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八年(1669年)，53岁的于成龙由四川合州迁黄州府同知，镇守岐亭。

　　岐亭与黄陂、黄冈、黄安接壤，属四县切角的地方。其西多山，东南倚举水，为水陆要津。自古就是匪区，民风彪悍，盗窃流行。《清史稿·于成龙传》说：“岐亭故多盗，白昼行动，莫敢谁何。”一个地方，光天化日之下就有盗抢，可见其治安的混乱。早在明朝嘉靖时，因为盗贼猖獗，屡禁不止，驻捕通判罗瑞登号集岐亭富绅募捐组织筑城，建五门二十八敌楼，城周约五公里，为的是保护乡民。先师在世时曾讲一个故事：当年在城墙筑成完工后，庆典时拟按募捐多少排位坐席，其中有一寺庙和尚捐款最多，将坐首席，引起那些富绅不满，心生一计，将一女人绣花鞋放在和尚床前，最后那和尚含恨上吊而亡。可见，即使那些捐赠的富绅，内心亦充满邪恶。到了明末清初，这里治安更加混乱，所以，朝廷不得已在这里设立黄州二府，由同知驻之，统管一切事物，特别是治安。于成龙迁黄州同知以后，便被派驻为此地最高长官。

　　于成龙到歧亭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整顿歧亭社会治安，大刹盗匪之风，让生民安居乐业。首先，重整保甲制度，制《弥盗条约》十三条：每十户为一甲，每甲公推一甲长，负责甲下乡民的全面管理。每村设一保长，负责管理辖区内所有甲户，遇盗匪等要求保长、甲长及甲下居民要互相救援，对渎职者严惩。以制度的形式从最基层筑起防盗防匪工程。其次，为了摸清盗匪们实情，公或扮农户到村野调查，或扮客商到集镇私访。也曾冒着生命危险，扮作乞丐孤身打入盗匪内部，掌握第一手资料。在今天歧亭流传于成龙最多的就是那些治匪治盗的传奇的故事。其三，以盗治盗：通过大盗汤卷摸清大量盗贼线索;收复大盗彭伯龄让其捕盗自赎。其四，就是文化教育，以宋贤为楷模，推行德教。

　　于成龙认为：“凡人之为盗贼者，原非天性使然也。或为贪污官司所迫，或遭势豪大户侵凌。与夫饥寒逼身，一念之错，坠身苦海，抱头鼠伏，静夜自想，岂无一点迁善改过之心。”(《弥盗安民条约》)在于成龙的眼中， 大部分盗匪沦落至此，一定有其原因。要破除盗匪之风，除了让生民安居乐业以外，还应该推行德教，端正社会风气，崇尚古仁人之风，从思想上改变人们的观念。

　　公元1672年春，于成龙带领歧亭士子到杏花村拜谒陈季常墓。见陈季常所留故迹全然而失，内心惘然。于是与诸乡绅相谋，在杏花村陈季常故址修建房屋数间。其一供奉陈季常、苏东坡等宋贤，以宋贤们的道德情操潜移默化世人;再则就是成立士子书院，亲选一方名师，让歧亭的童子们在杏花村的名山秀水中安静读书，并在四时八节以“豆鸡壶酒”，祭祀先贤，从祭祀中感悟前辈的精神风范。于成龙还经常讲学其中。若干年后，当乾隆皇帝下江南到邾城(今新洲)时，犹记于公当年逸事，特访杏花村，并赐杏花村旧庙为“杏花古刹”，几个大字惜于文革时毁。

　　于成龙在杏花村建士子书院，可能与这样一件事有关，《麻城县志》(民国二十四年版)载：

　　于公好微行，躬身观察，吏民莫敢欺。尝作日者装，入一村馆，听塾师训诸童蒙，师邀俱食。明日，公召师至，曰：“吾昨承汝敬爱，然汝教童蒙，多不通理，安可误人?宜速解馆去!”师泣曰：“无以卒岁。”即起二金畀之。

　　这件轶事如果是真的，也许就是于成龙在歧亭杏花村要修建杏花书院的初衷。于成龙在《宋贤祠碑引》中说：“自余来歧后，俾贤人接踵，俗美风醇。”好一个“贤人接踵，俗美风醇”，在康熙初年天下未定那个动乱的年代，这或许是一个地方当政者最实在的理想。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1684年)，于成龙因疟疾病逝于江宁，终年67岁。康熙闻奏后，十分痛惜，连说“朕失臂矣。”为表彰于成龙一生清廉，賜谥号“清端”，意为“清廉第一”。七十年后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黄州府镇歧亭界左堂(侍郎)丘賜书重修宋贤祠。为纪念于成龙在歧亭的功绩，并建“清端祠”于侧，让世人瞻仰。百年以后，黄州司马王省三于咸丰九年(1859年)为纪念在与太平天国的战斗中牺牲的将士，在宋贤祠旁另建忠节祠，合此为歧亭杏花村三祠。如今的杏花村，虽然三祠罔在，但精神长存。这些历史记忆都成了歧亭杏花村不可磨灭的风景!

　　歧亭杏花村是幸运的。从陈季常、苏东坡到谢无逸，到于成龙，到张之洞，包括近现代之李宗仁、郭沫若、李先念，这些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在杏花村都留下了珍贵的足迹，为杏花村的朝烟暮霭、香木清溪增添了无数美丽和动人的故事。

　　铭记他们就是铭记历史!

　　(六月十一日，听雪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