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的日子，恰逢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40周年。在这个追思缅怀的日子里，我突然有一种迷离感。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至少是80后一代，是没有见过活着的毛泽东的。而大大小小的影视作品里的毛泽东，也只是经过转述后的毛泽东。历史本身是存在过滤机制的，这就不禁让人去想，我们认识到的毛泽东，是否就完全等同于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那个毛泽东呢？

　　这不禁又让我想到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心理动机。所谓“凡非我亲眼目睹之历史，皆非确实之历史"。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作为一个生长在新中国红旗下沐浴着灿烂阳光的一代，我们被灌输了”吃水不忘打井人“的概念，于是要找到那个感恩的源头。最终我们找到了毛泽东，于是毛泽东就上了神坛。那么一个战后出生的日本小孩，都没看到过日本人去生灵涂炭，为什么要相信自己的民族制造过令人发指的杀孽，为什么要背负这无妄的负罪感呢？即使你把血淋淋的历史影像资料给他看，因为他本身内心里抗拒，也只会以各种方式证明你的资料是伪造的。我这不是要做什么翻案文章，也不是要帮日本右翼说话。我想说的是，之所以日本当下右翼势力抬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德国在战后不久就道歉了。那么一来，这种道歉的态度就被继承下来了。二来，下一辈新生的德国人也不需要一出生就背负着巨大的谴责。他们所要做的，仅仅是铭记历史。于是越加不会再次犯错。而日本的事情拖了太久，对于侵华没有明确的历史态度，而历史始终要一个说法。而亲历历史的那一代都渐渐死去。那么同样的，一来，这种模棱两可、闪烁其词的态度被继承了下来。二来，下一辈新生的日本人本能的不愿承受原罪之重。于是这部分年轻人就更愿意接受闪烁其词甚至是否认抵赖的历史态度。于是再重蹈覆辙的可能性正在无限放大。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今日事，今日毕”是很重要的，否则夜长梦多，养痈贻患，遗患无穷。而且贼因为做贼心虚，还会恶人先告状。你看看当下的日本，一下指责东海防空识别区，一下诟病中国的军费开支，制造“中国威胁论”，都是源于这种心理。

　　于是好多国人一提到日本，就一副欲杀之而后快的嘴脸。却没有人去想，倘若轻启战端，国家将会被拖入一个怎样的泥潭？看看美国的前车之鉴吧！从克林顿下台时的生机蓬勃，到现如今陷入越打仗越穷，越穷还越打仗的怪圈中。是什么在作怪？三个字，不容忍。因为没有足够的宽容和忍耐，所以动不动就打仗。你看看这样的国家，在历史上最后都是个什么下场。罗马帝国，自我分裂。成吉思汗，客死异乡。那么换过来说，战争的对立面就是外交。而外交的核心思想，就是维持地区间微妙的平衡。而历史的平衡点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只有从一个平衡点顺利地过渡到下一个平衡点，自身才能有发展的机遇。好多人喜欢毛泽东时代，是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扬眉吐气不窝囊。毛泽东的时代之所以能打，是因为当时是乱世，时局尚且不稳，地盘在重新划分。但是现在，格局都已经定下来了，你要是再打，你就是规矩的破坏者，是所有守规矩的人的公敌。这里就要说到战略和战术。中国象棋，就是典型的战术思维的产物。最终的结果就是你全死我全活。而在历史的舞台上，你不可能打下整个世界，就算打的下你也统治不了。而另一种棋，围棋，就是典型的战略思维。围棋中有许多定式，而这些定式的目的，不是要我赢过你，而仅仅是取得一种均势。它的结果是你活我也活。最后我赢你半目。我比你活得好那么一丢丢，就够了。战术的目的是赢。而战略的目的，就是我刚说的，平衡的转移。说到这里，就可以说一下南海问题。我们外交部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其实是有大智慧的。你想，为什么要搁置争议呢？这是为了保持当下的战略平衡。而共同开发呢，则是将战略的平衡引向对我方有利的局面。因为你要是不搁置争议的话，那美国就要来横插一杠子。而共同开发，开发也是要本钱的好不好？你越南菲律宾这样的穷国，你要他开发他也得开发的起啊！而这些年，中国在南沙上填的岛礁，建成了大量不沉的航空母舰。而美国是域外国家，他不能插手。

