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享受包场电影的待遇了，记忆中最早的一次，是在史家胡同小学礼堂看《蝙蝠》，吓得钻到椅子下面。那时候看的不外乎都是些主旋律影片，其实看什么是次要的，主要是电影院里都是自己人，就算看的是恐怖片，也能保证受惊吓程度有限。
　　
　　后来看露天电影，晚上的电影，吃过午饭便要拿小板凳去排队，往往我是最先到，一个人坐在空旷的场地中央，看着他们挂上白色的银幕。接下来便是绝望的看着身边黑色的大人们越来越多，直到他们把空旷的球场全部填满的过程，就这样，到了晚上电影开演的时候，我往往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只能垂首聆听电影的对白。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有一个不受打扰，永远不用去提前占座的这么一个地方，就在银幕的正前方，刚好被银幕上投射出的一束光罩住。
　　
　　后来有了电影院，记忆中，无论放什么电影，永远都是满座，第一排也不例外。再后来，有了循环播映的录像厅，再后来，录像厅里有了包厢。我的第一次表白，就是在一次通宵录像里。第二天凌晨走出那个录像厅的时候，历史就这样被改写了。
　　
　　那天晚上的录像，是我们两个人的包场。但奇怪的是，我完全不记得那天晚上银幕上发生了什么，这也难怪，银幕下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
　　
　　自从那天开始，电影院或是录像厅里的人，就越来越少，满座的情景越来越像是一个传说。两个人的包场，还发生过多次，我清楚记得我身边的那个人，也清楚记得银幕上的故事。有一次是和龚总，看的是《超人总动员》，有一次是和阿黄，看的是《世界》，还有一回是和娜娜子因为工作原因而看的《非诚勿扰》。奇怪的是，这些电影都是好电影，相反，当初看《无极》的时候，因为满座我却享受了一回加座的待遇，可见，银幕下的观众人数和电影质量，实在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就在今天，我们又享受了一回电影包场的待遇，电影是《万箭穿心》，观众是我，阿黄和老姚。对于上影永华来说，电影开场前3分钟卖出去的这三张票，实在不知道是喜还是愁，但对于我们来说，绝对是一个惊喜，在发现只有我们三个老男人后，阿黄把脚翘上了前排的椅背，老姚则放肆地抽起了烟，并宣称这是他第一次抽着烟看电影。而我，则沉浸在一连串亲切的“婊子养”里。
　　
　　《万箭穿心》是部好电影，和去年的《最爱》一样，它奉献出今年中国银幕上最伟大的一次集体表演，无论是第一男配角建建，还是颜丙燕的婆婆，或是其他仅有只言片语的龙套，或许是因为说方言的缘故，表演松弛传神，和电影，和武汉这座国际大县城融为一体。相比之下，颜丙燕的表演倒是由于用力过猛，以及蹩脚的武汉话，成为一个让人不断出戏的短板。在影片里，她成为了她家庭的局外人，而对于我的感觉而言，她也游离在影片的边缘。影片让我很震惊，我震惊于演员表演的惊艳，还震惊于开场就铺天盖地而来的“婊子养的”。这四个字，基本就是武汉的名片，它就这样堂而皇之和汉正街的扁担，和底层人住的通铺一起出现在电影银幕上。巧的是，我昨天刚看了另一部国产片《房不剩防》，里面也出现了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住20个人的场景，不同的是，《房不剩防》是一部喜剧片，它利用这个超现实的场景制造出了一个段子，回避了它的本质，而《万箭穿心》则正视了这个现实，正视了武汉最破败最落后最肮脏的这一面。
　　
　　很多细节是非常有意思的，颜丙燕在江边独坐，遇到过生日放烟花的年轻人，片尾车子熄火的镜头等等，很多。武汉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在这样的城市里截取细节，就好像在香格里拉拍照一样，不用构图不用刻意摆拍，拿镜头随便一扫，从取景器里看到的都是只有两个字：牛逼。香格里拉的牛逼是它的美，武汉的牛逼是它的俗。记得上一部这样做的是《生活秀》，但可惜的是，那部影片是在重庆取景，你要说它有多大的缺点倒也未必，就像罗斯列举了瑞秋的缺点和其他女人所有的优点之后，叹一口气说，她只有一个缺点拿就是她不是瑞秋。《生活秀》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不是武汉。
　　
　　说到美，《万箭穿心》或许是刻意为之，它几乎没有一个镜头是称得上美的。40岁的颜丙燕不美，她的闺蜜，她老公的情人，都年过40，体态开始臃肿开始步入中年妇女行列，而男演员里也没有一个称得上帅哥。影片的取景，在汉正街上，在破旧的居民楼里，在颜丙燕被强奸的那辆打不着火的微面里。其实我觉得，武汉是中国最真实的城市，而《万箭穿心》无疑是到目前为止，对武汉这个城市的最真实的塑造。武汉曾经是中国最洋气的城市，它也是最粗俗的城市，它曾经是最激进的城市，也是最保守的城市。只有在武汉呆过，你才能真正领悟到这种属于中国的辩证存在。
　　
　　说到扁担，我在95年呆在武汉的那几年里，所在的办事处长期雇了两个搬运工，一个姓张一个姓吴，他们年过60，不识字，领着一个月300的工资，每当有货运到，他们就承担起卸货的重任。离开武汉之后，我几乎从未回忆起他们，但在看完电影的这个夜晚，我突然就想起了他们，在颜丙燕的身上，我看到了他们的影子，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颜丙燕的一生。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干不动而退休的，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死去或将要死去。他们和我呆过的办事处早就撤销了，而我第一次表白的录像厅也早就不在了，只有这块银幕，还忠实地守护着我们的记忆。
　　
　　这样一部由40岁以上的演员拍摄的、全片说武汉方言的、以武汉的阴暗面为主要拍摄场景的、几乎没有配乐的、摄影也从头难看到尾的电影，能在黄金时段出现在一块中国的银幕上，我很难过，但我更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