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把父亲叫做“大”(声调上扬，读作“达”)。自然，二爸就叫做“二大”，把他的婆姨就叫“二妈”。

　　我所说的“二大二妈”不是我的亲二大和亲二妈，而是我们村里一户出了五服的远房亲戚。

　　我们村坐落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里的一个狭小的山沟里。村里有个老头儿，长着一脸的连腮胡子。从我记事起，就记得他的头发和胡子和眉毛就已经全部都成了白色，一点儿杂毛也没有，所以，我们都把他叫做“白胡子爷爷”。其实，那时他才刚刚六十岁出头。

　　白胡子爷爷长得慈眉善目，高高的鼻梁、深邃的眼睛、发亮的额头非常宽大，长得很像传说中的太白金星的老君模样。“白胡子爷爷”为人十分和善，无论见了村里的什么人他总是乐呵呵的，不笑不开口。就连见了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们也总是摸摸这个的脑袋，拍拍那个的屁股，表现得十分和蔼友善。他还常常跟我们这帮孙子辈的孩子们开玩笑逗乐，有时还会带有挑逗性地骂上几句，直到换来一连串的对骂他才扛着农具乐呵呵地下地干活去了。

　　我们这里有个风俗很有意思，就是隔辈儿的人是可以互相开玩笑的。因此，孩子们见了白胡子爷爷总喜欢变着法的骂他几句。白胡子爷爷也毫不示弱，一定会以更苛刻的语言回以颜色的。因为我是跟着父母亲在县城里居住，只有放假的时候才回老家跟爷爷奶奶住一阵子，所以跟白胡子爷爷不是很熟悉。然而，白胡子爷爷见了我照样跟我对骂，他叫我是“嘎巴孙子”，虽然我弄不懂“嘎巴”是什么意思，但我也会毫不客气地回敬他“嘎巴老汉”!

　　听奶奶说，白胡子爷爷中年的时候，他的婆姨就在生下二儿子之后还不到百天就得病死了。白胡子爷爷独自拉扯着两个儿子艰难地生活着。谁料二儿子在两岁的时候得了重感冒，持续发烧了好几天。因没钱看医生，最后导致小儿麻痹，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白胡子爷爷膝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比二儿子大十多岁，长得人高马大，身子骨健壮结实，干得一手好农活儿，是白胡子爷爷十分得力的好帮手，只是他的性格却十分怯懦，也很内向，平时不大说话。

　　老伴去世后，白胡子爷爷在大儿子的帮衬下，父子俩没日没夜地在地里刨腾，积攒下了不少的粮食，日子过得还算顺畅。

　　转眼，大儿子已经二十岁出头了，这在当地已经算是个大龄青年了。好不容易有个人家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可是人家却提出要一笔不小的彩礼。于是，白胡子爷爷狠心卖掉父子俩多年来积攒下的几乎全部存粮，给儿子把媳妇娶回了家。

　　过门不久就发现，儿子娶的婆姨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悍妇。结婚没几天就天天吵着、闹着要分家，时不时地给白胡子爷爷父子们吊脸子，动不动就指桑骂槐、打鸡骂狗，甚至摔盆子掼碗，闹得一家人鸡犬不宁、不得安生。更可恨的是，每当他们父子俩上山劳动的时候，那个悍妇对白胡子爷爷那个只有几岁的残疾儿子非打即骂，一整天都不给他饭吃，饿得孩子爬到猪食槽里跟猪抢食吃。

　　白胡子爷爷心里清楚：儿媳妇这是嫌弃他和残疾的老二累赘啊!于是，白胡子爷爷就答应了她的要求，跟大儿子分家另过，把正窑让给了大儿子，他独自带着残疾的小儿子搬到了偏窑里去生活。

　　白胡子爷爷和残疾的二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但对二儿子来说，摆脱了嫂子的欺负和折磨，他倒是觉得现在的日子开心了许多。至少，不再被人打骂了，肚子也能吃饱了。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残疾的二儿子也渐渐长大了。然而，年近二十岁的小儿子身高身仅有一米二、三的样子，他的两条腿严重扭曲，两个膝盖紧紧地缠绕在一起，走路的时候必须把身子大幅度地用力摇摆，才能把变形的腿脚甩出去，一点点地往前挪动。只能靠两只还算健全的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

　　一段日子里，生性乐观、喜欢开玩笑的白胡子爷爷变得有些沉默寡言了。他常常望着残疾的小儿子发呆，脸上布满了愁容。是啊!白胡子爷爷一天天变老了，越来越觉得自己力不从心了。他担心万一哪天自己一撒手离开了这个世界，撂下孤苦伶仃的小儿子那可咋办呀?

