵呵，这顿蒸饺虽然全家人最后仅仅吃了个半饱，但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因为，这顿饭让全家三代人回忆了过去日子的艰难，重温了童年的幸福记忆，进一步凝聚了大家庭的亲情。说实在的，现在的生活有谁还在乎吃的好坏？设计饭局完全是在刻意营造一种亲情氛围，搭个平台，对下一代进行一次革命家史传统教育。因为，现在日子过得好了，天天都在过年。回忆过去，才能珍惜现在，展望未来，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