　　说回到毛泽东的问题。之所以现在有了所谓的“挺毛”党，是因为如果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前半生戎马辉煌，到了晚年犯了一些错误，人们就习惯性地做一种二八开或是三七开的评价。而中国人习惯偶像崇拜，所以不能接受一个有污点的英雄。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人的成与败往往都是由于同一个逻辑。毛泽东的成功，是因为他一生贯彻的群众路线。而毛泽东晚年之所以要发起文化大革命，是他觉得知识分子群体和一部分国家干部开始走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简而言之，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维护人民政权的纯洁性。在这里我很想说一句，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于国家造成的损失。那么倘若我们不发动文化大革命，任由当时的“走资派”思想泛滥，又会怎样？是否会效仿苏联解体？如不解体，成为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中国，走着和美国一样的发展道路，处处步美国的后尘，沿袭其霸权外交的思想，那么达摩克利斯之剑说不定早就落下来了。因为这些没有发生，所以我们感觉不到，于是才觉得眼前的损失是巨大的损失。

　　同样的，时至今日，我们还能说资本来到这世上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吗？什么叫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不应该吗？一个资本家他出钱建厂房、买设备、雇佣工人还要联系产品的销路。他就不应该从中获得一些应有的利益吗？这些质问看似很对。但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马克思当年面对的是欧洲的“圈地运动”，农民被强行剥夺土地，成为了失地的劳工。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下，马克思说出这些话你还觉得奇怪吗？同样的，我们怪罪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也同我们今天批评《资本论》是一样的。在毛泽东生活的当下，有智能手机吗？有互联网吗？有现代金融业吗？既然没有，那么一切建立在这些基础设施上的现代社会制度与体系，你让当时的毛泽东如何预知？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是一个危机四伏、各方势力都还对我们虎视眈眈的中国。是一个还没有融入世界贸易圈的中国。既然外部条件还不成熟，那么就只能做好排在最高优先级上的事情。那就是党的路线问题。我一直在说，中国这些年的强盛，是源于党的基本路线的持续贯彻。对内我们要走群众路线，对外我们要和平崛起。而之所以中国如今仍在走群众路线，正是因为有了文化大革命。而之所以我们选择和平崛起，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痛定思痛，得出的宝贵经验教训。

　　我们经常说历史真相。但真相有时并不那么重要，比真相更为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共识。而与之相对的概念叫争议。1+1=2，这是真相。大多数人都觉得1+1=2，这是共识。有人觉得1+1=3，于是他和主流意见就有了争议。这时候又有一个人觉得1+1=3，他们两个之间就有了共识。真相只是真相，仅仅是一个基础判定。而最终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仍旧是共识与争议。毛泽东因为团结群众而赢得了天下，也因为一部分人的脱离群众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他一以贯之的人生信条使然。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共识。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即使是群众，也仍然有士农工商的区别，依据其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不同，我们的社会正越来越形成相对鲜明的阶层。这是历史的洪流，没人可以阻止。这个时候，或许之前的理论已经不能完全适用，虽然指导思想不变，但是在具体的方法和手段上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升级与拓展。但是站在历史发生的当下，当时的人不可能看透那么久之后几经变化的世界格局。所以站在历史发生的当下评价历史，而不是现实的当下坐拥这那段历史之后才出现的新的认知去马后炮般的搬弄历史的是非。这又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同样，在历史的当下没有解决的问题，遗留到了现在。那么出于现实的考虑，我们提出的方案不是进行穿越，进行历史的假说和重写，去想如果当时那样，现今又会如何。而是务实地去思考，当下能做的是什么。怎样在不破坏战略平衡的前提下，把事情朝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来发展。