　　于是，白胡子爷爷托人四处打听，给残疾儿子物色一位能帮助和照顾他生活的婆姨。终于，有人在百里外的黄河畔上一个贫困的小山村里打听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人家：这家也有个姑娘比小儿子大三岁、也是身患小儿麻痹症的女儿，个子也不很高，一只眼睛还有残疾。但是，姑娘的身子骨还算硬朗，一般的家务活还能干得了。考虑再三，白胡子爷爷最终用二斗麦子把那个残疾的姑娘给换了回来。

　　姑娘被领回来的当天，白胡子爷爷就搬到西侧挨着牲口圈的矮房里，当晚就给小儿子圆房了，也没有举行婚礼。

　　白胡子爷爷的大儿子已经有了三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一家人日子过得虽说有些清苦，但倒也有滋有味儿，其乐融融。

　　在我八岁那年夏天，白胡子爷爷上山放羊的时候从山崖上滚下来摔死了，那年他六十八岁。

　　按辈分，白胡子爷爷的小儿子和婆姨我应该叫他们二大二妈!

　　白胡子爷爷去世以后，二大二妈就在恶毒大嫂的撺掇下，被他的亲哥哥和三个半大的亲侄子们愣是给赶出了老宅院。无奈之下，残疾的两口子就搬到了村东头那孔不知被什么人早就遗弃了的破窑洞里住下了。

　　那是一孔十分矮小的土窑洞，曾经被人用来圈过牛也圈过羊。窑洞的外墙有好几处早已坍塌，木制的门窗也已经破烂不堪了，院子里到处是残垣断壁、杂草丛生，真是满目疮痍、一派荒凉啊!

　　我爷爷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就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和村里的几位年轻人帮助二大二妈把那孔破窑洞收拾了整整三天，才算是有了些庄户人家的模样了。

　　从此，二大和二妈就住进了这孔破烂陈旧的土窑洞里，开始了他们清贫艰苦的独立生活。

　　二大二妈结婚后没有生育，所以特别喜欢孩子。他俩不管见了村里谁家的孩子都喜欢的不得了。见了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们，总是笑眯眯地问这问那，十分和善，每次我们这些孩子们到他们家的破窑里去玩耍。二大二妈总是把家里的仅有的一点儿红枣、核桃、瓜子等拿出来给我们吃。所以，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们有事没事地便经常跑到他们家去闹腾，两口子从来没有厌烦过我们。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国家的农村执行的是一种叫做“农业合作化”的经营管理模式，实行男女集体劳动、同工同酬的原则。所以，二大二妈虽然是一对儿残疾，但是他俩的双手还是健全的，所以，生产队就安排他们跟着社员，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于是，二大二妈每天拖着残疾的躯体，天天跟着村里的男女社员们上山参加了生产队的集体劳动。

　　那时候，村里的那些身体强健的壮劳力劳动一整天记十个工分;妇女同志如果是出早工的话給记八个工分，若是早饭后出工则给记六个工分。二大不管咋说也是个男人啊，所以，他的工分标准是六分，而二妈因为是个女人，只给她记四分。不管咋说，二大二妈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俩人每天能获得跟一个青壮年劳力同等的酬劳，已经非常的心满意足了。

　　二大和二妈自从参加了队里的集体劳动以后，变得开朗了起来。原本愁容满面的样子一下子当然无存了，整天乐呵呵的，他俩经常给人说：

　　“还是共产党的政策好哇，要不然我们这些个残废可就没法儿活啦!”

　　也许是身体有残疾从小被人看不起的缘故吧，二大二***性格显得很是懦弱和谦卑。不管见了村里的男女老少任何人都表现得十分客气和热情，脸上总是挂着恭维的微笑，为人十分谦和友善。

　　村里不管是谁家有什么红白喜事或是病病灾灾的，二大和二妈都会不失时机地出现，帮着主人家忙前忙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因此，两口子在村子里人缘很好。除了他们的大哥和嫂子侄儿们，村里人对二大二妈还是十分友善的。生活在这个充满了人情味儿的小山村里，时时都能得到了乡亲们的关怀和照顾，二大二***人生才算是有了一些温暖。

　　记得又一次二妈得了重感冒，躺在炕上爬不起来了，村子里的男女老少都带着鸡蛋、挂面等物品跑去看望她。整整三天，那个破败的小院里第一次门庭若市、络绎不绝。二大二妈激动得热泪盈眶，感激不已。

