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这样一组消息：云南教育厅长罗崇敏一共研究了1977年到2009年32年来全国的124名高考状元，他在6月25日公开发表调研结果：“他们一个都没有成为所从事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无独有偶，早在2007年，中国校友会网课题组负责人、中南大学教授蔡言厚公布了中国首份《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调查的全国近400名高考状元，鲜有领军人物， 大多状元已去向不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普遍认同的是高考状元们大都高分低能，是应试教育的考试制度产生的一批只会死读书书呆子，一旦进入社会，他们便自然而然的成为适应能力、社交能力，应变能力、动手能力与创造能力的低能儿。 据说还有研究的更细的，认为成大器者大都是学习成绩在二三流的学生。大量确凿的证据和理论依据仿佛印证了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高分一定低能。

    初看这些消息，我一时也不得不信服了，然而再仔细想想，又产生了颇多疑惑。僵化的高考制度，让所有的青年学生都死啃书本，抑制了人性的张扬，特长的发挥，受害的难道仅仅是各地的高考状元？二三流的学生就不啃书本，搞题海战术了？他们难道在高三的时候就具备了相当的社交能力和情商能力？我想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可以说，任何一位学子面对高考都是半斤八两，不分彼此的，不然的话，他们的学校、老师和家长也不会答应。而各地的高考状元，只不过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或者智商高一些，或许学习更努力一些，或许学习方法更科学了一些，更或者兼而有之。显然，用死读书解释他们难成大器是解释不通的。如果再往历史上追溯，创立于隋唐，并一直沿袭到封建社会退出历史舞台的科举制度，曾经是封建政权任用官吏的最直接的制度，通过科举制度获取功名的官吏，哪一个不是出自十年寒窗苦读的书呆子？哪一个的才学不想当于今天各地的所谓高考状元？即便如此，那时也还是涌现出了相当一批或治国安邦，或造福一方的廉洁之吏，涌现出了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的精英，与他们比起来，难道我们今天的高考状元集体退化了不成？我看答案还是否定的。这样看来最大的一种可能便是： 当下的社会土壤不适合当今高考状元们的生存。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客观来讲，这既有他们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本身的责任。众所周知，古往今来，越是有才能的人越是孤傲，越是自命清高，这是他们的共性，也是他们具有的与众不同的才华不无关系的。这些人往往看不惯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愤世嫉俗；更不愿与蝇营狗苟，趋炎附势的庸碌之辈为伍。这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他们与社会生活的格格不入，人际关系的单一与匮乏。他们认不清现实生活的严酷，不愿屈就于自己不喜欢的或认为不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工作（而学习在二三流的学生，恰恰克服了这种弊端。他们更容易以良好的交际来弥补自身才学的不足，因而更容易被客观的现实生活所接纳）。而现实生活却是残酷的，与他们天真的想法背道而驰的。试问，哪些量身定做的公务员考试名额，有一个是为他们准备的？哪些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一个个高职称的“才俊”们，有一篇论文是他们自己撰写的吗？一个个腰缠万贯的商界“精英”，又为社会创造了多少实际财富？才能碌碌者却官运亨通的比比皆是，又有几个是靠真才实学上去的？拿自己的才华换来的结果，只能是一个高级职员的空头衔，一个面黄肌瘦的名师称号，辛辛苦苦大半生的研究结果换来的是一个华而不实的证书，加之社会上以财富论成败的观念作祟等等，造成他们越发郁闷，越发堕落，越发逃避现实。如此恶性循环，以至于造成社会生活中精英群体的堕落，也就不足为怪了。

    克服这种现象，首先从大的气候上，要克服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乱象，让假的东西不再泛滥成灾，使他们的才学不至于在虚假的海洋里 淹没得无影无踪；倡导公平正义，注重真才实学；完善各种制度，不给钻营者可乘之机；改变唯金钱论英雄的不良价值观，形成崇尚人文的价值理念。而落寞的状元们本身，也要从自身寻到顽疾，不以才俊自封，放下架子，找到融入社会的切入点，让自己的才华得到卖点，从而不再被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所淘汰。因为没有任何人不愿让自己活得更精彩，更何况是智商本就远远高人一筹的高考状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