　　二妈病好了以后，就拉着二大挨家挨户地到村里各家各户去回访答谢乡亲们，整整回访了三天，几乎把家里能拿出手的东西掏了个净光。

　　因为参加了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得到了村干部和乡亲们的照顾，二大二妈基本生活才算是有了一些起色。最起码不用饿肚子了。正因为如此，二大和二妈对集体的事儿就表现得特别积极和热情。

　　那年，麦收的季节到了，妈妈准备回老家参加生产队里的麦收。她非要把我也带回老家，让我跟着她上山去捡麦穗，说是让我体验一下农村艰苦的生活。她告诉我，在老家别人家像我这么大的孩子一个麦收季下来，能捡一二斗麦子呢，那可是当时那个年代一个人大半年的口粮啊!

　　那是个麦子丰收的年份，满山遍野金灿灿的麦穗儿在夏日的微风里轻轻地摇曳着、翻腾着，远远地望去，宛如一片片金色的波涛一波追逐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蔚为壮观，煞是好看!

　　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妈妈就拉着睡眼惺忪的我跟随村里的大人们一起上了山，开始了一天都劳作。

　　人们一字儿排开，随着手中飞舞的镰刀，一把把麦棵被齐根割断，聚拢成了一捆捆的麦垛。我和一帮小伙伴们跟在大人们的身后，在割过的麦地里捡拾着四处撒落的麦穗儿，装进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挎包里。

　　在我们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洒落在麦田里的零散麦穗谁捡到了就归谁。所以，村里的那些孩子们年年麦收的时候都会上山捡麦穗。手法灵活的小伙伴每天可以捡到满满的一挎包。

　　我是在县城长大的孩子，吃不了苦。所以，每天捡到的麦穗还不及人家的一半，为此，天天遭到妈***数落。这样一来，我对拾麦穗更没有兴趣了。我常常乘妈妈不注意就跑到旁边的山坡下面去逮山鸡、抓蚂蚱;有时，干脆就躲在某个麦垛下面偷偷地睡觉。当然，换来的自然是被妈妈揪着耳朵好一阵奚落。

　　后来，二大和二妈背着妈妈把他俩休息时候拾到的麦穗偷偷地塞进了我的挎包。晚上回到家换来的自然是妈妈温柔的夸赞了。从那以后，我每天都跟在二大二妈屁股后面拾麦穗，自然，我的挎包每天都是鼓鼓的了。每晚回到家都能换来妈妈亲昵的称赞和一些微小的奖励。

　　可是，好景不长啊!没过几天，妈妈就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她把我捡来的所有麦穗都装在了一个大口袋里，拉着我就去了二大二妈家。

　　妈妈，把口袋往炕上一放，对二妈说：

　　“老二家的!不是我说你们，你俩咋能这样惯着孩子呢?”

　　二妈吞吞吐吐地说：“我看孩子年龄还小，再说也没干过啥活，你又对他不依不饶的。我们看这孩子怪心疼的，所以想帮帮他……”

　　“哎哟!老二家的，你俩误会啦!我是想，这孩子从小在县城里长大，没咋吃过苦，也不懂得粮食是咋来的。我带他回来拾麦穗是想让他锻炼锻炼，培养他热爱劳动，不怕吃苦的品行。你俩这样做，我的心思不就白费了吗?”妈妈解释道。

　　二妈俩手一拍：“哎呀!二嫂，误会啦!我俩以为是你们家孩子多，又都是农村户口，粮食不够吃才把孩子带回来拾麦穗的。孩子年龄小，没吃过苦。你又不给孩子好连看，我们看他也挺委屈的，就想帮帮他，哪想到你是这么个意思呀!”

　　妈妈说：“你们家生活挺不容易的，这麦子我们说啥也不能要啊!”

　　二妈急了：“嫂子!这里面也有孩子捡来的呀!我们不能要!”

　　妈妈拉着我一边走一边说：“老二家的，留下吧!你们要真想帮他，那就让他以后多干点活儿，让他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好啦，就这样吧!”

　　说着，妈妈拉着我风风火火地离开了他们家。

　　从那以后，二大二妈不再把麦穗往我的挎包里塞了，但是，他俩在地里见到我的时候依然还是把手中捡到的麦穗塞到了我的手里。

　　每天收工的时候，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们，用一根两头尖尖的扁担分别插入两捆麦捆里，搁在肩膀上颤悠悠地挑起麦子箭步如飞地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夕阳下，几十个裸露着油亮肌肉的汉子们担着沉甸甸的麦捆，排成长长的一溜，在蜿蜒的山路上流动着，那场面十分壮观，十分震撼!

　　女人们则是用绳子背着一大捆麦子，弯着腰、弓着背，步履蹒跚地往山下走去。汗水浸成了泥水，把湿淋淋的头发紧紧地贴在了红扑扑的脸颊和脑门上，让这些女人们显得得更坚强、更妩媚。

　　二大二妈虽然身有残疾，然而他俩在这个时候也绝不示弱。他们每人背起比别人小一些的麦捆，走在所有人的后面，艰难、吃力地一点点地向前挪动。远远望去，就如同两个缓缓移动的甲壳虫。

　　队长和乡亲们不止一次地劝他俩不要背麦子了，可是他俩说：

　　“没事儿!我们能背一点是一点，背一点就少一点，要不然大雨一来烂在地里就可惜啦!”

　　人们拿他俩的固执也没办法。就这样，他俩依然每天回家都要背上一捆麦子，从不间断。

　　有一天，我跟几个小伙伴由于贪玩，等我们想起该回家的时候才发现天色已经黑暗下来了。由于恐惧，我们一个个狂奔着往山下跑去。

　　突然，跑在最前面的一位大孩子猛然站定不动了，他用颤抖的声音指着前面转弯处两个黑乎乎的东西说：

　　“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一帮孩子吓得既不敢动也不敢说话了。

　　“是平娃吗?你们快过来呀!”

　　我听出来那是二妈喊我的声音，我们赶紧跑了过去。

　　只见二妈坐在地上，怀里抱着浑身是土、满脸是血的二大。

　　孩子们吓得尖叫起来：

　　“二妈!这是咋啦?二大咋啦?”

　　“你二大摔了一跤，从那上面滚了下来，把头摔破了，胳膊也摔断了。快!你们赶紧跑回去叫人，快点!”

　　两个年级稍大的孩子撒腿就跑去叫人了。

　　这时候，二大睁开眼睛，用虚弱的声音对我说：

　　“平娃……你们几个去……到坡上……把我撒落的麦子……都给捡起来，一棵都……不要落下……”

　　我哭着说：“二大!不要了吧，咱不要了!”

　　二大突然瞪大了眼睛：“啥?不要了?不行……那是生产队的粮食，也是咱大伙儿的……不能糟践了啊!”

　　我被二大的呵斥吓呆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这么严厉。

　　“平娃啊!你们就听你二大的吧，去把那些麦子捡回来吧!”

　　望着二妈近乎央求的眼神，我答应了一声，就招呼着小伙伴们爬上了山坡，摸索着把那些散落在草丛里的麦草一点点地收拢起来，分别捆成了几个小捆。

　　这时，队长带领着七八个年轻的汉子赶来了。他们用带来的扁担和绳子扎起了一副简易担架，抬着二大连夜就赶往二十多里外的县城去了。

　　我们几个孩子每人夹着一小捆麦子，搀扶着二妈回了村。

　　那一夜，我跟妈妈就住在了二妈家里给她作伴儿。晚上，二妈在黑暗里对我说:

　　“平娃!今天，你二大冲你发了火，他平时不是这样子的，他还是非常喜欢你的。今天也许是他摔疼了吧?你不要计较啊!”

　　“二妈，不会的!我咋会计较二大呢?”

　　“那就好，那就好……”

　　长大以后，我终于明白了那天傍晚二大为什么对我吹胡子瞪眼说过的那句话：那是一个依赖着集体的关照才得以保障生存的残疾人对那个集体的忠诚宣言。

　　那一句“那是生产队的粮食，也是咱大伙儿的”呐喊，至今还常常在我的耳畔萦绕，不曾消逝!

　　再次见到二大二妈是我回老家给奶奶奔丧的时候。

　　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市里的政府部门工作，按照我们当地人的说法：我已经是“公家人”了。

　　奶奶去世的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是要当做喜事来办的。因此，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自愿赶来参加***丧事儿。

　　自从上了初中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迄今已经有十多年了。这次回来，发现村子里我所熟悉的老人少了许多，反倒是不认识的半大孩子却多了很多。

　　村里除了寥寥几户人家箍了新的石窑洞以外，绝大部分还居住在祖辈传下来的那些破旧的土窑洞里。场院边上以往最热闹的那三孔“公窑”如今也显得十分冷清、孤寂，甚至有些破败，看得出来，那里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没想到改革开放已经搞了好几年了，为何这个偏远、贫瘠的小山村依然还是老样子，整个村子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倒是让我觉得村里的人们一个个都显得有些萎靡不振、无精打采，脸上挂着一副懒散、漠然的神情。

　　跟妈妈和大婶们的闲谈中，我知道了二大二妈一些基本情况：

　　二大二妈一直没有生育，无儿无女。二大自从那次背麦子摔断了左臂之后，就再也无法干活了。生产队便在场院里给他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做个样子。那些年，夫妻俩在生产队的照顾和乡亲们的帮助下生活得还算是比较平稳的，最起码基本的生活还是有所保障的。

　　然而，自打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后，二大二妈日子可就不那么好过了。分地的时候，村里为了照顾这对苦命的残疾夫妇，特意把靠近村旁的一块二亩三分平整的土地分给了他们。但是，二大自从左臂受伤以后，就再也无法农活了，地里的活儿只能靠二妈一个人拖着残疾、瘦弱的身躯，双腿跪在冷冰冰的黄土里缓慢地、艰难地侍弄着庄稼。好在二大的三侄子经常在夜晚背着家人偷偷地过来给他们帮忙，两口子就靠着那二亩三分地微薄的收成维持着生计。

　　谁知，“麻绳总拣细处断”，两年前，二妈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犯病的时候气都喘不上来，哪有力气再去地里干活呢?无奈，夫妇俩只好把自己的土地转租给了三侄子。

　　三侄子是二大他哥的第三个儿子。三侄子从县中学初中毕业以后就回家务了农，后来就结婚生子、扎根农村了。也许是有了孩子以后使他懂得了为人之子的道理，或是说他毕竟是一个有文化的知识青年，懂得孝敬老人是一种美德的缘故吧，所以，三侄子对二大二妈还算是很不错的。经常在背地里偷偷地帮助、接济两位长辈，在村里享有很好的口碑。

　　土地租出去以后，二大二妈就靠着每年一百多块钱的土地租赁费和村里乡亲们的周济勉强维持着艰难的生活，日子过得很苦。

　　听了二大二妈的遭遇，我的心像是被人恨恨地捏了一把，又憋又疼。那一刻，我十分迫切地想见到他们。妈妈告诉我：二大二妈一定会来参加奶奶葬礼的，只是他们现在自卑的很，一般是不会到众人的面前露脸的，这时候说不定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拿出回来前给二大二妈准备的礼物，在人头攒动的院子里、硷畔上四处寻找着他俩的身影。终于，在硷畔上一棵枯老的枣树下面我看见了蜷缩在那里的二大和二妈。

　　当见到二大二妈时，我不禁愕然了：

　　只见二大二妈身穿破烂不堪的衣服，蓬头垢面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浑浊无神的双眼闪动着呆滞、麻木的目光。我不敢相信，二大二妈方才四十多岁的年纪怎么就会像一对六、七十岁的老人一样苍老?他们原本就矮小的身躯更加佝偻着、蜷缩着，更显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来。

　　“二大二妈，你们还好吧?不认识我啦?我是平娃呀!”

　　二妈伸出哆嗦的双手，颤巍巍地叫了一声：“平娃……”就哽咽地说不出话来了。

　　二大也认出了我：

　　“平儿!你可……回来啦?二大以为……再也……见不到你啦!”说着，两行热泪顺着干涸的沟壑滚落下来。

　　我强忍着即将涌出的泪水，强笑着说道：“二大二妈，我这不是来看你们了吗?你看，我还给你们带礼物了。”

　　我把装着两瓶酒一条烟还有若干饼干、点心、水果罐头和零星小吃的网兜递到了他们的面前。　　二妈接过网兜一边翻看着里边的东西一边说道：

　　“还是我们平儿好啊!没把我们这两个废人……给忘了。好哇……好哇……”说着，二妈憋不住终于放声大哭了起来，引得院子里许多人都莫名其妙地围了过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我把可怜的二大二妈揽在了胸前，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终于泪流满面、涕不成声了……

　　那天的酒宴上，我特意坐在了二大二***身边，陪着他俩吃了一顿丰盛、满足、愉快、开心的晚宴。

　　光阴荏苒，转眼又一个十年过去了。

　　那年春节，我带着妻子和一双儿女回到县城里跟父母一起过年。

　　正月初八那天中午，父母出去参加一桩老友家儿女的婚礼，我和妻子、弟弟妹妹在家里边看电视边打麻将，玩得正起兴。

　　突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妻子喊女儿：“快去看看，是不是爷爷奶奶回来了!”

　　女儿跑去开门，突然尖叫起来：

　　“爸爸，是个要饭的!”

　　我一边站起身一边纳闷：什么人大正月的就会出来要饭了?

　　来到门口一看，只见门口站着一位手里拄着木棍儿的老人，矮矮的个子，双腿扭曲着，佝偻着驼背，头几乎都杵到了地上，人已经衰老得不成样子了。

　　我的怜悯之情一下子涌了出来，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块钱的纸币递到了他的面前。

　　老乞丐颤巍巍地伸手接过了钱，抬起头说了一句：“好人呐!谢谢!祝你们全家新年发大财!”　　“诶!这不是二大吗?”妹妹在我身后惊讶地喊了一句。

　　我仔细一看，一下子愣住了：天呐!这不正是我十年没有见面的二大吗?

　　“二大!是我呀!我是平儿!你咋成这样啦?”

　　老人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愣住了，然后他突然转过身就要走。

　　我赶紧一把拉住了二大，硬是把他拉进了家门，按倒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我喊来旁边有些莫名其妙的妻子给她介绍道：“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老家那个二大呀!”　　妻子惊叹道：“二大?他……怎么会成这样了?”

　　我又喊儿子和女儿：“这是你二爷爷，快叫爷爷!”

　　两个孩子躲在一边瞪着眼睛惊奇地看着眼前这个脏兮兮的老头儿不知所措、一言不发。

　　我招呼着妻子和妹妹赶紧去厨房给二大弄些现成的吃的东西。

　　在跟二大的闲聊中，我大概知道了他这些年来的一些情况：

　　二大的三侄子五年前去外地打工时出了车祸，媳妇也带着孩子改嫁了。从此，二大二妈就再也没有人管了，只有靠村里一些好心人的接济艰难度日。日子久了，二大二妈实在不好意思再连累乡亲们了，就在一天晚上背着铺盖卷儿偷偷地离开了自己的破窑洞，出来四处行乞，居无定所。两年多以来，他们夫妇二人互相扶持，相依为命，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地四处流浪。天有不测风云，两年前的冬天因二妈为的哮喘病加重了。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二妈一口气没上来，就撒手抛下了残疾的二大，离开了这个苦难的人世。从此，就剩下孤苦伶仃、行走艰难的二大一个人继续四处流浪，乞讨度日。

　　听到这里，我哽咽了。

　　二大二妈这些年的的遭遇让我原本就很脆弱的感情崩溃了，痛苦把我憋得再也无法克制，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

　　望着二大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我的内心如同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儿，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有一个劲儿地给他碗里夹着红烧肉。

　　“平娃，我吃饱啦!谢谢你啦!”

　　放下筷子，二大用粗糙、腌脏的手抹了抹嘴，挣扎着站起身来说道：

　　“我该走了!”

　　无论我怎么劝说，二大执意要离开。他说：

　　“平娃!今天我还能活着见到你就很高兴了。看到你现在过得很好，我也就放心了。我是个黄土埋到脖子根的人啦，活一天算一天，也没啥牵挂的。今天我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再待下去也终究不是个事儿。好啦，我走啦!有缘咱们以后再见!”

　　看他去意已决，我只好让妻子和妹妹把过年准备的各种年茶饭给他装了一大袋子，又拿出了五百块钱塞到他的手中。

　　二大看了看手中的钱，哆哆嗦嗦地抽出了一张装进了自己的怀里，剩余的放到了茶几上说道：　　“我一个人也不花什么钱，一百块就够了。剩下的这些就算我给两个孙子的压岁钱吧!”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

　　送走了二大，我叼着烟卷儿独自站在阳台上，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山梁思绪起伏，感慨万千……

　　第二年春节前，我回家接父母到市里我家过年。

　　晚饭后，母亲告诉我：二大死了!

　　一个月前，在一个风雪肆虐的夜晚过后，人们在县城西关大桥下面的桥洞里发现了二大冻僵的尸体。

　　二大是被冻死的，据说，人们发现他的时候，身上只裹着一块破烂的彩条塑料布，脸上流露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哭，也没有掉眼泪，只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传说，冻死的人临终前都是笑着死去的。我倒是愿意相信：

　　在弥留之际、冥冥之中，二大看见二妈微笑着挥动手臂向他招手，他便微笑着、十分开心地向她款款走去……

　　——写于2013年4月17日7:5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